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没有二百万，难做中国人
一切关于“伟大中国故事”的讨论与炫耀，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空洞的国家，对物质的追求可以短暂地给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但从长远看，我们需要一些根本的东西。
——许知远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体育实力是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普通人很难判断也不关心，但是中国体育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却很容易被大家所感知，社会贫富差距亦是如此。
二百万对于目前的一线城市来说，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定居的门槛。
90后刚走出社会，80后还在奋斗的路上，希望是他们前进的动力。然而现在时常冷不丁地抛出一个个“天文”数字，直接扼杀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职业小三”等种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密不可分。
面对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普通民众更是表现出了对财富罕见的饥渴感。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夺得38金27银23铜，仅次于美国，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中国选手打破6项世界纪录和6项奥运会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这一个个的傲人成绩，就能证明中国人的整体身体素质真的很优秀了吗？实际上暴露出的问题，会让你大吃一惊。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2010年亚运会的那篇《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中，援引官方数据指出，在金牌第一的同时：“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高中生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最后的结论是：“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这就是现今中国体育的现实：体育精英们在世界上更高、更快、更强的同时，普通民众却连提袋大米上层楼都要气喘吁吁。
在伦敦奥运会后，《焦点访谈》有一期《奥运启示录》，里面提出一个观点，体育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体育实力是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普通人很难判断也不关心，但是中国体育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却很容易被大家所感知，社会贫富差距亦是如此。
2012年年中，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甚至高过美国和日本；城市首套房平均收益率在300%以上；2011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为1.22套……这份报告出炉后，网友们纷纷惊呼，自己拖了大家的后腿！更有人无奈地表示，自己“被平均”了！“8090”更是悲观地认为，生活在城市里如果说自己没有两百万家产，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调查的数据是可靠、可信的。
其实，网友大可不必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大惊小怪，“8090”更不必耿耿于怀，这些只是统计学数据而已，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普通人的个体真实感受，才是对这个国家的最好描述，比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和夸张的媒体报道要生动和贴切得多。
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的传世之作《统计数字会撒谎》就揭露了统计数字背后的种种奥秘。书中指出，就平均数而言，在统计学里就有宽泛的含义。“当一个家伙希望用数据影响公众观点，或者向其他人推销广告版面，平均数便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伎俩，虽然偶尔是出于无心，但更多的时候是明知故犯。所以，当你被告知某个数是平均数时，除非能说出它的具体种类——均值、中位数还是众数，否则你对它的具体含义仍知之甚少。”在希望数值较大时使用均值，数值相对较小时利用中位数，还可以利用众数——所有待统计的数序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通常情况下，单凭一个平均数来描述事物过于简单，难起作用，不管这个平均数是均值还是中位数，也不管平均数的具体类型是否已知。”另外，调查所选取的样本往往也会有所偏差。这又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老笑话，比尔·盖茨走进一家咖啡馆，平均起来咖啡馆里的所有人都是千万富翁了。
虽然这份报告的数据值得商榷，但是却将一个事实摆上前台，中国已经明显出现了“M型社会贫富悬殊”。“M型社会”这一概念出自日本经济战略专家大前研一的着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是近年来描述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象的新名词。M的左边是指低下层收入人士，右边是指高收入人士，两者人数会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人士则逐渐减少，大多数沦为中低阶层。
大部分的“8090”显然处于中低阶层。抛开这个报告，200万仅仅是一线城市定居的门槛，二三线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不久前，包括新浪、腾讯在内的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这样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大陆娶老婆成本最高的十大城市”，其中深圳、北京、上海都超过了200万元，杭州、广州、天津、南京超过了100万元。官方或者科研机构报告的数据样本和统计方法总是艰涩难懂、让人怀疑，但网友简单的列举和计算得来的结果更容易让普通人明白和信服。
以排在第二位的北京为例，娶老婆成本包括：
1.房屋一套(80平方米以上)：以均价20000元计，计160万元。
2.装修：中等装修，80平方米算，计15万元。
3.家电家具：计8万(有部分由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
4.轿车：普通轿车为标准（以现代伊兰特为例，约12万元）——一个北京女孩难以同意以汽车以外的工具代步。
5.办喜酒：4星级酒店200人(20桌)计算，包括自带酒、烟、糖，计4万元（以人均200元花费计），回收红包以每桌平均2000元计4万元，收支相抵。
6.度蜜月：不去港澳地区，不去新马泰，更不去云南、海南。主要以澳洲、欧洲为主，要不马尔代夫也行，以马尔代夫为例，平均每人费用以10000多，费用约为3万元。
7.恋爱期，包括出去吃饭、买礼物、娱乐、旅游、送女友父母节日礼品等，以平均每月2000元的标准，谈2年，共4.8万元。
综上，成本合计202.8万元。
以男方家庭有30万元家产，男人年收入6万元计，攒够这笔钱需28.8年。最后得出结论为：男方倾家荡产+男人不吃不喝工作28.8年=娶一个北京中等条件的老婆的成本。
这还只是结婚，以后还要生孩子、过日子，教育、医疗、养老……支出就更是难以计算。越大的城市，资源越好，但消费也会越高。“二百万”勉强够“8090”购买进入大城市的入场券，“场内”消费还得自行解决，数目可能更为巨大。
于是，很多“8090”开始选择“逃离北上广”，离开一线城市，到生活成本更低的二三线城市。然而，到了二三线城市以后他们发现，二百万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使，也许二百万除了支付“入场券”费用以外，能再支付一些“场内”费用，但二三线城市除了房价以外，因为没有一线城市监管得严，物价也未必便宜多少，挣的也没原来多。许多重新开始起步的“8090”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越小的地方人际关系越复杂，公平性可能越差。为了生存，许多时候不得不“花钱”适应“潜规则”。在小城市转了一圈之后，他们又失望地去吃北上广的回头草去了。据中华英才网2012年8月22日发布的《第十届中国最佳雇主榜单及调查报告》显示，继前两年广大毕业生纷纷逃离北上广之后，形势又急转直下，新进入职场的求职者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一线城市。2012年，在毕业后一年内选择留在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占比最高，为63%，和上年的38%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90后刚走出社会，80后还在奋斗的路上，希望是他们前进的动力。然而现在时常冷不丁地被抛出一个个天文数字，直接扼杀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走寻常路注定没有出路，不如起身寻找“捷径”？
2010年9月，一个叫“左兰兰2010”的网友开始在微博上陆续爆出自己傍上高官当“职业小三”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并号召年轻姐妹当“小三”，奔小康。她自称来自农村，家乡到处是家庭企业，工人基本上是外来打工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不到1500元。“每当看到她们，看着美好的青春被这样廉价地折旧，我心里总是一阵酸楚。虽然说劳动是光荣的，但这种光荣我宁死不要。”大学毕业以后尽管有了工作，但是3000元的工资，让她感觉生活很艰难，又不忍心再向父母要钱，“在大城市里举目无亲，所以我选择了寄生”。明知自己做着“拿青春赌明天”的事，但她自称不会后悔。“小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但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在我就业的过程中，碰到的种种不公平，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明知道有风险，但我还得用青春赌一把明天。”就这样，“此生以来，我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我的初恋献给了比我大二十岁的已婚男人。这一决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将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这些年，像“左兰兰2010”一样傍大款倚高官，做“小三”、“二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像她这样理直气壮，并毫无忌讳地把自己从幕后推到台前，在大众面前甚感“光辉荣耀”还不多见。虽然“左兰兰2010”的做法不免有些极端，极大地挑战了主流价值观，但是从她的自述来看，她原本也不过是普通底层的80后大学毕业生中的一个，奋斗过、抗争过，只是努力过后依然苍白无力，曾经的激情与梦想在现实面前一点点地退败，弄得狼藉不堪，不得不高举双手宣告投降。于是才剑走偏锋，做起了“小三”、“二奶”，但却“一路阳光”，反而活得更有“尊严”，不仅当上村委委员，每次回家都“高朋满座”，常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生活极尽奢华之外，还能出手阔绰地全资给村里修公路，连父母在老家都变得极有面子。
两相对比，你又会作何选择呢？
人是理性的动物。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权衡利弊得失，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我们不能说她的这种做法和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不是那么金钱至上，也不至于催生这种不正常的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其实，“职业小三”的涌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过去的几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中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1年各国家和地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排行榜上，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社会行走早已信心十足，所到之处都有“财神驾到”般的热烈欢迎。西方经济学中有“滴流经济”一说，认为只要整体经济发展良好，经济资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自然会使所有支流水量增多一样，使经济的成长惠及社会每一阶层和每一个人。然而事实上，“滴流经济”在中国并未起到作用，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权力、财富、地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位于上层的那极挤压着位于下层的另一极的生存空间，下层个体如何自强不息、奋力拼搏也无法撼动权力阶层，妥协自然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用一个好听的词来讲那就是“适应”。
正如“左兰兰2010”所言，“我们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少部分的男人手里。我们女性，如果能控制这少部分人里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拥有了一片江山。有资本做小三的女性，何不向我学习，分享这些财富呢？”
她的论断虽有违道德，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逻辑”。
当社会财富急剧膨胀，富人阶层不断壮大，而越来越多仍身处底层的“8090”对跻身中产阶层感到无望的时候，腐败的、欺诈的、低俗的、丑陋的、暴力的……种种不健康的社会弊病会不断地滋生暗长，并被人们所宽容和默许。回过头来才发现，物质富足并非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然而，不和谐的隐忧已经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