在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上，车厢的喇叭正播放着欢快的新疆乐曲。过道里，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跳起了民族舞，旁边铺位上的人们纷纷聚拢过来，一边唱歌一边拍手，他们唱的是《边疆处处赛江南》。
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有的脸上印着沧桑；有的生出白发，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支边青年”。若是时光再现，回到四十多年前，他们的命运就是从这趟西去的列车上开始的。
尽管那个年代并不算遥远，尽管有过1800万人的知青大潮，但是当人们现在提起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曾经是“知青运动”的前锋，之后又变成了返城大潮的垫后。人们或许不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有将近十万上海青年男女，当他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就远赴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生产建设兵团。
当重新寻访这段往事的时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处，听到人们提起他们，依旧称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又总是听到人们称呼他们“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么，他们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边青年，还是知识青年？究竟是应当扎根边疆，还是应当落叶归根？这一连串的话题，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却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记忆。
大力
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