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联勾结公使团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致使南京临时政府陷于军费无着的境地。且不论袁世凯的手腕，单是财政匮乏就足以使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打算从此投身于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的社会活动，同时对袁世凯也心存幻想。他哪里想到，袁世凯作为一个从前清走过来的旧官僚，坚持使用集权式的传统政治手法来治理中华民国，早把共和理念远远抛在了脑后。
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双方唯有兵戎相见。袁世凯的北洋军编制整齐兵强马壮，孙中山领导发起的“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失败了。袁世凯获胜后，把北洋集团军官派往南方各省担任都督，全国各省的军政大权，相继落入袁世凯的手中，他朝思暮想的，凌驾于全国的中央集权初步形成，为他的进一步专制打下基础。而此时的孙中山，却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时机终于到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就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原第一副总统黎元洪依法上位，继任大总统。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由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并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闻讯，旋即自任总司令，组织“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将六千“辫子军”杀得片甲不留。他重执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牛耳后，为把持朝政，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视若生命，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是被迫出让政权后的底线。面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号召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海军总长程璧光也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大旗。
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亦纷纷南下追随。
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与北洋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南北战事重开。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金库仅存十洋”的财政窘况令孙中山记忆犹新，但广州护法军政府仰西南军阀鼻息，其情形甚至比5年前的南京临时政府更糟，“政令不出士敏土厂”。这厢帅府办公，那边生产水泥，就连3个平方大的卫生间墙壁上，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如此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动摇孙大元帅东山再起的意志。
这个世界从来也不太平，如火如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将中国也卷了进去。津海关加班加点，20万华工从大沽乘船驶向生死未卜的欧洲战场。
西线有战事，无数华工异乡埋骨，换来法国斐迪南·福煦元帅的一句表扬：“（华工们）在现代武器的炮火下仍能保持良好队形。”
尽管协约国出尔反尔，让北京政府借参战换取修订海关税则的希望化为泡影，但那些永远无法返回家园的华工冤魂，换来了德、奥两国的赔款取消。再加上银价上涨，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致使“税收愈旺，余额愈多”，关余数目大大增加！
由于关余不在担保债、赔范围之内，“总税务司乃于1917年以关余规元1000万两，提供北洋政府作为普通行政费用”。因为在安格联的心目中，北京政府方为正统。
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异议。
不知他是否想起了5年前那封雪上加霜的电报。孙中山认定，护法军政府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索要中国海关收入——关余。
何谓“关余”？
原来，列强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的最大理由，就是用来拨付外债和赔款。
到了1917年，因为“商业渐复旧观”，关税征收激增，所以除了偿还当年应付的债赔两款份额以外，尚有剩余，这就是所谓的“关余”。
按理说关余不在偿付债赔之列，如何使用应悉听中国政府尊便，列强无置喙余地。但公使团“颇认为中国关税之安全、关政之完整，与各国有深切之影响，故声言中国政府应经过征求公使团同意之正式手续，方可动用关余”。①
惜乎公使团的衮衮诸公长于清谈不擅业务，“一切都得征询总税务司的意见”，安格联既保管全国海关税款，又经理外债包揽内债，如今趁势控制关余，俨然已成为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一言九鼎，真可谓“金口玉言”了。千家驹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中，对于安格联垄断北洋政府财政权力，作了这样生动的叙述：“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要经常奔走于总税务司之门，他的一言一笑都可以决定中国财政总长的命运，也可以影响公债的价格。”
1918年9月，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总统，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休战。在此和风轻拂的背景下，广州护法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分享“关余”这个大蛋糕的想法显得合情合理。
尽人皆知，北京政府曾提关余甚钜。今使护法各省，亦得提用关税余款，照北方之数相等或至少依照比例之数，以作地方行政之用，方觉合于公理。②
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通令安格联：“如分拨之议不成，则该政府不问公使团是否同意，将执总税务司以负此项失败责任。”③表明必得此款之决心及倘若事败必究其责的严正态度。
安格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第一次收到的严厉命令。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到处都弥漫着一团和气，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尽管安格联狡辩“鄙人不过为税收之会计员耳”，但他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疏通。而北京政府面对列强的施压，被迫同意广州护法军政府有权摊分关余。经双方博弈，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即按照1918年护法军政府管辖下各口岸关税和全国海关税收总数比例核算，护法军政府分得13.7%的关余。截至1920年3月，广州护法军政府先后6次收到“共规平银三百九万五千六百一两”。④
但劲吹的和风显然没有光顾广州护法军政府，由于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连挤兑，迫使孙中山离粤赴沪。1920年3月，护法军政府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步孙中山后尘。见此情形，北京政府请求安格联停止给南方拨付关余。“现值彼方局势又有变动，应请贵总税务司于该（关）款提出后暂交广东税司先行保存”⑤。公使团也借口南方政府内部分裂，权力所及仅广东一隅，不能代表西南诸省，为此停止拨付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暂代保管。
得而复失
1920年10月，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救粤军”所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广州军政府。为完成北伐大业，遂向公使团提出继续依前例拨付关余，并要求发还积欠的250万两关平银，以解燃眉。但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公使团的断然拒绝，非但不同意“将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还“南水北调”，将应当拨付给南方政府的关余全部划给北京政府。
很显然，安格联和北洋政客们沆瀣一气，抱成了一团。这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慨，也激怒了广东的民众。
南方天空阴云密布。再不采取行动，无疑是坐以待毙。
1921年1月1日，广东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继续讨伐桂系，逼迫北洋政府和外交使团交回应拨关余。经过军政府时，孙中山亲自接见游行队伍，表示“余可完全答应，但诸君亦须合力相助乃可”。不久，军政府再次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外交使团提出交涉，外交使团以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权利只及广东，属非法政府为借口，拒不拨付关余，并将保管的250万两关平银拨归北洋政府使用。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于1月21日指示伍廷芳向各国驻粤领事团提出严正抗议并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自2月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也同时强调：“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稍有妨害债权人之利益。”⑥
盛怒之下的孙中山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措辞强硬态度鲜明，又给了列强转圜余地。
但这一纸命令，显然还是触到了列强的痛处。
一直以来，公使团不遗余力地强调海关行政的“完整性”，而该命令却无视海关自诩的所谓“国际性”、“中立性”，并触及到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因此列强万万不能接受。第一个跳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安格联。
他致电粤海关税务司魏阿兰（C.Wilfred Allan），指示他“可以承认当地政府并执行其命令，但广州政府不能有任何影响关税的行动，否则，英国政府将立即做出反应”。同时警告伍廷芳要三思而后行。
28日，军政府外交部照会广州沙面各国领事，决定：军政府委任魏阿兰为海关代理副总税务司，管理南方省份内各海关的行政和税收，听取军政府的训令和指示；辖区内海关征收的全部关税，汇给代理副总税务司，分别存入外国银行和华资银行，存入外行的金额约为偿付外债所需数目，存入华行金额约为“关余”部分。
“代理副总税务司”，这个金光灿灿的头衔几乎已逼近海关这座帝国大厦的金字塔顶部，但魏阿兰没有勇气接过军政府抛来的橄榄枝。在安格联的授意下，他赶紧下令将粤海关的税收及海关印章分别存放沙面汇丰银行和英国领事馆，又火速请求英国炮舰支援。只是不知道一旦军政府接管粤海关，他有没有勇气呼唤“向我开炮！”
港英当局闻讯派兵200名赶往广州西堤保护海关，公使团也慌忙命令各国驻华军舰驶入黄埔示威恐吓。
2月10日，伍廷芳打电报给公使团再次逼宫，明确表示“若不交款，必派人接管粤海关”。
总税务司安格联意识到军政府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担心军政府真的采取行动，将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影响海关完整，便用机要通令向粤海关税务司传授机宜：在这个问题商讨期间，我和伍廷芳博士的频繁通讯中，确实感到从一种不堪设想的地位提供一个退却的立足点，这是得策的。处在这种困境中的我本身和海关官员，向来总是承认事实上的政府的权力，而当它的命令不和中国的国际协定冲突时，总是遵循的。⑦
从“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到“事实上的政府”，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经频繁与伍廷芳接触，讨价还价，安格联说服公使团同意拨付关余给军政府，但必须用于“广东市政、币制、蚕业之改良”及西江“河道之疏浚”。但美国政府却异常顽固，美国公使声言，只承认北京政府，不能考虑南方与北方之间的问题，主张公使团不和军政府直接接触，要“军政府提请北洋政府同意”，遭到孙中山的断然拒绝。
最终，公使团为推卸责任，撕毁前议，悍然决定将西南关余交付北洋政府。
年关将至，此起彼伏的爆竹在羊城街头炸响，这提醒孙中山，如果收不回关余这个大红包，军政府前途堪忧。在2月25日的广州海陆军警同袍社春节宴会上，孙中山食不甘味，痛斥公使团出尔反尔，并通过伍廷芳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安格联在关余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3月6日，广州一万多民众在东园召开“国民请愿收回关余大会”，力挺孙中山，并“请组织正式政府以利交涉。会后并列队游行，民气十分高昂”。
这多少给了孙中山一些安慰。
一个月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行宴会，告诉国会议员说，过去关余交给护法政府，实等于国际上承认西南政府为交战团体的表现，但“今日驻京各国公使决将关余交回北京伪政府，是明明取消已经承认我之西南交战团体，亦不啻对西南宣告死刑，国际上既已取消前次承认，诸公想想，我们护法关系人不皆成了土匪。兄弟每念及此，中心如焚，应急谋救济方法以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34号。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为对待，其方法为何，即立即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使西南各省能取得同外国进行谈判的合法地位”。⑧
黑云压城城欲摧
1916年5月的一天，英国建筑师大卫·迪克（David C.Dick）一反平时的装束，身着庄重的黑色礼服，款款走向“大钟楼”垂直升降笼式电梯。
没有一个总税务司署工程处的工作人员感到惊讶，他们知道，今天是大卫的节日。
这部当时最先进的垂直交通系统缓缓上行。当大卫从顶层阁楼走出，未等盛大的庆功酒会开始，他就已经醉了。
抬望眼，珠江逶迤，波光粼粼，两岸的无限江景尽收眼底。回首听，穹窿造型的全机械传动式立钟顺时转动，发出悦耳的声响。
光阴就像江水一样汩汩流淌，无数个好日子等着他去享受。
这一天，是这座高达31.85米、总造价为30万银元的广州地标式建筑——粤海关大楼的竣工日。大卫确信，各口岸海关一定会模仿他的杰作，欧式钟楼将成为中国海关的独特标志。
前事不忘
“当……当……当……”每逢整点，位于珠江之滨粤海关大楼顶部的自鸣钟都会准时响起，雄浑而悠长。
它不仅报时，还有报刻的功能。每隔15分钟，便奏响英国古典名曲《威斯敏斯特》。在粤海关税务司等一干洋员耳里，悠扬的钟声仿佛天籁般动听，而在这萦回的钟声背后，却是中国海关主权拱手出让的耻辱历史！
①[英]魏尔特.关税纪实.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6 第635页。
②江恒源编.中国关税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30。
③[英]魏尔特.关税纪实.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6.第558-559页。
④总税务司拨付广东军政当局关余证明书。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⑤财政部致安格联公函（财字第1680号）。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⑥《申报》，1921年1月21日。二档馆藏。
⑦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34号。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⑧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14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