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在上海的十个星期，我真是痛苦到了极点。上海在距离广州以北八百英里的地方，可是却比广州还要炎热，而且十分潮湿。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我经受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惊吓。
我住宿在花旗总会，住房中带有一个浴室，可是又小又热，让人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后来在浴室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这间屋子难以忘怀，即便是现在，我闭着眼睛也可以画出里面镜子和壁灯的形状来。
由于前几日的旅途劳累，我睡的时间长了些，醒来时已经不早了。我走进浴室准备刷牙，之后，含了一大口水在嘴里，想把晚上留下的烟味漱走，那味道太浓。可当我抬起头时，却很奇怪地发现，嘴中含着的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无法将它们含在嘴里了。结果，我的睡衣前襟被弄湿了一大片。
我离镜子近了些，想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见左眼毫无缘由地在往下流泪，我赶紧去擦。没想到，我的眼睛根本就闭不上，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眼球上。这一惊，可有些不同寻常了。我只能用拇指和食指把眼皮给拉了下来，再想睁开时，却做不到了，只能又用手推开。我有些惊慌失措，反复试了几次，发现连左边嘴角的肌肉也不听使唤。
我只好马上去看病，到十点时，终于找到了一个美国人开的诊所。医生是美国俱乐部书记介绍的。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来迎接他将要给我的结果，只是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你得了中风，不太严重，但导致你轻度偏瘫。”他很认真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会有什么后果，能不能治？”
他尽可能经过仔细斟酌之后再通知你不好的消息：“你要清楚，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而且一旦出现只会比这一次更严重。如果出现第三次，就有可能致命。这种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你只有多多休息，不能忧虑，不能抽烟，不能饮酒，不能过于兴奋，也不能太过生气。”
我回到了花旗总会空荡荡的房子里，脱光了衣服，在那张硬床上躺了下来，脖子、肋骨上的汗水，一滴滴地滚落下来。每当我左眼疼痛或者流泪时，就开始休息，而且用手让眼皮垂下来。读书的可能性是不大了，可是思绪却如滚滚而来的波涛，我感到有些气愤。
大量休息，不能忧虑，不能过于兴奋……可我只是一个新闻记者，收入不高，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何况美国还有我的母亲，她孤身一人要完全靠我来养活。我现在还不到四十二岁，却得了偏瘫，不能吸烟，不能喝酒。当无法忍受时，我就会点着香烟，然后把左眼皮扯下来，以免受到烟熏更加糟糕，又给楼层的服务人员打电话，叫来了一杯威士忌，特别要求他兑了很多水。
我在房间里吃的午饭。喝汤的时候才发现，要想不把汤从嘴中漏出来，我只得把左边的两片嘴唇捏住。吃固体食物的时候，要想不掉出来，我只能用右边的牙齿咀嚼。我觉得实在是难受极了，干脆躺回床上，不吃了。我心中充满了愤恨，对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更是无比痛恨。我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胸口和腋下长满了痱子，红通通的一片；脚趾缝中长着脚癣；下巴和额头上，生着金钱癣。现在又多了个偏瘫，真是火上浇油。
我一时觉得难以接受，又跑到了浴室的镜子前面。这次我发现，由于我右边脸上的肌肉工作正常，嘴角附近的那块拧在了一起，好在不是太严重，虽然能看出来，但还没有达到毁容的程度。左眼就跟死了似的，没有一点表情。我自己大声地对着镜子说了几句话，总算还能清晰地表达，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些。
我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到了电报局，给美国的一个朋友发了份电报。这位朋友和我的关系非常好，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会施以援手。电报中，我让他马上电汇几百美元过来，还叮嘱他不能向我母亲透漏一点儿消息。接着，我又去了《上海泰晤士报》报馆，找了一份记者兼编辑的工作，工资是每月四百块本地货币，相当于两百美元。这个钱，还不及我在洛杉矶时一周工资的一半。
之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内科大夫。我只让他诊断，对上午听到的结果只字未提。
大夫问：“你的耳朵痛吗？”
“嗯，耳朵是挺痛。只是，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吓得忘记了。”
“你晚上睡觉时，是不是会对着电风扇？而且一直对着，不让它摇头？”
“是的。我从上海乘船过来时，一路上都是这么睡的。”
“哦，只是面瘫，没什么事的，最多两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好起来。但是，你要坚持每天治疗两次，虽然天气已经热得要命，你还需要每天睡觉时，在耳朵后面放一块电热板。”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么说我没有瘫痪？”
“你的意思是中风吧？你没有中风。你来看看这就知道了。”
愿上帝保佑这位医生，他的名字叫比尔·加德纳。他拿过来一只人头骨，把病情的前因后果给我慢慢地讲了一遍，缠绕着我的噩梦才一点点地消失。他指着人头骨耳后的位置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看，发现上面有一个细小的洞眼。他跟我解释说，脸部肌肉的控制神经，都要经过这个小洞。这个地方遇冷时，这些神经就会“受寒”，进而肿胀，比如，在冷风下睡觉，或是不停地对着电风扇吹。由于这个洞眼细小，神经在通过狭窄的通道时，稍微一肿大，就会相互压迫，无法工作。
治疗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周末也没有中断过。加德纳医生每天都会替我治疗两次，每次半个小时。为了防止肌肉因缺少运动而慢慢萎缩，他通过电击疗法来刺激肌肉，让它们进行收缩活动。还用电热板和轻度按摩的方法，使我耳后的肿胀一点一点地消退，我的耳朵也终于不再疼痛了。加德纳医生用他精湛的医术和极大的耐心，让我和从前几乎一样了。不容置疑地，直到现在，那场病灾所留下的痕迹依然存在，拍照时，照片上还能看出我嘴角左边的肌肉有些松弛，左眼皮也有点下垂。
但是，如果我当时听信了第一次诊断的结果，没有去找加德纳医生的话，只能等着我耳后的肿胀自然消逝，然后我的左脸跟着被废。那样，我的脸就永远无法医治，这么多年我也会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等着那个美国医生口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中风突如其来地袭击。
面瘫的好转虽说有些慢，但能有起色我也算得到了些安慰，精神也有所好转。可是，我有些不满意《上海泰晤士报》的那份工作。加上月薪实在太低，几乎都快让我无法生活了。在上海当地的报馆工作的话，工资都是很低的，不过，想找一份美国报社的驻外记者工作，又谈何容易。
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一路向北，已经到了长江流域中段，但美国和欧洲却对此没有一点儿兴趣，他们觉得这“只是又一场中国内战”。此时的上海也对这场运动毫不关心，只顾着盲目地自我欣赏。我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一步步地走向胜利。可对于这种预测，人们只是一味地斥责，我只好什么也不说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距离上海还有大约六百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