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货船慢慢地停靠在虹口区的一个码头，我提着衣箱上了岸。紧随我之后的是一名脚夫，他接过了我那对旧式的洋铁皮衣箱。这是1917年2月的某一天，我首次来到上海。那时，黄浦江的两旁布满了仓库和货栈，仓库的通道十分狭窄。这天正逢雨天，通道里面自然有很多泥。后来，两辆大黄包车跟了过来，要我上车。不过，我拒绝了车夫的好意，依然坚持以步行的方式前往理查饭店，我已经在那里预订好了房间。在此之前，我曾在日本横滨坐过黄包车。那时，我对亚洲的生活习惯并不熟悉，坐在人拉动的车上，会如坐针毡般的难受。
我之所以前往上海，是因为我收到密勒的一封电报。我曾在密苏里大学读书，密勒是我的一位校友。没想到的是，抵达上海后，我竟在这里度过了25年的办报生涯。当时，上海的政治局势颇不安宁。作为一名记者，密勒主要在远东地区工作，他在当地名声很大。
密勒向威廉拍发了一份电报，表示他想在上海办报，为此需要聘请一名密大的毕业生前来协助。当时，威廉是密大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决定把这次工作机会留给我。
那时，已经有两家报社的发行人邀请我前去工作：一个来自《经济日报》，工作地点在爱荷华州首府第蒙；另一个来自一家日报，工作地点在佐治亚州的大西洋城，给我提供的职位是助理。与以上两个工作机会相比，我更倾向于去上海。征求过妻子的意见后，又与同事们多次协商，我最终决定离开密大，开始我的东方之行。
出生在密苏里州西北一个田庄的我，不像辛克莱小说中的英雄，“投胎在国际关系复杂的国度之中”。小时候，我在一所乡间小学读书，之后留在那里教学；攒了一些钱之后，我前往伊利诺伊州的昆西城。在那里，我靠送早报和晚报赚来的钱完成了高中和商学院的学业。几年之后，我成为《昆西自由报》的一名记者，这是一家较为资深的报社，在这里我赚足了到密大求学的学费。在密大，我就读于新闻学院，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学院。四年之后，我毕业前往汉尼堡的《邮递报》工作。汉尼堡位于密苏里州的西北部，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故乡。后来，我又回到了我的母校——密大，并在新闻学院做讲师，这是在《邮递报》做了四年的广告部经理兼发行部监督及市政组的采编主任之后的事。
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是鲜为人知的，我也不例外。我从教科书上获得的相关内容很有限，而且也不完全正确。当时，教授们在密大课堂上几乎不会提及中国，只有在历史课上才会稍稍涉及一点儿中国的情形；不过，相关话语并不多，且多数都是不好的评论。
庆幸的是，在密大新闻学院有很多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其中不乏与我相识的人。黄辛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于广东，先后在火奴鲁鲁和密大求学。彼此认识后，我和黄辛一起筹办了一个“四海俱乐部”，该俱乐部招募的会员都是密大的各国留学生。在学校报纸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密大留学生的问题。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名叫董显光，是我的一名学生。虽然这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几年后，他们在中国的新闻界都站稳了脚跟。此外，一个名叫户田的日本学生也是密大的外国留学生之一，他的身材十分矮小。当时，不管是我的学生中，还是学生军团中，户田都是最好的学兵。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日本陆军部队服役三年后才到美国读书的。
当时，我并不清楚前去上海是为了协助创办什么报纸。不过，邀我办报一事引起了密大很多人士的好奇和羡慕。总会有人问我一些哭笑不得的问题，譬如，一位朋友一边向我展示一张中国洗衣店的收据，一边问我能否阅读“鸡脚印”。就连密大的理发师也调侃我，他说他可以帮我留辫子。
随着前去中国的日期愈来愈近，我开始寻思未来的工作一事。在一家经济性的报纸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围绕小城市报纸组织计划的话题展开。令我吃惊的是，许多小城市报社都采用了我提出的方案。那么，这篇文章会对我在上海的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吗？我协助出版的又会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呢？或许，我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诸如写社论、拉广告、订户，会不会像乡下报社那样什么事都得做呢？我很熟悉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报社，因为我在城镇中的小报社工作过，当时除了排字，我还需要做各种杂活。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中国人会不会设立印刷公会。据说，通常情况下，一份中国报纸的文字量是5000个中国汉字。我不清楚中国报社的排字楼规模有多大，是否能排下这么多字。
我前去密大的图书馆，找到两本与中国相关的书，以便增加我对中国的了解：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另一本是《中国乡村生活》。这两本书出自同一个作者，他是具有幽默风格的史密斯博士。史密斯博士在中国传教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在这两本书中，他以极其幽默的方式描写了中国和中国人。然而，这两本书并不受留美中国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史密斯博士所描写的中国人生活的情节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而且多有偏颇。我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曾去听史密斯博士的演讲，演讲的内容以北京的政治局势为中心。当时，北京的共和政府内部颇不安宁，因为刚刚经历了宣统复辟的骚乱。这次演讲结束后，史密斯博士便返回美国，随后就退休了。那时，在场的听众听到史密斯博士说“中国正站立在一个危险的边缘”后，脸上无不流露出凝重的神情，刚抵达中国的外国人尤其如此。不过，史密斯博士接下来的话语和表情立即冲淡了这种沉重的气氛。他幽默地眨了眨眼，想了一下说：“实际上，他来中国已经50年了，其间他觉得中国每天都位于悬崖的边缘。”
我前往中国的时间是1917年1月，当时，我在旧金山搭乘了“日本丸”，它是日本的一艘远洋客轮。那时，我认为美国不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了3年时间。当我随着这艘轮船到达日本长崎时，一位船员奉船长指示对我们说，凡是去上海的旅客，都要回船中取下自己的行李。当时，我们正结伴游赏于长崎，这个城市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时间最早，它是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最后一个港站。这位船员告诉我们说，在长崎把所有到上海的旅客丢下后，船长将直奔马尼拉，这是横滨东洋汽船会社总公司的指示。于是，我和另外两三位前去上海的旅客被遗弃在长崎。长崎作为一个日本港口，虽然规模小，却比较特别。
于是，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开往上海的船只。在长崎的轮船公司打听时，我们从公司职员那里获知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三个星期之内没有到达上海的船只。当时，我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因而打算到港口去试试，看能否搭乘前往上海的货船。几经周折后，我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将我带到上海的船长，他答应给我一个舱位。但他提出要我没用完的横渡太平洋的船票并外加十美金，并且我只能自己带食物吃。由于情况紧迫，我只好同意了，于是，拿来行李后，我立马去买了一些吃的，准备前往中国。这位船长不仅对英语不熟，而且对我这个美国乘客也并不喜欢。
当时并不是阳光明媚的日子，直到船离开了西部的海湾，太阳才缓缓地出来，天气也变得暖和了一些。突然，我发现船上散出一种极臭的味道，并且随着气温的升高，这种味道愈发难闻。无奈之下，我找到了船长，问其原因。船长指了指堆在甲板上和舱口处的被稻草包着的货物，说：“臭鱼，这些臭鱼只有中国人才喜欢吃。”之后，熏在我衣服上的怪味很久才消失，但这种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我很幸运地搭乘了这条船，因为一周后从日本出发的“波塔瓦”号在中国海遇到了台风，这艘船是在俄国海参崴登记注册的，它被大风吹到了上海南部的海滩上，几经周折后遇险的乘客才被救了出来。
到达旧金山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客轮和货轮必须要在日本注册，而后才能通过太平洋这条大的航线的。无奈之下，罗勃杜勒船长只好在加拿大注册他所有的货轮。当时，罗勃杜勒船长是一名影响力极大的太平洋航线经营者。这时，太平洋邮船公司也不得不航行于南美和巴拿马航线，这是美国唯一的客运公司。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美国正处于战争的紧急关头，它们的船只为何会被迫离开太平洋呢？原来是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法案——《拉福赖蒂法案》。这一部法案是拉福赖蒂为了帮助美国海员而提出来的，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名自由派参议员。“美国的船只上不可以有亚洲船员”是这部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日本和英国以最廉价的方式雇用亚洲人，因而以高待遇对待船员的美国轮船公司根本无力与英日两国相抗衡。撤出太平洋航线也实属美国的无奈之举。如果美国货轮能够在英国注册，并雇用到中国水手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中国的水手不仅可靠，效率还高，堪称全球最好的水手。但是，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日本独霸太平洋，英国也只好将航线从太平洋撤回到大西洋。直到战争结束，美国的船只才重返太平洋航线，而且是鉴于联邦政府帮助建造船只之下，并以运送邮件为由签下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合约，才完成重回太平洋的愿望。然而，自从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之后，在这片辽阔的太平洋之上，美国船只的踪影就寥寥无几，只有零星的几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