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虽然是一座专科师范学校，但我认为这就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大学，比我后来知道的所有名牌大学都好。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等通知书的日子里，母亲怕我着急上火，每天晚上都想方设法改善生活，而我竟浑然不觉；封永祥老师常常骑自行车到30多里外的县城，去县教育局打听我的录取消息，这天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便直接骑车送到我家里了，他想让我早一点知道，早一点高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我怎样才能报答你们！我的父亲、母亲和封永祥老师都已过世了，真正是恩德重如山，三生难报答啊。
这就是我参加的难以忘却的梦想成真的1978年高考。
我的母校
直到入学报到那天，我还不知道母校在哪里，但心里似乎一点也不陌生，好像是一处久违了的地方，我决定独自一人去报到。本来接到《录取通知书》，公社和村里很是起了一阵波澜。我是福山四中一级和二级两级学生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是我们村“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当时所在公社干部考上大学的唯一一个，亲戚朋友都纷纷祝贺，家里父母和兄弟也都感觉很荣耀。到学校报到那天，父母兄弟和朋友都打算送我，是我执意谢绝，独自一人到村头的公共汽车站乘车，带上在公社期间使用的被褥行李登上开往东方的汽车。此时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独自一人坐在车窗边，望着窗外匆匆而过的风景，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的母校张开了双臂，欢迎她的学子。汽车一到烟台长途汽车站，就受到前来接站的师哥师姐的热情接待。学校的大客车拉着同一天乘车来报到、来自各地的同学，不一会儿就来到当时还是位于烟台市南郊的母校。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大学，当时感觉学校一切都很好，老师和蔼，学问渊博；校园好大，楼宇成群；道路宽敞，绿树成荫；教室敞亮，窗明几净；宿舍里热闹，8个同学在一起，一会儿就熟悉了，总有说不完的话；餐厅里人多，近千人在一个大餐厅用餐，每桌10人，不用掏钱，吃什么都香，馒头、窝窝头、黄瓜汤、西红柿汤，每餐必一扫而光，难得周末改善生活下厨帮助厨师包包子、包饺子，餐后总是感觉吃不饱，女生的剩饭男生也绝不会嫌弃，不论多少统统报销；图书馆里书多，有看不完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借书看，遇到好书同学们争着看、换着看、等着看。放在今天会有人认为，不就是一座师范专科学校嘛，有那么好吗？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校园不到200亩，不足今天的十分之一；在校生不过一千多人，不足现在的二十分之一；最高的楼宇不过4层，教室、宿舍、餐厅、图书馆更是无法与现在相比。但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感觉：一切都太好了，这既是当时城乡差距的实际状况的反差，更是人的心情、心态和感情使然啊！
我的母校在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一共迎来了934名新生，他们共同的标志是77级、78级。走进大学，印象最深的就是77级、78级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太过悬殊。77级、78级实际入学时间只相差半年，且时代的背景和学生质量基本相同，后来社会上和学界提起“恢复高考”，总把这两届学生相提并论。因为这两级执行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招生文件，文件规定的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这一政策，使一大批当年的“老三届”，即原本1966年、1967年、1968年高初中毕业生考进77级、78级。据当时参加招生的母校老师回忆，当时入学考生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考生因为年龄比较大，家庭负担重，不得不选择就近高校。当时烟台师专是烟威地区唯一的高校，也就成了唯一选择。一种是77级考生和78级第一批考生政审不合格，放宽条件后被学校有意录进来的。这样一来，一个班级年轻的17岁左右的应届毕业生寥寥无几，应届与“老三届”之间的学生也不多，最多的是30岁以上的“老三届”。甚至来自农村的考生由于上学晚，实际岁数可能更大，据说最大的有37岁！
“老三届”考生虽然年龄偏大，但生活阅历丰富，“文化大革命”前接受的中学教育基本功扎实，复习备考极其刻苦，所以在考试中发挥出色，普遍以高分录取进校。据有的同学统计，像我所在的78级3班共40名学生，“老三届”就有20名，占50%。中文系78级一共4个班，所招151名学生中，“老三届”的近70人，约占45%。其他文理科生源中，“老三届”所占比例大致如此。再加上“老三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蹉跎岁月，上山下乡、民办教师、务农打工……所以这两届学生，也包括“老三届”以外的学生都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期盼通过掌握知识来改变命运。那些“老三届”同学尽管家务重，但极少旷课或请假。我们班“老三届”同学有两个或三个孩子的有十几位，而且不是民办教师就是农民，没有带工资上学的，靠妻子在家支撑或父母、亲戚资助上学，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其中，还有父子同学、夫妻同学、兄弟同学、姐妹同学、师生同学的，更是携手并进、比翼齐飞。我们班的王锡水和爱人一起考进学校，一个在中文系、一个在物理系，上学期间没有任何收入，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学，但他们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好，至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和我在高疃联中教过的当年的应届高中生姜秋茂也成了同学，他与我见面总是尊称老师，我回敬的总是同学。放在今天让人感觉有点匪夷所思，但现实就是如此。特殊的历史条件、特殊的历史机遇、特殊的人生阅历造就了特殊的77级、78级。
经历过那段学习生活的人恐怕都会记得，当时的学生，除了上课，就是自习，系里和学校偶尔组织几次课余活动外，很少有唱歌跳舞这样的休闲活动。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男生和女生上学前结婚的可以，但在校不准谈恋爱，一旦发现同学谈恋爱不是批评教育，就是劝退。毕业多年后发现同学之间也成了几对，那一定是秘密恋爱啦，绝不可能像现在的大学校园，恋人们可以公开搂搂抱抱。而且那时的男生和女生严重不对等，一个班级几乎清一色的男生，女生寥寥无几。我所在的78级三班，40位学生，只有两位女生，其中一位还是已婚的老大姐，想谈恋爱也没有条件，与现在大学中女生多于男生正好相反。那时看书看得实在头脑发胀了，最多是到操场上去打一会儿篮球、排球。图书馆的座位很难占得到，教室晚自修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我们班的两位女同学，尽管年龄都不小了，但不论什么课程考试每次总是名列前茅。同学们有的向她们请教过学习方法。其实不用她们回答，我们都清楚，就是认真，听课认真，节节课不落；笔记认真，老师逢讲必记；作业认真，没有一点差错。用功到了这样的程度，你说还有什么能难得倒，就连当时的任课老师也惊叹，这些学生就是不一般。
我的母校对77级、78级学生的呵护哺育，仅有两年的时间，最后入学的同学还不足两年的时间，这也可能是最短的大学教育学制了。现在专科也需要3年的学习时间。匆匆两年过去了，我们77级、78级在同一年入学，又在同一年毕业了。当时毕业去向，先是由个人报志愿，77级、78级大学生毕业后大多都想留校任教。尽管当时高校师资缺乏，但留校的名额毕竟有限，除了几个班干部和学习尖子留校外，其他人很少有机会了。但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首届毕业的大学生，又由于我们专科学生比本科学生早毕业两年，社会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我们毕业是由国家包分配的，除留校的一部分学生外，一批毕业生被选拔分配到省市县党政机关，一部分被分配到乡镇锻炼。当然由于是师范毕业生，最多的还是到中学当了老师，没有一个待业的。也不像现在进公务员队伍要考，进事业单位要考，当个中小学教师也要考，考来考去还有一大批待业的。从这一点上讲，当时的毕业生是十分幸运的。那时考研、读研的同学不多，后来据说全校也就几个人考上了研究生，主要是年龄大、家庭负担重的原因，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那时还没有盛行出国留学，即使让我看当时那批学生也没有几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留学费用的。那时的毕业生分配取向，排序应该是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和企业的顺序，不知其他同学是不是认同这一点。
我的母校与我十分有缘。一般来讲，一个人除了留校工作以外，极少有可能重返母校工作，而我就有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机缘。我1980年毕业后，有幸被分配到烟台地区（1983年地改市）党政机关工作。同在一个城市，母校就在身边，常常回母校与老师同学聚聚，看着母校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心里感到高兴，但从来没有想到会重新回到母校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4年7月1日到省委组织部谈话，随之一纸调令，我在离开母校24年后又回到了母校。母校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这些年先是在全国本科教育评估中被评为优秀，接着由师范类院校改为综合性大学，又隆重举行了建校80周年庆典。我有幸和全校师生一同播撒汗水，一同收获成果，共同见证了母校的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声誉遐迩闻名。我到母校工作以后，还特别感受到来自校友，尤其是77级、78级校友对母校的浓浓情谊。每当母校遇到困难，每当母校需要解决问题，每当母校前进的关键时刻，来自校友深情的关爱、无私的帮助、鼎力的支持，都使母校在每一次发展机遇中峰回路转，跨越激流，绽放美丽。校友园中那一级级台阶、一棵棵树木、一块块石头、一幢幢亭阁都记载着校友的汗水和奉献。有时同学聚会议论，我们的母校算不上什么名校，但有悠久的历史，光辉的历程，深厚的文化传统，优良的教风和学风，我们每一位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所谓的母校情结吧。每当听到这样的议论，都激励着我更加珍惜这份与母校的缘分，在岗位上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母校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我的母校，已经走过了80个春秋，迄今培育了12万多毕业生，在校生已达2.8万人，77级、78级校友仅仅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特殊身份、特殊阅历，注定他们是有抱负、有作为、负责任的一代人。岁月如梭，人生如歌。恢复高考至今已35年，77级、78级那些“老三届”学生，几乎全部退休，但是，他们对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容否定的。那些年轻的，他们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培养的首批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他们有的成为专家学者，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权威；他们有的成为国家干部，成长起一批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干部；他们有的辛勤耕耘于三尺讲台，成为优秀的中学教师；他们有的成为文坛巨匠，为胶东作家群增光添彩；他们有的驰骋在商海中，成为创富兴业的企业家。当然，他们有的至今仍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从全国人才培养的角度讲，这两届大学生共同接续了中断11年的中华文脉，成为国家与民族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不管他们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不管他们有过怎样的遭遇，他们在35年中的信念，他们在35年中的拼搏，他们在35年中的坚守，他们在35年中的成就，都无愧于母校的教诲！他们拥有最充实、最饱满的人生！他们是母校众多学子最优秀的杰出代表！
这就是我的母校：过去的烟台师专，今天的鲁东大学！
这就是我们的母校：过去的教师摇篮，今天的人才高地！
金秋十月，母校：请接收来自77级、78级校友的感恩，感谢老师，感谢友谊，感谢母校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
金秋十月，母校：请接受来自77级、78级校友的祝福，未来的鲁东大学一定会更加精彩、更加辉煌、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