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1979年10月，深圳由多雨季节转入少雨季节，月平均降雨量为96.2毫米。除少数年份因台风活动造成雨水特别多外，大多数的年份月降雨量均在60毫米以下，平均雨日为7.5天。暴雨约3年一遇，特大暴雨约7年一遇。
1979年10月，深圳滴雨未下，苦旱盼甘霖。
邓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
2007年9月8日凌晨2时6分，94岁的汤年病逝。老朋友的悼词中称他是“20世纪50年代宝安县的特等劳模，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的企业家”。1979年8月，汤年作为中方代表筹建的东湖宾馆，是深圳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
汤年临终前给子孙留下诗句遗言：“国运家运，人人行好运；健康幸福，个个皆幸福。”
知道自己日子不多，汤年坚持让家人用轮椅把他推上莲花山，和老伴在邓小平塑像前合影。他流着泪喃喃地说：“没有小平，就没有深圳。”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灵魂。
深圳的灵魂是邓小平。
1978年，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集中到北京举行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的讨论将会期延长两天。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时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应该说，“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而此前，如果说起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地方，都会称做“宝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于有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准备，所以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正是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确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国从此走上并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1978年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路线逐步发展为后来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和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我们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相继离去之后，邓小平的传奇般复出，让国人充满期待。此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引人注目。而这位满腹谋略、举重若轻、一生大起大落的小个子老人，出言如金，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在邓小平说出“深圳”这个名字以后，很多人开始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
1977年，邓小平复出。10年“文革”期间，邓小平曾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被打倒。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动荡岁月里，沉寂在江西小院的邓小平都想了些什么？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开始了复出后的第一次远行，到广东视察。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在半个世纪后再一次走进“资本主义”的工厂。
他首先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
邓小平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自动插件装置以及检查成品等生产工序。离开车间后，邓小平受邀来到一间展览室，日本朋友向他介绍了陈列在这里的双画面电视、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立体声唱机以及微波炉等产品。邓小平现场讲话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须发展的产业。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应主人的要求，邓小平在这家工厂的纪念册上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还向一直陪同的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询问，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李光耀看。报道的性质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座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新加坡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第一，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我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邓小平对松下的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1.2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务所随之开设。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蜂拥而至，在其后的10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
邓小平在会见前来访问的松下幸之助时再一次提到了深圳。邓小平说，我们在广东靠近香港的深圳设了一个经济特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试验，欢迎各国资本到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
也许正是邓小平这句话的影响，吸引了日本企业陆续投资深圳。在深圳以后的建设中，继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之后，日本企业的投资处于第二位。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邓小平复出之后，一般描述为有两次南巡。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次南巡。1977年11月的第一次南巡，邓小平扔下了一句话。
邓小平关注深圳，应该与他复出后1977年11月的第一次南巡有关系。复出后为什么第一次出巡就来到广东？他南巡广东的目的是什么？在广东他又看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复出后的邓小平已经清楚地明确了自己在有生之年的历史使命，国内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同时，他必须解决香港问题，还应该解决台湾问题。
他要亲自近距离地观察一下香港。
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接着又说：“这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两句话的意味。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3部分组成，总面积1066平方公里。香港人口530多万，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贸易总额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8位，大大超过大陆。香港生产的成衣、玩具、电子产品和钟表等商品的出口量，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同时，香港的对外贸易及交通运输、金融、旅游等行业也得到较大发展。
从建筑看深圳河两岸，香港四五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而深圳还是千百年的低矮平房，最高的建筑也只有3层。经济的差距更是十万八千里。1979年，深圳有农机、酱菜厂等工厂26间，全市工业总产值6042万元。
显然，大陆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
1842年，道光皇帝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回京的直隶总督琦善，询问英国人要求割让的香港是什么样子。
琦善说，香港是坐落在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道光不放心，又问香港到底有多大。琦善说：“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形，香港就像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
香港，就这样被英国列强“抹”走了。
1898年，北洋水师甲午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英国人再次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99年。
按照当时的租期，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去时容易，回来能那么容易吗？
在广州的宾馆里，夜深人静时，邓小平在为这20年的回归路途布局。
然而，在1979年年初，国内中共刚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千头万绪之际，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但这一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是就对即将发起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向美国进行说明，争取美国的支持，以钳制中国西北的苏联。
从1965年开始，在长达8年的抗美援越过程中，中国军人伤4200人，死1100人，由于种种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运回中国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中国倾尽全力，向越南提供了总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南共产党在1975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但是，1978年，越南恩将仇报，不断向中国发起挑衅，驱赶华侨，向我广西、云南边境打枪打炮，边境上涌来华侨难民潮，山坡上躺满了拖老带小被抢夺得一无所有、疲惫不堪的难民，边民被打死，房屋被摧毁，连田里的耕牛都被打死。
被越南驱赶过来的华侨难民，有一部分被安置到了深圳沙河和光明农场的华侨村里。如果说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第一批移民就是这批从越南被驱赶回来的难民。
深圳河两岸的巨大差别，边境上的战火，让邓小平愤懑地说出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第一个登上蛇口半岛的香港女商人
记不清是哪一天，我第一次从香港坐船踏上蛇口的土地。我当时还不到40岁，一心只想着干点事情……”多年以后，“马太”这样回忆1997年第一次从香港到蛇口的情景。
在讲述蛇口的故事时，就让我们先从一位被称为“马太”的香港女人讲起吧。
一直到现在，说起“马太”，在蛇口仍几乎无人不晓，除了袁庚，“马太”绝对是蛇口第一阵列的名人。因为她是第一位到蛇口投资的香港商人，也是一位首始至终跟随袁庚在蛇口打天下获得巨大成功的港商。
“马太”名叫陈惠娟，潮汕人，之前一直在香港做生意，但做的都是与内地有关的生意，不过做得都不是太大，仅仅勉强维持而已。商人的特点是信息灵通，由于是做内地生意，她更是格外注意打探内地在香港公司的消息。1978年10月的一天，“马太”听招商局的人说，北京派来了一位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工作，很有来头，名字叫袁庚。11月1日，招商局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为袁庚举行盛大招待会。
马太再一打听，袁庚在香港早已大名鼎鼎，他原在东江纵队做情报工作，早年就活动在广东和香港，在香港有不少老部下，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特别能打仗，又有谋略的人。对袁庚任职招商局，香港各界反应热烈，充满期待。
招待会这一天，“马太”精心装扮一番出现在了招待会现场。招待会盛况空前，来了很多政商人士。袁庚在会上宣布：“香港招商局正拟大力拓展业务，除继续经营已有的船舶代理、远洋货运和本地仓库码头业务以外，将直接经营船舶买卖以及大力开展同交通部运输有关的各项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业务主要为中国服务，也乐意为国外服务。”
在这次招待会上，马太接近袁庚，并有重量级人士引见。她表达了与招商局合作的意愿，并留下电话，希望能进一步详谈。
果然，几天后，袁庚就接见了这位算得上老乡的“马太”。拐过年来，招商局发展部的人就找到“马太”，说招商局将在深圳南山半岛的蛇口建设一个工业区，请她从香港采购建设人员所需的生活用品，列出的用品清单上有粮食、食品、棉被、蚊帐、铁架床、办公桌、炊具等等。
人马未动，粮草先行。“马太”采购完这些生活用品，运到码头上，装上招商局的小货船送到了蛇口。
这就是“马太”第一次登上蛇口海滩时的情况。
历史无法回避大人物。那位“拉”“马太”到蛇口投资的袁庚是何许人也？
袁庚是深圳人，并且与招商局有缘。深圳和招商局成就了他后半生的辉煌人生。
1917年4月23日，袁庚生于宝安县大鹏镇水背村据大鹏镇的老人介绍，袁庚本姓欧阳，后来参加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后，为不连累家人，才改随母姓。
1930年，袁庚小学毕业。13岁的他只身远走广州，寄住在一位亲戚家中，在一所补习学校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中学考试。1931年，袁庚以广州市会考第8名的优异成绩，被广雅中学录取。
1939年3月，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江纵队训练队教官、护航大队副大队长等职。
1944年，27岁的袁庚出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负责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
1945年秋，袁庚以上校军衔应邀赴香港，与后来成为英国海军元帅的夏悫少将进行谈判。
1949年10月，袁庚作为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兵团长，率部南下，解放了珠江口岛屿。
1950年年初，袁庚随中国军事顾问团奔赴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情报、炮兵顾问。
1955年4月，已于两年前就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的袁庚，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前后，参与执行了保卫周恩来安全的重要任务。
1963年4月，袁庚在杨尚昆、廖承志等人的领导下，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湘江案”。
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袁庚被捕入狱，后经周恩来等人过问，才于1973年9月获释。
1974年年底，在廖承志等人的关怀下，袁庚就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在叶飞麾下参与了众多海事谈判工作。
在共产党内，袁庚的职务不高，但争议颇大。
杨成武上将说，20世纪的许多好事、许多坏事，都让袁庚碰上了。
交通部原部长曾生说，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任东纵联络处长，解放战争中任过两广纵队作战科长、炮兵团长，是一位经过考验，有胆识、有能力的干部。
国民党少将余兆麒（后任香港联合银行董事长）1945年在夏悫少将司令部中与袁庚有过接触，当年对袁庚的印象是“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
“文革”中，康生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应立即逮捕，与曾生一案共同审讯。”
一个人的才华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出狱后的袁庚已年近花甲，但他敢言的个性没有改。有一次，他随叶飞到丹麦访问，叶飞对丹麦着名的造船企业B&；W公司的管理方式与经济效益非常感兴趣。回国后的一次会议上，叶飞便提出将上海造船厂交给丹麦人管理。
众目睽睽之下，袁庚发表反对意见：“上海造船厂现有的1.2万人怎么办？能上船台的仅有五千多人。”
会后，有人笑对袁庚说，你胆子可真不小，敢顶叶司令——就任交通部长之前，叶飞是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孰料，此后叶飞愈加赏识袁庚。1978年6月，叶飞向袁庚交代了一项任务：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情况。
袁庚对香港是熟悉的。他是深圳人，当年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就包括香港。
“文革”中，袁庚入狱，罪名就是与曾生合卖香港，获金若干云云。
到了香港，招商局的现状令人痛心。1950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条船，包玉刚才有两条船，28年过去了，包玉刚已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多达2000万吨的船队雄踞东方，傲睨四海。而招商局……
袁庚引用一句古诗形容当时的心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