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吸收新知”。任何一个科学家，甚至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天才，都不是天生的。他们的一生，都是不断吸收新知识、新思想，不断使自己保持开放和生命活力的一生。世界一直在发展变动，已知的世界越大，未知的世界也就越大。一个想保持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人，必然要不断发现和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去积极寻求新的知识，探索新的未知世界。
五是“学术争论”。科学世界是百家争鸣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不应有国王和臣民，更不应有极权和特权。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喜欢听到别人不同的声音，越是勇于面对新的观念的洗礼和新问题的挑战。科学天地，本应是人类最自由、最能张扬个性、最渴望“大不同”的天地，这也是科学世界里最诱人的美丽之处。
第二条道路：哲学之路
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条道路是哲学之路。
哲学是一切文明的灵魂。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
哲学的自由就来自人对世间万物的无穷探索和追问。
哲学的终极价值在于打破狭隘与成见，在于不断开辟新的探索路径，在于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可能。
自从有了哲学，人类才开始走上自觉地摆脱蒙昧与遮蔽之路，走上自觉地认知、探索和追问世界奥秘之路。
哲学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路，而是从“世界”和“人”的原点出发，向无数的方向、无穷的远处走去的“无数条路”。
走在哲学之路上的哲学家们，尊奉着一条原则：不走前人走过的路。即使是关注同一个哲学难题，也是你沿着一个方向走去，我向另一条道路开辟。
永远朝着新的方向。
永远向着未知的地方。
永远揭示新的秘密。
这也许就是哲学最诱人的魅力：它就像一株大树，根向着无穷深处、无限方向扎去，永远在长出新的枝叶，永远在绽放新的芬芳，永远在结出新的果实，永远生生不息……到今天，当代哲学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追问更加自觉。
大约从1960年开始，围绕科学认识的基础、方法和界限的哲学讨论发展成一种广泛的思想运动。有关这类讨论的文章来自世界各地。与哲学史上的早期年代不同，现代思想家们能够经常会面，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上，在著作里共同讨论问题。一个孤独的思想家想旁若无人地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思想家们讨论的主题转向：特有对象的概念及其关系；自然与人工语言；真理、必然性和自然法则；归纳与演绎；科学认识的进步及其可检验性与可证实性；因果性与可能性；自由与必然性；心理物理学问题……
1962年，库恩发表了他的《科学革命的机构》第一版，他以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为依据，得出了一个令科学理论家们瞠目的结论：自然科学认识的进步并不是逐步地和持续地进行的，而是在危急的变革中跳跃式地发生的。
库恩首先描述了“常规”科学的本质。他指出，常规科学发生于科学家共同体中，他们将过去的科学成就和认识作为他们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背景而接收下来，这些科学成就和认识通常被写进了人们普遍认可的教科书里。科学家共同体忙于解答那些普遍流行的而且原则上讲能够被解答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牛顿力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科学背景。牛顿力学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范式”而行使着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科学认识进步的特点就是：平静的发展和渐进的知识增长——这种观点对于“常规科学”的时代是完全适用的。但是，有时却会出现一些与这种范式不相符合的现象，即所谓的反常现象，它需要一种彻底的思想更新，一种全新的理论起点，并最终发生一种范式转变。而这种范式转变不会发生在常规科学家的头脑里，不会有越来越多的旧范式追随者去“皈依”新的范式，而更多的情况是，从一开始就熟悉新范式的年轻科学家会变得越来越多，而旧的范式的追随者则会逐渐消亡。
费耶阿本德则将库恩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彻底地排除了，他否认科学方法和范式的可比性，并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在他看来，没有绝对真理，因为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达到与事实完全相符。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无政府主义认识理论纲要”。他认为，科学发展没有一定的规律，科学理论也没有固定的价值标准，因此科学研究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
谁都可以从事科学研究，而且也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各种理论和假说都可以并存，他们之间应该彼此宽容。这就是费耶阿本德所说的方法上的“达达主义”或“方法多元论”。
在科学和认识理论上，波普一开始就没有把兴趣放在研究和巩固既有的知识上去，而是把兴趣放在了如何获得新知识这个问题上，他更感兴趣的是知识的发现、发明和增长。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他就归纳问题的解决又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他指出“没有任何真的检验陈述会证明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这一主张”，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某种检验陈述会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于是科学在许多彼此竞争的理论中做选择时就拥有了一个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他就能够把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剔除掉。原则上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那些保留下来的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新的检验陈述证明为假的而被淘汰。
波普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经验而推导出某种理论假说。科学假说并不是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而更多地是通过瞬间的和直觉的灵感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又转化为一种在经验上可被检验的假说。在科学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波普看来，通过归纳，我们既不能获得必然真理，也不能获得或然真理。
“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
“另一方面，我绝不认为我们要放弃寻求真理。我们对理论的批判性讨论受寻找一个真的和强有力的说明性理论的想法支配着，而我们通过诉诸真理观念为我们辩护：真理起着规则性观念的作用。我们通过消除谬误来测定真理。我们对猜测不能给出证明或充足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猜测到真理。我们有些假说很可能是真的。”（卡尔·波普著《客观世界——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31页）
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可以被看做是他的本体论的核心部分。波普把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卡尔·波普的《客观知识》一书，其副标题就是“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他对进化认识论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进化认识论的创始人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也是行为科学的先驱。他曾经说过一句简短而精辟的话：“实在世界的范畴与我们的认识相配，这就像马和草原相配，或鱼和水相配，他们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501页）
在洛伦茨看来，认识系统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和鱼与水的关系，或一幅画与被画的对象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
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通过观察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对人的空间、时间、速度和数的概念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进行了研究。
而对动物学家黎德尔来说，整个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得认识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把动物也看做“假说的现实主义者”，它们也会通过不断的摸索去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空间和时间的形式，也是人类及其祖先进化的产物，这既说明了人的伟大的创造能力，也说明了人的能力的限度。当我们遇到物质的基本粒子或宇宙的整体结构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进化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进化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对于个体以及种群的保存并不是性命攸关的。
进化认识论的思想家们的基本观点是“假说的现实主义”：人不可能获得最终确定的知识。认识是有缺陷的，在认识能力上人也是有缺陷的。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如果说过去的哲学家们在思考科学问题时，通常考虑的是如何获得较为确定的认识基础和如何采用正确的方法，那么，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认识的界限以及科学的意义和目的。
一言以蔽之，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无止境的科学进步的意义、目的和正当性，以及技术的实际应用所带来的问题。除了核能技术、基因技术等带来的思想冲击之外，还有许多思想事件，促使人们逐渐关注科学的界限和科学的边界问题。
1927年，维尔纳·海森堡在量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即在原子范围内不存在精确测量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认识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1930年，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在维也纳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了他的“不完全性定理”。后来这次报告的内容以《论数学原理及其相近体系的不确定性》为题发表。哥德尔认识到，对自然数理论来说，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中所说的公理体系包含的原理虽然是真的，但是它在体系的范围内却得不到证实。他的“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数学根本不可能精确完整地描述实在世界。
哥德尔的理论，是人类认知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即我们的认识原则上是有限度的。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认识的界限，而且更多地涉及自然变化过程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因此，因果性这个概念也就被相对化了，一种完美无缺的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测不准原理”和“不完全性定理”是微观物理世界的理论，对于宏观物理世界来说，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仍然还是能够被认可的。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对于整个宇宙谈什么“某个特定时刻”变得没有意义了，同时确定性这个概念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在宏观物理世界里，往往把遥远的干扰排除在外，尽管如此不确定性也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微小的计算错误是难免的，而这种微小的计算错误，可能导致对整个发展过程的预测错误。这样看来，我们绝不可以把太阳系的运行与一个精确时钟的运行相提并论，而更应该把它看做一个不精确的时钟，起初的一点细微干扰，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误差，甚至会导致“决定性的混乱”。
波兰数学家贝诺伊特·曼德布洛特（1924—2010）发现了另一个精确测算的原则上的界限。他是碎片几何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碎片现象做了这样的解释：英国海岸线有多长？对此我们只能大约给出一个数据，比如以公里为单位。能不能更精确一些呢？用米来表示呢？或者用毫米呢？是不是应该把那些不规则的构造也算在内呢？不管我们选择哪一种标准，总是还会存在一些细微的无法把握的不规则的碎片，它们无法被考虑在内。对此，他试图发展出一种应对这种现象的数学方法，即“分形几何论”。
至此，我们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能再去相信科学万能了。科学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是有限的。而自然本身也为我们认识它设置了障碍。我们能不能完全搞清楚生命无法估量的复杂性呢？特别是当宇宙的界限正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不断地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否期望解开所有的宇宙之谜呢？
科学认知和哲学认知的终极，竟然是无法抗拒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如同我们站得越高，眼前世界甚至连地平线也变得一片苍茫——苍茫，难道是人类认知的终极结果？
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处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在这条漫长的哲学之路上，未知的奥秘永远在我们面前，这条路永无尽头。
“思想有多远，人类就能走多远。”这句话的深层内涵是：人类并不缺少空间，真正缺少的是思维空间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