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难忘的一天》序言
柳新华主编
黄海数字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一版
原载于2012年9月14日《烟台日报》
致七七、七八级同学
——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
坎坷亦幸运，七七七八级。
弹指三十载，聚首忆往昔。
生在新社会，欢乐沐晨曦。
童蒙不识苦，窘涩短食衣。
青春好读书，文革狂涛激。
下乡又上山，茫茫前程迷。
蹉跎十年岁，邓公乾坤移。
校门豁然开，学海满舟楫。
同桌父与子，同窗夫携妻。
壮哉老三届，苦学见高低。
暮诵接晨思，良师育桃李。
红烛映朝霞，矢志求真谛。
学成为新知，毕业奔东西。
改革力行者，开放弄潮汐。
杏坛竟风流，政经显身手，
科研攀高峰，文苑景色秀。
为师德仁育，为政公仆心，
为商富有道，为文创且新。
成功勿骄逸，坎坷足睨睥。
谈笑度岁月，酣梦展魄体。
白驹倏过隙，卅年转瞬逝。
人过知命后，壮心仍不已。
国家富强日，民族振兴时。
任重而道远，奋斗永不息。
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而作
曾发表于2008年5月10日《鲁东大学报》
2008年5月19日《烟台晚报》
为了保持原貌
收入本书时未作修改
寸草幽情
母兮鞠我
农历6月14日，是母亲的忌辰。转瞬之间，母亲去世一周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梦寐萦怀，常使不孝之子唏嘘不已。
母亲曾是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四十年代母亲出嫁时，姥爷为母亲陪嫁的嫁妆在当时引起全村轰动，许多年以后村里的老人说起来还是羡慕不已。但从我记事起，家中已是徒有四壁。母亲没能享过什么福，但她从不说苦，无论遇到多么难办的事情，她都有办法应付。她的口头禅是：吃苦是福。六十年代，母亲已生了七个孩子，全家加上奶奶计十口人。在那个年代，全家只有父亲一个整劳力，且常年有病，一家的生活可想而知了。为了一家人吃饭，母亲整天忙活着。有时粮食不够吃，母亲常常从山上采回家一些野菜，经水浸日晒竟也能做成可口的饭菜，像春天的“苦菜脑”（苦菜加豆面做成）、夏天的山马楂包子、秋天的地瓜叶面汤、冬天的水煮白菜根，这些都是大人孩子愿意吃的，连吃几顿，谁也不“草鸡”。有一些东西就不容易下咽，像苦涩无比的桕条芽、枯败的葱叶、凋谢的杨树花，每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端起碗大口吃，边吃边说“吃下肚里是好饭，谁吃不下是熊蛋”；或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咽得下野菜根，百样事可以做”。于是，我们弟兄便端起饭碗，风卷残云如卷席。至今我对吃野菜仍情有独钟，每每到集市上买一点时鲜野菜，却总是做不出母亲做的味道。但从母亲继承来的吃苦能力却使我终身受益，至今无论吃什么饭菜从不挑食。确实是这个理，人生只要能吃苦，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办不好的事情。
有人说，女人的心眼比针鼻小，但我总是被母亲的博大胸怀所折服。奶奶原本在一所大城市与伯父一家住在一起，三年自然灾害时回到老家，使原本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从未抱怨，一直用心伺候多病的奶奶。奶奶吃饭不与我们共桌，每顿的饭菜都是母亲做好后送进房间。奶奶的饭菜与我们的也不一样，就是最困难时也是这样。记得六十年代生活最困难时，姑姑从香港寄来一袋面粉，专门来信说是给奶奶吃的。那时每顿能吃上一个馒头是很奢侈的。母亲为奶奶做饭菜都背着我们，怕被我们看见。但后来这个秘密被奶奶泄露了。奶奶有了好饭，常常舍不得吃，留下一些给她喜欢的孙子吃。孙子太多，单独做给奶奶的饭菜有限，奶奶每次只能给一个孙子偷偷留一点。日子长了，孙子们都吃过奶奶的小灶饭。记得二哥最受奶奶钟爱，因此吃的好饭也就多一些。后来，被母亲发现了，把我们狠狠骂了一顿，并不许吃饭时到奶奶屋里去。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让奶奶吃得好一点，每次做饭母亲都费尽了心思。奶奶从1961年回到老家，后来伯伯、叔叔都从外地多次来接过奶奶，但直到1973年去世，奶奶也没有离开过家乡。母亲经常说，能让自己吃亏，决不让别人吃亏。邻居到我家借东西，只要家里有，总是毫不吝惜地借出去。邻居家中有事，无非婚丧嫁娶之类，在农村都是大事，母亲不是自己去帮忙，就是让弟兄们去帮忙。当然，我们家有事，邻居也都乐于帮忙。记得大哥、二哥、三哥的房子，都是弟兄自己打石头、推砖瓦、拉灰沙，也都亏了村里人帮忙才盖起来。母亲常说，咱帮别人的事要忘掉，别人帮咱的事要记住。母亲手头如果有钱，只要有人来借，她决不推辞，而且从不张口要人家还债，直到她病重住院，还有好几个借钱人主动找她还钱。
母亲的孩子虽然多，但对每一个孩子都细心照庇。记得小时穿的鞋、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农村过去的规矩，过春节大人小孩必须穿新衣服，像我们这一大家子，要全部添新衣，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每到过年，我们一定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换上新衣服。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弟兄的衣服都是父亲和母亲的衣服改制的。先是哥哥穿，哥哥穿小了，母亲改一改再给弟弟穿。真正是长袍改马褂，马褂改背心，背心改尿布。虽说母亲给我们缝制的都是旧衣服，但经过母亲拆拆缝缝以后，当然少不了再找染布匠染一染。如此一番，我们过年穿上的新衣服，从外表一看绝对就与买的新衣服一样，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还有母亲缝制的纳底鞋，那确实是结实耐用，特别是牛鼻子鞋（鞋面上有两道像牛鼻子的褶子），可以说是村里独一无二的，一穿上立刻让人感到男子汉气魄十足，蹬山爬坡又舒适又跟脚。后来，我们家在全村是最早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的人家，姐姐用缝纫机帮母亲做衣服，母亲的缝制负担才有所减轻。母亲缝制的衣服鞋帽我们弟兄一直穿到70年代初，后来随着农村收入提高了，才逐渐到商店买成品衣服穿，但再也没有体会到过春节穿母亲缝制新衣、新鞋那种喜悦的感觉。
我在家排行老四，幼年身体很弱，长得像豆芽菜，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可能与早期家庭生活困难有关，但绝没有受到虐待。母亲对我总是呵护有加，宠爱备至。记得上小学时，总是长口疮，疼得吃不下饭。母亲带我到公社卫生院找大夫看病，大夫说多吃点蔬菜就好了。我十分喜欢吃西红柿，就问是不是多吃西红柿就好了，大夫笑笑说对。不记得当时吃过什么药，母亲却是经常买西红柿来家给我吃，而且不许别人吃。要知道那时候西红柿是最贵的蔬菜，对我们家来讲算是高档菜了，也许是吃西红柿的缘故，后来我的口疮还真的好了。70年代中期，哥哥姐姐都已结婚离家独立门户，只有我和弟弟与父母在一起生活。我们村是公社驻地，那时我已是人民公社一名“以农代干”的工作人员，身份是通讯报道员，主要是为新闻单位投稿，也为公社书记写讲话稿。爬格子难免要熬夜，日子长了，患上神经衰弱，晚上常常休息不好，但我从未对母亲讲过。突然有一天母亲给我一瓶鱼肝油，说是找在县剧团工作的邻居从县医院买来的，对神经衰弱有特效。那时的鱼肝油是乳白色、稠稠的、很甜的液体。母亲要我每天睡觉前喝一羹匙，而且有时怕我回家晚忘记了，就把鱼肝油倒在羹匙里放在我的卧室桌子上。我不记得喝过多少瓶鱼肝油，反正后来我的神经衰弱好了。再后来为了工作方便，也为了不给父母添麻烦，我搬到公社宿舍之后才不喝它了，而我的神经衰弱病也没有再犯。
母亲一生都不曾闲着，早年为一家人忙吃忙穿，晚年该享清福了，她仍忙个不停。她的理论是人没有累坏（病）的，都是闲坏（病）的，叫驴闲三年，驮不上一斗糠。七十多岁了，放着儿子买的煤不烧，自己上山拾草，也不缺钱花，却拿了花边在家织，凭谁劝说也不听。逼得哥嫂没有办法，把花边机藏起来，她又找出来。后来小弟回家一股脑丢到河沟里，谁也不知她又怎么找回来的。大家看着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心意了。可能是常年劳动的结果，母亲很少生病，即使有点小病小灾，她也不吃药。早年母亲心脏不太好，经常心口疼，但她基本不吃药，那时也可能是吃不起。记得她吃过的药、也是当时全家有点病就或搽或吃的药——一大瓶红花油，据说那是早年姑姑从香港回乡省亲捎回来的。家里把它用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不知是红花油的作用还是其他原因，母亲后来竟然什么病也没有了。晚年我把她接到城里来住了一段时间，好说歹说把她拉到医院为她检查了一次身体，医生竟然说母亲的心脏功能比我的还好。她73岁时，与我和家人爬上建有电视塔的南山公园的高峰上，把山上的游人惊呆了，谁也不相信老人是从陡峭的山坡自己爬上来的。
我们都未能预料到，母亲最后竟因脑栓塞辞世。母亲晚年血压有点高，医生说经常吃点降压药不会有大事。我便为母亲准备了一些常备降压药。也许是她自我感觉良好的缘故，如果无人提醒，她常常会忘了吃药，而她又不习惯在儿女们家里长住，总是一个人住在村里的老房子。谁请她去住，她总说；“你们都忙，我又没病没灾，随便在那里住几天新鲜是了，还是一个人住好。”我们都知道，她主要是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离老家30多公里的城市政府机关工作，开始住得拥挤，母亲来住个十天八日就走。后来搬到比较宽敞的新房，母亲最长一次不过住了三个月。1991年父亲去世后，她除偶然到几个兄弟家轮换住一住以外，始终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为此，我和弟兄们只好把老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并为她配上冰箱、彩电、液化气灶等日常一应俱全的东西。终于一天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母亲起床后，感到手脚不灵便，我接到二哥的电话立即赶回家，等把母亲送到医院后，她就不能讲话了，但神志始终清楚，见谁都点头笑笑。住院一个月，子女轮流护理，病情似乎稳定了，她便坚持要回老家，回老家十多天便溘然长逝。是年八十岁，按说已是高寿了，但从她的身体状况来讲，如果稍加注意保养，多活几年是不成问题的啊。
每忆及此，我总感到愧对母亲，如果……如果……唉，怎么说呢？说什么都晚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如果有来世，就让儿子再做您来世的儿子吧。
呜呼，母亲安息！
本文为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而作
原载于2000年8月4日《烟台日报》
我的语文老师
当您看到这篇普普通通的文章题目时，可能会感觉这是一篇中学生作文。但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写下这一题目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恍若跨越时空，又回到了39年前的中学校园。
一位中等个头、紫红脸庞、声若洪钟的老师，正站在讲台上，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诵。教室里静得连呼吸都听得到，只有老师天籁般的声音和乡村学校简陋教室的回音。老师朗诵完毕，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您可能认为老师一定是在朗诵哪位大家的名篇佳作，其实老师朗诵的只是一位学生的作文。老师常常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诵学生的优秀作文，只要某位同学的作文被他朗诵过，该同学就会对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老师经常朗诵一位学生的作文，而我就是被他影响一生的那个学生。这就是我的老师，时任福山四中的语文老师——封永祥（1933—2010年）。
我是在“文革”中读完七年级升入高中的（当时没有初中），这种学历今天看来有点怪怪的。在那个特殊年代，“教育革命”花样翻新，整天胡折腾，能够上高中已经够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进入的高中，虽说是乡村中学，条件极差，却集中了一批“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大多是“文革”期间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锻炼的，都是有丰富的知识和教学经验的“臭老九”。1971年，我们入学时，恰逢邓小平复出，“教育回潮”，这些当年还算年轻的大学生老师，热情高涨投入教学中，我的语文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1953年进入莱阳师范学习，1956年于山东速成师专学习，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福山县（现福山区）工作。到福山四中工作之前，他已在福山二中、福山三中等多所中学任过十几年的语文老师，口碑极佳。1971年他到福山四中工作时还不到40岁，正值壮年，精力充沛。他讲课总是笑眯眯的，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并不照本宣科，常常离开课本，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把枯燥的课文讲得就像故事那样引人入胜。他讲课从来不用维持课堂秩序，因为没有人打瞌睡，也没有人讲话，每个同学都瞪大眼睛听课，生怕漏掉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