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35年，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却是我们坎坷而幸运的人生的一半。35年前的一天，我们共同经历了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1年而又重新恢复的对国家民族和77级、78级校友具有重大而特殊意义的高考；3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聚首，回望我们启程的港湾，审视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万千，正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宋·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亲爱的同学，我们77级、78级由于相同的经历与背景，有着太多共同的人生体验、共同的志趣取向、共同的喜怒哀乐，也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同之处。我与许多同学不同的一点，就是我曾参加过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
我的1977
我读书的中学是当时的福山四中（高疃中学），这是一所由初中升格为高中的乡村中学。我们是这所学校1970年9月入学的第二届学生，这一届一共三个班级，我在二级三班。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学课程当时除了学习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外，还有大量学工学农内容，记得在学校学过开拖拉机、学过种小麦、学过苹果修剪，甚至学过如何种大白菜。如何种大白菜一课还是学校专门慕名邀请当时在村农业技术队担任技术员的——我的大哥柳冠华讲授的。但幸运的是我读书期间赶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一批从城里被赶到乡下的学识颇深的“臭老九”老师，认真地教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读了一些书。记得我还被树为学习标兵，在全校大会上交流过两次学习经验呢。
我高中毕业证上写的是1973年1月毕业，但实际上我们1972年底就离校了。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城镇户口的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村户口的只有回乡务农“自己教育自己”一条路。我家在农村，出路别无选择，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死心塌地地像一个地道的人民公社社员一样，顶着晨星下地劳作，踏着月色荷锄归家。劳动之余我还兼职做生产小队的记工员、生产大队的宣传员。当时自己有一个念头，一定在农村好好表现，说不定也能够像贫下中农子女一样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呢（我们家的成分是中农）。当时村里已经有两个青年被推荐到莱阳农学院学习去了。我甚至从辛苦中找到了快乐，回乡第二年我竟然以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广播稿投到县广播站。那时家家通广播，村村大喇叭，稿子广播以后，竟然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我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将一篇篇稿子投向县广播站。由此被人民公社一位领导发现，先是被推荐为“联中”的民办教师，教七年级学生的语文课（当时是小学初中连读，故有七年级一说），随后又被调往公社的报道组，当上报道员，主要工作是为公社主要领导写写讲话稿和采编新闻稿。领上了工资，吃上了商品粮，被当时的同学和村里许多人所羡慕。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已是1977年11月份了，我的心情极度兴奋，心底忐忑不安。毕竟已经毕业5年了，不要说当时学的东西少得可怜，就算学了一点东西，5年的时间也足以让时光阻断你的记忆。怎么办？我太想读书了！太想上大学了！试试吧！好在我从初中到高中的课本一本不缺地保存完好，就放在我自制的简易书架上；好在我还借过我们村一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高中生的课本和我初中物理老师的大学课本偷偷自学过，曾被村民发现讥笑为“猪八戒挟着半刀火纸——混充读书人”；好在从回农村到民办教师再到人民公社我一直在写东西，书本、报刊与文字从来就没有离我而去。如果考理科自己感觉没有把握，但如果考文科，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历史和地理以前压根儿没学过，需要从零开始，但心里并不打怵。
收拾起来，行动起来，开始拼搏了。时间紧迫，只好挤上班的时间。只要手头没有很急的工作，我就离开办公室，在公社的宿舍学习。但不敢离开公社，怕有事找不到人，让人说闲话，我工作自觉性是很高的。晚上下班，就急忙跑回家去开夜车。我家就在公社驻地不远，走路不过十分钟，这给我极大的学习便利。复习最大的问题是根本就找不到复习资料，不像今天这样复习资料满天飞，当时可谓一纸难求。这里要感谢封永祥、刘桂珍、赵锡山等几位我的中学老师，他们不知从哪里搞到几份珍贵的油印复习资料，找人陆续捎给我。还有同村和我一同复习备战高考的柳尧斌同学，常常一起就一些复习难点讨论到深夜。
我记得当时可用于复习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我将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仿毛体书写一横幅贴在墙上，当作座右铭，经常读读，为自己鼓劲儿。并将高考时间和复习内容列成表格，写在一张长长的大版纸上，从我家的西厢房的屋梁上垂下来，每过一天，完成了复习任务就划掉一格，完不成复习任务决不休息。还好，临考前两天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确定的全部复习任务，还在考试之前补了一天觉。
就这样，我走进了1977年12月9日—11日的高考考场。当时的考场就设在我读书的福山四中，监考人员都是我的老师。老师看到我，都会给一个鼓励的微笑。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安祥的，我努力思考着每一道考题，认真地去答写每一道考题。9号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毛主席逝世那一天，后来好像听说多数人都选的是这一内容，因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刚刚去世，那是举国悲痛的大事。但是，那一天却实实在在成了我和许多人难忘的一天。9号下午考史地（理科考理化）。10号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数学。11号加试英语，不计分，好像多数考生没有参加考试。考完以后，除了数学在预想之中考得不理想外，其他感觉都可以。尤其是语文，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语文成绩是全县第二名，也不知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信不信就是那么一回事。
考试结果一个月后公布了，我过了分数线，具体多少分是忘记了还是没有公布也搞不清了，随后参加了体检。过了录取分数线的考生都被通知到县人民医院体检。那真叫严格，量血压，测视力，查鼻腔，试听觉，听呼吸，摁腹部，裸身检查与参军体检无异。还好我一切正常，这得益于在农村的艰苦劳动。而和我一起高考的柳尧斌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也过了分数线，据说他的考分比我的还高，但体检情况出了问题。他的体检表上被写上了“肝肿大”，而他本人并不知道，直到未被录取到教育局查询才知道结果，但为时已晚。柳尧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高中同学，他的数理化不用听老师讲课，就能当堂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在校时很是为老师同学所折服。但就因为体检不合格，没能走出农村，多年后成了村里的会计。
我虽然体检合格，但也没能接到录取通知书，问题出在填写志愿上。当时填写志愿与今天的不一样，是老早在考前就填志愿，而不像现在这样考完才填。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考什么样，也不知有哪些大学适合自己，甚至连本科、专科和中专学校也分不清，更不了解什么学科社会急需、什么专业属于热门了，当然也就不知道高考志愿该怎样填报。于是，就找老师、同学参谋，其实那时的老师和同学也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我，我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结果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人民大学，第三志愿是山东大学，最不应该的是还填上了不服从调剂，结果只能稀里糊涂名落孙山了。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当时我究竟为什么填上不服从调剂，这只能算是命运在这里给我开了一个玩笑吧。
这就是我满怀希望参加的没有结果的1977年高考。
我的1978
1977年高考落选后，尽管别人看我好像不太在意，但细心的人还是看出我的情绪有些低落。父亲劝我说，一个农民的孩子，现在能在公社工作不是很好嘛。公社的朋友也对我说，在公社报道组好好干吧，现在身份虽然是以农代干，干好了用不了几年就转为正式干部了。后来事实也是这样，和我一起在公社报道组工作的四五个人后来都被选拔到了科局级和县处级领导岗位，其中一人还到省城担任了副厅级干部。
但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封永祥先生一直鼓励我再考一次，他从第一次高考就在支持我，到处帮助我查找高考复习资料。他说，第一次高考你已经过线了，说明你是有实力的。如果轻易放弃，你以后会后悔的。并说，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我还在犹豫时，母亲的行为促使我迅速决定。从参加第一次高考进入复习开始，每天熬夜只要过了晚上12点，早晨起来，床头边总有母亲送来的两个热气喷香的荷包蛋。每每如此，我多次推辞，均告无果。落榜后，母亲从未说过一句埋怨的话语，只是说，别泄气，只要往前走，哪有过不去的坎。看到我在熬夜，依然会在早晨送来两个荷包蛋。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一天早上两个鸡蛋是很奢侈的，何况连我年迈的父亲和年少的弟弟都没有这个待遇。我于心何忍，终于下定决心再考一次。
为了不因自己的行为引起他人的非议，我一方面努力工作，不让任何人找到指责的借口。那一年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稿子，证明自己的工作是勤奋而称职的。虽然每篇稿费不多，一般只有十元八元钱，但延续到我在校学习期间，那时的钱很管用，稿费帮我解决了因上学被停发工资造成的经济上的困难。一方面抓紧复习功课，当然主要是利用晚上时间了。这一年的复习资料明显多起来，寻找也容易得多。有了1977年的经历，感觉复习起来也容易得多。1978年夏天，离高考还有几天，我向公社领导请了假，是以家中有事为由请了私假。当时并未告知参加高考，主要原因是自己担心，如果一旦再考不上，丢人现眼不说，让公社领导知道了，自己甚至会因为不安心工作而丢了工作。当时像我这种身份的人，领导一句话我就得回家种地，那才叫鸡飞蛋打、两头落空呢。
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同时，这年也是给“老三届”和大龄考生的最后一次机会，1979年开始就以应届生为主了。我考试的地点改设在县城的城关镇小学，从我所在的公社到县城考场有30多里。现在的考生都是家长全程护送陪同，那时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每天往返于公社与考场。中午我便到已在县建筑公司工作的高中同学郭永增的集体宿舍去蹭饭。他为我打来一份饭菜，我吃了以后便躺在他的床上休息一会儿，再参加下午的考试。这样一来省钱，不用花钱住旅馆，二来离考场比较近，骑车不到五分钟。7月20日—22日，连续三天考试，第一天上午是语文，下午是历史（理科是物理）；第二天上午是数学，下午是地理（理科是化学）；第三天上午是政治，下午是英语。总体上还算顺利。写这篇短文时，我完全想不起来那年的作文题目是什么，找同学询问，才想起作文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回忆当时写得很轻松。
考完以后，我回到工作岗位，没有人知道我参加了高考。我也与以往一样更加勤奋地投入工作，但心里在急切盼望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传闻接到通知书的考生越来越多，而我的通知书却迟迟没有到来。随着漫长的等待，我上大学的梦想似乎也越来越渺茫。我家就在公社驻地不远，晚上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焦急地对我说，福山四中的封永祥老师刚才到我们家来，给你一封信，让我快点给你，你快看看吧，说是什么录取通知书。我母亲虽是斗大的字认不得一个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她似乎明白这封信关乎我寝食不安的期待。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不敢当着母亲的面拆开，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眼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我成为这所学校1978年扩招进校的最后一批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