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当起了合众社驻北京的记者，所以他早已经称得上是中国事务的行家了。1915年时，他曾经独家报道了一条消息，消息的内容是，日本向中国提的二十一条要求，人尽皆知，这二十一条都是无理的要求，可由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讲没有这事，合众社训斥了摩尔，并且把消息也扔到了垃圾中。当然，这件事我只是听摩尔讲的，并没有对它进行过调查。他在给了我很多建议之后，就把我一个人丢下，自己乘船回了美国，剩下我在中国听天由命。
让自己在报社站稳脚跟的过程既长远又困难重重。纽约总部在开始几个月的时间里既不批评我，也不表扬我，让我摸不到方向，整天忧虑不安。美国那边每隔十天都会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都是三到五星期之前的《纽约时报》。我每次除了招聘广告之外，基本上都会一个字不差地看完每一份报纸。当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报纸上的时候，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其实登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篇关于北京秋季赛马会的报道，篇幅很短，只是一篇花絮而已。报道是我邮过去的，没有发电报，因为它不是什么重要新闻。城墙外和颐和园之间的地带，西山脚下，就是北京赛马场。中国军阀正在开战的时候，相距十五英里左右的赛马会也开始了。在马会现场，人们可以听到战场上传来的如雷炮声，就连空气都被震得有些发抖了。可这边的中国官员、各国的外交官、军官和中国的有钱人仍然在毫不慌张地喝着鸡尾酒，吃着户外午餐，还看着赛马。这个景象让我感触很深，所以就写了下来。
在这之后，我去了“满洲”的大连、牡丹江、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又经过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到了位于松花江南的哈尔滨。
刚从“满洲”回来我就收到了电报，是纽约总部发来的，要求我对山东的饥荒情况进行调查。据说山东有五百万中国人正处于饥饿状态，几乎到了将要饿死的程度。报社被要求公开资助一项运动，要在美国多筹集一些资金以赈济灾民。
京浦铁路线按理说该一直延伸到长江北岸的浦口，也就是南京的对面，可是闹饥荒的时候，京浦铁路线南段的大部分是由国民党人掌控的；约有八十八英里的路段由张作霖控制；天津到山东南部的一段则由张宗昌控制。张宗昌身为山东部队首领，掌握着三千万人的生杀大权。
从北京乘火车到山东首府济南大约要经过三百英里多点的路程。出发前有人提醒我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食物，还要带着毯子和睡袍。食品我准备得很充足了。至于毯子和睡袍，我觉得有了豪华卧铺车厢的车票应该一切齐全了，所以就没有带。
我是下午2点坐上火车的。到了车上，我才发觉所在的包间中，窗户都已经不完整了，通往走廊的那个门也坏了，关不紧。离我比较近的这一面的车厢门只能半关着，上面连接门和车厢的装置被拧坏了。当时正是严冬时节，车外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门和窗口处一直有凛冽的寒风刮进来，中亚地区冬日的严寒尽显无遗。
从列车时刻表上看，我们差不多晚上11点可以到达济南。可火车停在济南站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点20分了。等到天亮还需要一个半小时，当时在站台上，只觉肆虐的狂风打在脸上就像鞭子狠狠地在脸上抽了一下似的，雪片在狂风的作用下上下翻滚，来回旋转，在空中横穿过站台。
那个时候的济南市还没有出租车，只有一辆人力车等在车站准备载客。我想随着车子走走，也好让身子暖和暖和，所以只把行李放到了车上。来之前我就学会了旅馆的中文发音，就告诉了人力车的车夫。那家旅馆如果用英语翻译过来就是“生牛肉旅馆”，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在同一幢楼的拐弯处有一家肉铺，这家铺子也是旅馆主人的。济南只有这一家西式旅馆。
人力车夫蹬着车，我跟着他行走在济南城十分狭小的街巷中。天还没亮，四周的寂静包围着黑暗，我禁不住感到一阵阵害怕。我越走这种感觉越强烈，害怕一下子冲出来很多人袭击或是抢劫我，更或者他们拿着刀对我一阵乱砍，我最后死在他们刀下。
车夫终于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他扯着嗓子喊叫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应，后来又用拳头在门上捶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开了门。走过门，穿过一条青石铺就的走廊，再走几步就到了院子，院中地面上遮盖着厚厚的银光耀眼的积雪。这就是传闻中的旅馆，我来之前还特意通过电报预订好了一个房间，带浴室的，想起这些，我禁不住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一丝无奈。我跟着旅馆的仆从走过几个台阶，到了院子外面，然后又步入一间开着门的屋子，点上了灯。
我预订的房间就是这里了。看样子房门已经开了整个晚上，屋里三分之一的地面上都是雪。墙角处有个铁炉子，只是没有可以烧的木柴或是其他可以取暖的东西。当然，房间里是没有浴室的。我跟仆从说让他送过来杯热咖啡或是热茶，他没有回答，我猜他可能听不懂英语，我只好又用中文说了一遍，可没想到他还是一直摇头。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脱了鞋，在没有一丝温暖的床上躺了下来，穿在身上的衣服包括那件大衣都没有脱下来。
我发现山东的确在闹饥荒，而且很严重。数以万计的灾民来到济南，想找到点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大都已经穷困潦倒。外国教会、中国红十字会、救世军和很多中方组织已经出面赈济灾民。每人每天能得到一碗小米粥，差不多可以保证他们在这个冬天里不被饿死。
灾民们大多都感染了疾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到处都是。这场灾难给人内心的震动是空前的。很多人就死在了大街上，尸体在烈日下已经被暴晒了很长时间，可是仍然没有人管。很大一部分灾民就用麦秸搭个棚子，住在里面，棚子两头都露着风。他们想找到一张床是很不容易的，基本上都是直接和地面亲密接触，大地在严寒的冬日里不知已经冻了多厚，他们就躺在冻土上。他们住的地方是没有一点排水装置的。
刚到济南那天，我就想去乡下看看这里村民的生活境况。旅馆的德国老板听了我的想法表示不支持，因为我没有代步工具，济南城中不光没有出租车，其他可以租借的车辆也都没有。说着他忽然想起美国一个传教会好像有辆汽车，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我写了张字条让馆内的仆从传给了那个教会，意料之外的，他们竟然回了话，还答应了。
教会中愿意帮助别人的那位传教士，在中午时分来到了旅馆。他开着车子，车子两边还有垂下来的软篷，是一辆福特旅行车。气温在十度左右，风仍然刮得很大。车里面除了传教士还坐着四个人，他的太太坐在车的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上，他们的三个孩子坐在后排，看起来很喜欢玩闹。我除了和他们一起在后面挤着之外好像别无选择。坐上车后我点了支烟，坐在前排的传教士太太马上抬起头，仰着鼻子说：“我相信，一位绅士是不会当着女士的面吸烟的。”
传教士开着车在济南城周围到处看，可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调查的价值。他开车先拜访了两个村子，每次一停下车，他们一家就去看望朋友了，只剩下我自己留在冰冷的车上一个劲地发抖，而他们互相说着小心，就到朋友家中捧着热茶或是热咖啡取暖去了。拜访完了以后，我们又去五个中国家庭中转了一圈，这些家庭都是信教的。直到天黑时，才回到生牛肉旅馆。
“一共是二十美金，”传教士开始跟我要钱了，他说道，“一小时才四美金，多合理啊。”即使他贴给我四十美元，这一圈无功而返，我也还是觉得受了他的骗。
《纽约时报》依据我这次调查，最后没有在美国组织捐款活动赈济山东的那些灾民。山东人民的灾难是人为造成的，是军阀张宗昌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夺取百姓的财物而造成的，并不是水灾、旱灾或者是蝗灾。
张宗昌简直就是个用暴力夺取他人财物的恶人，只不过还带了副笑脸。年轻时的他长得强壮，身高差不多有两米一左右，很健壮。他在“衙门”给我摆了个宴，宴席上的饭菜全是十分贵重、珍惜难得的美味佳肴，还有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程度几乎达到了“罪恶”的地步。他十分得意地指着一套从比利时定制的西餐餐具向我夸耀，那套餐具可以同时容纳四十个人用餐，每件餐具都是切割玻璃的，包括咖啡杯。他夸大其词地说，整套餐具需要花费五万五千美元才能得到。
我写了篇报道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报道内容是张宗昌的宴席、玻璃餐具、香槟和白兰地，还有他藏着的四十个女人，有中国姑娘，有来自韩国、日本的女人，还有两个来自法国的年轻女子。有一个美国女人，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她说，每次张宗昌为了私利到外地打仗时，都要逼着这四十个女人进入车厢和他一起出征。最近一次，他在出行前对着他的三千万百姓很有信心地说，如果这场仗打败了，他就要躺在棺材中回来。
他出征时专门带了一副装饰华丽的楠木棺材。结果他真的失败了，可是往回逃的时候，他并没有躺在那个棺材里面，而是坐在其中，喝得已有几分醉意，不停地抽着烟，棺材被一个板车拉着。
我在报道中写道，如果用美国的钱来赈济山东灾民，就相当于把钱给了这个恶霸，为他残酷的统治增加声势，助纣为虐。我说，假如山东人民不能摆脱灾难，他们也许会奋起反抗，推翻张宗昌的黑暗统治。即使不反抗，如果国民革命军能够打到山东，这里的人们一定会表示欢迎。
采访结束以后我回到了北京，接着很快就是圣诞。纽约报社这次终于对我表示了赞同。我收到了他们发来的电报，除了祝我节日快乐之外，还告诉我，每个星期给我增加十美元的工资。
我觉得自己在《纽约时报》的根基已经稳固，我成功了。我会在远东地区生活下去，一直到“故事”结束，我要有始有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