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柔弱的肩膀上不得不担负起才华所赋予他的责任，而且他本人希望能够在这条路上有所建树，并取得长久发展，因此，纪律对他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幸运的是，他从父亲的家族这边继承了这种素质。在其他人仍在纵情狂欢，进行着迟迟不能实现的幻想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严格自律的生活习惯，而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每天天不亮用冷水浸湿胸部和背部，然后集中精力，在烛光中将晚上睡觉时获得的创作灵感记录下来，一干就是两三小时。这也难怪，那些没有相关知识的局外人认为，《马亚》中的世事或者描写腓特烈大帝英雄波澜壮阔的一生的鸿篇巨制，都是作者在某种力量的鞭策下一气呵成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作品来自于作者每天无数灵感的片断。由于作者多年来一直凭着顽强的意志，坚持不懈地辛勤努力，呕心沥血，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奉献给他的创作事业，因此，这些作品无论从整体或细节来说，都表现得非常完美。这些都表明了他的这种美德的过人之处。
要想使一部不失深度与持久性的智力成果也能立刻发挥影响，在创作者的生活与同时代的广大民众的一般生活必须存在着深远的联系，或者彼此间能引起共鸣。普通民众并不懂得为什么会赞赏某个艺术作品。他们并不是真的有鉴别力，只是感觉作品中有无数的优点能证明他们对作品的喜欢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这种赞扬的真正潜在的原因只是同情而已。阿申巴赫曾经在一次不太引人注目的场合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境遇中，来自于忧患和痛苦、贫困、放弃、疾病、罪恶、激情以及成千上万的障碍。这不仅仅来自于观察——这来源于他生活的经验，就是他赖以生活和成名的规则，是他工作的关键。如果说这也是他的道德风貌和最值得纪念的品格特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作者的作品中，总是反复出现的他喜欢的英雄类型，对此，一位目光敏锐独到的评论家曾经这样分析：这个英雄应该是“充满智慧，有男子汉气概，宠辱不惊，危难之中巍然屹立，镇定自若。”这种说法美丽、充满才智、十分准确，但却有点过于被动和消极。因为在压力面前保持优雅远强于只是去忍受。在痛苦中保持着优雅的风范是一种积极的成就，一个确实的胜利，圣塞巴斯蒂安的形象是其中最美好的象征――即使在整个艺术中不一定是这样，但在写作艺术中肯定是这样的。让我们透视作品中的世界，可以看到：隐藏内心腐化堕落的一流的自制力，直到死亡时仍然窥探世界的衰弱的躯体；因暴躁和情欲而扭曲的丑陋依然可以将闷烧的火种点燃，化作一团纯洁的烈火，甚至在美的王国中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即使身体虚弱无力，却依然能够从心灵深处获得力量，恢复活力，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衰退的民族在他的感召下虔诚地扑倒在十字架下；在做着空洞、刻板的工作时，仍然保持着亲切优雅的举止；充满欺诈和危险的生活；令人身心疲惫的渴望和煞费心机的阴谋诡计：想一想所有这些苦难和其他更多的痛苦，人们肯定会质疑，在这种产生于脆弱当中的英雄主义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英雄主义。什么类型的英雄主义比这种英雄主义更切实际，更符合时代的标准？古斯塔夫·阿申巴赫是所有那些辛勤劳作，心力交瘁，濒于崩溃边缘，但仍然坚持不懈的人们的代言人，尽管这些道德家们身材削瘦，生活窘迫，但仍然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和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自己的作品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产生影响力。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是我们这一时代的英雄，他们在阿申巴赫的作品中看见了自己，他赞美他们，为他们唱颂歌——而他们则感激他，传扬他的名誉。
他曾经年轻幼稚，不识时务，屡次犯错，纵容自己，不论是在言语中还是著作中，经常冒犯他人，违背常理，不够审慎。但他毕竟赢得了荣誉，而荣誉是每一个天才人物的内在驱动力，有人甚至说，他的一生都是有意识地、顽强地为荣誉而不懈努力，把所有的犯忌与讥讽都抛在脑后，只是不停地努力攀登。
市民群众感兴趣的是生动活泼而不是形式完整、结构严谨的描写，但热情奔放的青年，却只是为作者提出的问题所吸引：阿申巴赫象任何青年人一样，热衷于提出问题。他崇奉理智，在知识的土壤上辛勤耕耘，收获了种子；他摈弃神秘主义，怀疑天才，对艺术嗤之以鼻——不错，正当他的作品令信徒们沉浸其中、充满活力、推崇备至时，他，这位青年艺术家，却对艺术和艺术家们有争议的本质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让20岁的青年们大惊失色。
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比尖锐而痛苦的体会知识能够更迅速地让一颗崇高而有能力的心灵萎缩下去。确实，比起大师们深邃而果断的决定，年轻人坚忍不拔、苦心追求的目标显然不值一提。当大师发现这些知识会使他的精神麻痹，意志削弱，或者丧失体面，一文不值时，他就会否定它、排斥它，甚至完全地忽视它。那篇著名的小说《不幸的人》不就是对当代颓废心理的大肆谴责吗？小说里描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软弱愚昧的无赖，挥霍无度，意志薄弱，因为胆怯而将自己的妻子推到一个年轻人的怀抱中，并将这作为虚度自己后半生的借口。
作者用颇有力度的语言痛斥了受遗弃的人，对所有道德上的犹豫不决表达了深切的痛恨，对自作自受所招致的苦难绝不同情，他认为那些同情的话语毫无意义，比如说“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这里开始的是“重新再现公正无私的奇迹”，这在作者稍后的一次谈话中表露出来。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思维模式。难道是由于这种“复活”，由于新发现的高贵和严谨，才使得他对美感的发现得到绝对的提高，使他在写作形式上变得高尚纯净、简洁明澈、结构合理，并且从那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具有了明显的名家大师和古典主义的风格吗？然而，没有知识的道德果敢，没有消溶或阻碍感的德行，难道不是又把世界和人们的心灵过于简单化，看成是非黑即白，从而导致了一种趋向，即只问什么是邪恶的，怎样去制止邪恶？这样，不是造成了形式上的两面性吗？难道道德和超道德不能并存吗——道德是纪律的一种表现，超道德甚至不道德则意味着对道德漠不关心，力图让德行屈服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管它会是怎么样！发展也是一种命运，为什么公众人物应该与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走相同的道路？当一种非凡的才能成熟起来，放弃放荡的过去，习惯于清楚地感受智慧的尊严，接纳了充满轻率、独自承受的痛苦和斗争——这种痛苦和斗争降低了它在民众中的力量和荣誉——的孤独的道德观念时，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无穷无尽的奇思怪想是多么无聊，并经常去奚落它。除此之外，在天才本身的重制过程中，有多少风险、怨恨和放纵啊！随着时间推移，古斯塔夫·阿申巴赫的文章逐渐抛弃了早年的大胆直言的犀利风格和微妙清新的色彩，慢慢变得有些官腔和说教意味，变得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精雕细琢、形式规整，甚至有些公式化。象众所周知的路易斯十六的传说，这位年事渐长的作家在文体方面摈弃了一切基础和普通的字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教育部把他的一些著作选载到教科书中。当一个刚即位的德意志君王在“腓特烈大帝史诗”作者的五十寿辰为他授予贵族头衔时，他认为受之无愧，并没有表现出反感。
他四处奔波了几年，寻找安居的地方，后来，选择了慕尼黑作为永久的栖身之处。在那里，市民们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罕见的尊重，他一直生活在这些荣耀中。他和一位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家族出身的姑娘结婚，但在短暂的幸福生活之后，妻子去世了。他有一个已婚的女儿，没有儿子。
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中等身材，黑头发，不留胡须。与纤弱的身材相比，他的脑袋显得有点大。他的头发向后梳，分开处比较稀疏，只有鬓角处的头发浓密苍白，露出了皱纹密布、疤痕累累的高额头。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幅金质眼镜，显出一副贵族气派。他的嘴大而柔软，有时会突然紧闭起来；他的面颊狭窄，满是皱纹，形状不错的下巴稍微有点裂开。变化多端的命运在他总是歪向一侧的额头留下了印记，不过使作家面容憔悴变形的不是繁重劳碌的生活，而是艺术。在这表情后，诞生了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关于战争问题的精妙的言论和巧妙的应答。透过眼镜疲惫地凝望着世界的眼睛，曾经亲眼目睹过七年战争[ 1756～1763年间，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英国与法国以及将士的侵略政策与奥地利和俄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期间医院中血淋淋的恐怖场景。即使从个人角度来讲，艺术是生活的升华，它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快乐，但也能更快地消耗快乐。艺术在它的信奉者面上镌刻着幻想的和精神上的冒险经历，即使在最幽静恬淡的气氛中，它也会产生某种一丝不苟、吹毛求疵、筋疲力尽、神经过敏，即使是最汹涌的激情和快乐也无法对它产生影响。
从那次散步之后，一些日常琐事及文学事务让这位急于出门的旅行者又在慕尼黑耽误了两个星期。最后，他让人准备好乡间别墅，以便四周内回来后可以住上。这样，在五月中下旬的一天，他乘夜车去了的里雅斯特[ 意大利东北部港市。]。他在那里仅逗留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天便乘船去了普拉[ 南斯拉夫港市。]。
他所寻求的只是新奇的、与平常不相干的事务和境界，实际上这个目的非常容易达到。因此，他在离伊斯特里拉海岸不远的亚得里亚海岛上住了下来。当地居民衣着光鲜却很俗气，说着语调怪异的外国语言。面向着广阔大海的悬崖峭壁形态独特，引人入胜。但不幸的是，那里经常下大雨，天空沉闷，令人十分压抑，而且旅馆里都是目光狭隘、见识浅薄的奥地利人，几乎很少有机会与大海进行平静、轻松的交流，因为只有松软的沙滩才能真正让人享受这种感觉。这让他感到不快，他感到这里并不是理想中的目的地。他的内心焦躁不安，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他仔细研究了客船的行进路线，四处搜寻，突然，令他吃惊和期待的目的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当一个人想去看一些无与伦比、与众不同的浪漫之地时，他应该去哪里呢？毫无疑问，他应该去那里的。可他现在在这儿干嘛呢？他最初犯了一个错误。他立刻毫不犹豫地中止了原来在岛上的计划，在这个岛上待了10天左右之后，一艘快艇在薄雾蔼蔼的清晨把他和他的行李带回了军港，到达这里后，他直接经过栈桥登上了一艘开往威尼斯的船甲板上。
这是一艘意大利轮船，由于使用了多年，已经陈旧过时了，显得暗淡无光，又脏又黑。一上船，阿申巴赫就被一个脏兮兮的驼背的船员热情地引到一间洞穴状的小舱内。在小舱的桌子后，坐着一个歪戴着帽子、叨着烟、长着山羊胡子的人，让阿申巴赫想起了某个老式马戏团的指挥。他用职业性的从容自若的神态登记旅客的国籍，并为他们分发船票。
“去威尼斯！”他重复了阿申巴赫的申请，伸出手臂，将羽毛笔伸到斜摆着了墨水瓶中蘸了蘸。“到威尼斯的头等舱！给你，先生！”他胡乱写了一通，从一只匣子里倒出一些蓝色的沙子，撒在他写的东西上，然后把沙子倒到泥罐里，用焦黄的、瘦骨鳞峋的手指把纸折好，重新写起来。“这个地方选得好！”他一面写，一面喋喋不休地说，“啊！威尼斯！多美的城市！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个城市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它过去的光辉历史以及当前的魅力！”他动作敏捷地分发船票，并且不断地说着一大堆空话，让人感觉他在招摇撞骗，好像担心那位旅客会动摇去威尼斯的决定。他迅速算好账，像赌场里的管理人一样，动作麻利地把找的钱放在污迹斑斑的台布上。“先生，旅途愉快！”他边说，边戏剧性地鞠了个躬，“很荣幸您乘坐这班轮船！……下一位！”他抬起胳膊喊道，好像还有一大批旅客鱼贯地等在门口，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人需要买票办手续了。于是，阿申巴赫返回到甲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