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的国企充斥着种种问题，幸运的是这些问题正被公众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并提上改革的日程。人们认为，老百姓真正在意的可能并非是有多少家央企进入了全球500强，而是这些央企能否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现在我们的体会仿佛与此相去甚远。因此，国企必须要改革，但在如何改革上，社会各界仍存在诸多分歧。如何使国企能够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待天然优势丧失之后仍然不输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保障国计民生？这是对国企未来的第二种思考。
1999年，电信老大分拆出了移动，后来又经历了几次重组，逐渐改变了一家独大的局面。石油行业也是如此，两兄弟“划江而治”，后来又多一个“兄弟”把海上油气拿了去。不过在公众看来，这样的重组分拆就像兄弟分家产，分来分去，两人还是兄弟，终归是一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竞争问题，收效甚微。因此，这样“肥水不外流”的内部式改革被各界所诟病。
因此，很多学者得出结论：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引入外部竞争，只有引入外部竞争才能使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垄断并非是判断行业是否健康的唯一标准，行业准入更为重要，行业准入决定了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行业内创新的重要前提。
当然，国企最终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回归其改革的初衷，不能再走偏。这其实也时刻涉及“公平与效率”问题。
一句话：既不与民争利，同时又还利于民，国企何时才能做到？
这句话的背后，实则点出另一个核心的问题：国企是继续政治性垄断，还是继续竞争性垄断，抑或是二者通吃？
这样的思考，也能从官方那里找到“印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深化中央企业改革”课题组在2007年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多少代表了官方对当前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改革的担忧或者不满。该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多个新误区，国企以赢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外资化倾向令人担忧；而国资委对国企的管理也仍未理顺。
这份报告指出，最近几年伴随中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也借助规模、资金等优势，开始了新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新国资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和高盈利。特别是在一些垄断领域的竞争性环节，国有经济的比重由下降转为上升。不少地方政府加大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重现新一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中央企业“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存在强烈的做大冲动。报告认为，这种“新国资运动”有三大弊病：一是直接影响到市场化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并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民争利；二是国有资产重新投资经营性领域，经营性国有资产过于庞大，将增加监管难度；三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和低效率等问题仍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以赢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可能暂时掩盖国企低效率的本质，如果忽视进一步的改革，国企暂时的繁荣或导致体制的复归。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不论是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的七大行业，还是要保持‘较强控制力’的九大行业，大都是第二产业中的主要行业，遍布非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中央企业分布面仍然过宽”。报告认为，这种行业分布，导致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利用政府背景瓜分市场份额，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并培养出特殊利益集团，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全民福利。另外，央企垄断集中度逐步增强，造成国民经济对其依存度提高，亦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
根据媒体2009年的报道，“东北振兴”是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下发之后，国家又再次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3号，下称“33号文”），将新形势下的东北发展当作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①的重要措施。“33号文”中，推动企业兼并重组被摆在非常显要的位置。文件同时提出，中央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支持中央大型企业集团和地方企业相互联合重组。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参与老工业基地企业改革重组。优先支持实现兼并重组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而国家发改委于同年的调研指出，国企改革依然是东北未来发展蓝图中的主导动力，并且欢迎民企参与，同时国企要从竞争领域中逐步退出，但在资源类、基础类以及公益类领域里，国企要起到绝对作用。
这样的信息，也算是对当前的“国进民退”的普遍舆论看法的一种鲜明的呼应。
关于国企是否继续在竞争性领域中的争论，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短期之内不会有结果。原因主要有几点。②
其一，处于竞争性领域里的超大型国企，在当初垄断地位随着开放的大门开启从而被“打破”之后，面对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难题，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四处出击”的举措，从而埋下了很多的“种子”。历经岁月的积淀之后，这些种子有的已经死去，而活下来的基本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且，随着产权结构的变化，它们已经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若让它们一夜之间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何其难？难的不仅仅是退出，而在于退出之后，它们的新主业是什么？比如中粮集团，如果全部选择退出粮油加工等产业，是不是又单纯回归到了20世纪的情况，仅剩下贸易？同时，退出的产业将由谁来接盘？谁有能力来接盘？这些问题如果不考虑清楚，而只是单纯就退出与否进行争辩，是徒劳无益的。
其二，2003年组建的国资委，在中国过去的几年中，所推行的国企改革政策的核心就是引导红筹股③上市央企回归内地，让有能力的国企并购其他国企，并积极推动有能力的国企参与到国企改革与重组的浪潮中去，甚至还承担起负责接盘已经出现重大问题的大型民营企业。于是乎，大者更大，强者愈强。比如华润集团，就是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的——华润早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种做大做强的历程，而那个时候的民营经济，才刚刚起步，谈不上与国企、外资相衡。
其三，对“竞争性”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若干年前的垄断，未必就不是日后的竞争；而日后的竞争，未必就不是若干年后的垄断。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是否应该积极打破垄断领域？如果不积极打破的话，优势资源将继续在国企尤其是大国企一边，比如中移动、中电信、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同时，在国企体制上进一步改革和突破，要进一步建立资本多元化的混合发展模式，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根本。
众所周知，在经济史上，其实关于公有和私有的争论一直存在，并没有一个定论。着名的经济学家约瑟芬·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一直对人们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迷信持相当的批判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会导致一系列的风险出现。其实，具体到中国，虽然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趋势和潮流，但以当前民营经济的力量和成熟度还不足以担负中国经济良性发展和社会结构良性调整的重任——德隆、中旺就是最佳的证明。如果国家不出面，其后果可想而知。而德隆系事件事实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在发展壮大的同时，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从这个意义讲，国有企业还不能从历史舞台上彻底退出去，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去。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自由市场指数方面高居第三位的芬兰，目前在竞争性领域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而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有企业还依然存在。但这并非说明西方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排斥”，恰恰相反，它们允许民营企业继续积极参与进来，并形成资本多元化的混合共赢发展模式。这一方面有利于国企的改革，另一方面有利于民营企业的成熟和发展，并有更强的实力与活力肩负起更大的经济责任。从这个方面而言，一直处于资源性垄断领域的央企，比如“三大油”、电信等企业，不仅不能进入竞争性领域，而且还要开放自身所处的资源性垄断领域，允许其他资本适度进入。
综上，处于垄断性领域中的战略性国企还必须进一步打破垄断，并成为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成为现代新国企。与此同时，国资改革必须解决好体制的通道问题，要建立一套规范可行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由行政意志方式转换成管理体制方式，当是国资改革今后的一个大方向。而在资源类、基础类以及公益类等界面上，国家控制的情况如下，如何允许非国有资本适当参与并进来，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①经济增长极：具有推动性的经济单位，或是具有空间聚集特点的推动性单位的集合体。
②本书的第二章对此展开，有详细的论述。
③红筹股是指在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但主要业务在中国内地或大部分股东权益属于中国内地公司的股票。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香港证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