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贱”，事情越多越忙越高兴，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才好。没事情做了，心里就发慌。即使是在公司里当白领，工作也越忙越好，说明位置重要，一旦清闲起来，就说明你已经没有作用了，离被炒鱿鱼的日子不远了。
深圳讲关系，讲学历，讲背景，但更讲能力。“老板，我能做什么事，达到什么业绩，我要求什么待遇，要多少提成……”只要你敢提就有人用你，给你职位和条件，业绩达到了，该给的就会给。
只要能力达到，本职工作之外，你可以做兼职，可以做自己的事业，没有人限制你，没有人议论你。在办公室里，深圳人不会东长西短地议论别人，你住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跟什么异性朋友交往，这些隐私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都是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同事赚了钱，大家会羡慕，不会问你是怎么的钱，更不会去告你。挣钱成了成功的重要标准，因为钱，道德的评价淡化了，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不违法、不犯法，谁挣的钱多，谁就是成功者。
大家面临太多压力。当老板的有压力，没处宣泄，把气撒到员工头上，莫名其妙地发火，骂人，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谁叫人家是老板？要不受别人的气，就自己当老板。一跺脚，有人就把老板炒了，老子自己当老板。
压力还来自身边的人，同事、朋友、老乡、同学，人家都当老板了，都发达了，自己也不能当孬种，也干吧。人家行，为什么我就不行？
上海小资说：“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深圳的星巴克却远远没有上海的火。深圳人哪有时间去小资。来到深圳一无所有，先要找个工作立住脚，要买个房、买个车、找个女朋友，当然还要开公司搞事业，哪有时间和心情小资？
华强北，原来是卖碟的地方，接下来就卖元器件，先做别人的代理，然后自己生产，从电脑，到手机，到MP3，几年就形成了全国、亚洲最大的电子市场。
华强北摆一个摊，身后建一个厂，全国建一个网，销售面向全球。不论手机、电脑，只要在这个行业里干上一段时间，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就能开公司创业。不论赛格还是华强电子市场，从一楼到顶楼，走上一趟，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都能买到；设计有人为你做，制造有人为你加工，销售有人给你跑。如果你有好的主意和策划，没有钱，有人会给你投，但人家要占股份。
还有那些海外投资者，也纷纷到深圳来投资。那些香港人、台湾人，最初也是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了“外商”，把他们的信息、技术、市场带过来，迅速发达起来。这些“外商”就是国内创业者的榜样。
作为一个记者，感受最大的是每天都能遇到新鲜事，遇到让你吃惊的人。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身价不菲的人，他们的创业故事感人至深。因此，深圳人都没有优越感，你有啥可张狂的，说不定站在你身边的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身价上亿。你也别瞧不起人，就是路边捡垃圾的，也难说明天就是老板。深圳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
再加上深圳是特区，改革试验田，束缚少，限制少，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在这里都能充分发挥。在内地不能做的事，做不成的事，在这里都能做，而且做得成。
深圳30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创业磁场，越滚越大，吸引力越来越强。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创业、奋斗、拼搏、成功，这座城市也急剧成长膨胀，一天一个样地发展变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
这就是深圳的创业史。深圳就是被这样一些无名之辈、草根、草莽、小人物、另类建造起来的。来到深圳的每一个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做的事业大小，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梦想、脚步、汗水，都对这个城市做出了贡献，都应该记录下来，珍存纪念。
八年抗战，三年解放，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为那些英勇献身者和功勋卓着的英雄们树碑立传，在深圳30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为这些创业者树碑立传，彪炳市场经济的英雄功勋。
因此，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些创业者的英雄故事的。在结构上，我采取了纪年体，每年一章，记述这一年的人物、大事。当然，每一年有一个主题，记录城市的经济、社会、制度、产业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和上升。
另外，我还试图探寻到深圳创业史的主线，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逐步向民营企业蜕变。大多数创业者，都在国有企业做过事，或在外资企业打过工，积累了原始资本，积累了技术、管理、市场等资源，自己创业，从小到大，做大做强。
我还试图从国际国内市场、产业、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环境中，洞悉深圳创业者的独特性和城市的个性，在宏观大背景下考察深圳的产业走向和城市竞争力。
四
创造财富，是社会和人生最重要的活动。劳动创造财富，战争占有和掠夺财富。如何获得财富、占有财富、分配财富、享受财富，对人生、社会都是最大的考验，考验人的能力、智慧、胆魄和道德。
创造财富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及能力的证明。财富演绎出瑰丽人生和传奇故事。
作为一个创业、创富的欣赏者，一个财经作家，以创作而欣赏、记载创业者、企业家的瑰丽人生和传奇故事。财经书，不是文学，但也是对社会、人生的品读。
写黄宏生，写创维，是一种理念的认同。我和黄宏生接触很多，能感受到他的一举一动，有一种很深的理解。创维永不负债的理念、专业化经营的定力以及民营企业在管理、人才等方面的文化，我都非常认同。甚至对业界流传的黄宏生的“小气”、“抠门”，我都认为是可爱的优点。因此，我是饱蘸着感情和激情来写创维的危机，写黄宏生创业的故事的。
而长虹一书，是对我世界观的一次考验。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过理想、激情甚至颠狂的年代，经历过历史的反思和思想解放运动，接受过传统文化，也面对西方文化，商业、物欲、金钱、腐败都是我要面对的事实。因此当我披露长虹巨额应收账款的报道引来3000万元的官司时，有压力，同时也有原则的坚持。由于按现行法律，我无法看到事实证据，甚至要面对败诉，但能用人生信念来做判断，坚信一个一年欠债四十多亿元的合作是无法用“正常”来解释的，其中必有黑幕，终有暴露的一天。两年等待，最终再次验证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中国最朴实、最深刻的箴言。
作家思想要深刻。2006年关于“血汗工厂”的媒体风波，是促使我写富士康的动力。我对这场风波看得更深更远，认定是国外竞争者挑起的对中国制造的全面否定。中国肯定有“血汗工厂”，但是如果富士康成了“血汗工厂”，中国就没有可以立足的企业了。因为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龙头和代表，打倒了富士康，也就彻底否定了中国制造业，失去了制造业，中国还有什么呢？因此，我把写出真实的富士康、为中国制造正名，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作家必须坚持良知和立场，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三九陷落》在赵新先被拘捕之后出版，我仍然偏执地坚持赵新先没有经济问题。2007年10月初，赵新先以滥用职权罪被诉并立即刑满出狱，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也不是出于对赵新先本人的喜好，而是深入客观分析的观点。
写作需要勇气。创维董事长黄宏生在香港风波案件中败诉获狱6年后，我已经写出了整个案件诉讼分析的一本书，我曾到香港旁听近30次，主要环节都曾到庭，认为黄宏生的法庭辩解无懈可击，反而主诉方有先入为主的嫌疑，而英国大法官对大陆文化的隔阂以及内心深处的不信任造成误判，让判决的依据相当牵强，判决甚至有违西方法律疑罪从无的原则。写出这本书并不是为黄宏生个人喊冤，而是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如何面对香港司法，提供一个范例。司法是公正的，但任何司法也是人格化的，打官司就需要技巧，有时候，技巧非常重要。
《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是我创作的一个新高度，它是劳动的收获、智慧的记录、能力的考验，也是人生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一个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