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家族第三代的第一个男孩
1937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十一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罗口町镇清公祠村。
祁东县的地势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为四明山，中部为祁山，东南就是湘江了。我的家乡还不能算是山区，有介绍说祁东“重岗复岭，田畴阡陌，溪流纵横，泉井遍布”，有点儿丘陵地貌，但往西就是大山区了。
我爷爷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
父辈几家的第一个孩子都是女儿，我是爷爷家族第三代的第一个男孩，所以从小有点儿娇生惯养，全家都宠着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叔伯、婶母、姑姑都拿我当宝贝一样，谁家里有好吃的东西都给我送点儿过来，我幼小的心里觉得美滋滋的。农村的观念，生男孩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那时我们家境还可以，并不是要我做养老送终的依靠。
我原来叫刘大晑，是爷爷取的名字。这个“晑”字，读音为“xiǎng”，词典中只有一个字的释义，就是“明”，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明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用的这个字。很多老师不认识，碰到课堂上点名或提问，有些老师叫我刘大咼（guō）或者刘大昌（chāng），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念，有的老师干脆就问，你叫刘大什么呀？弄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不愿意名字中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生僻字，于是自己就把名字改了，把日字从上面挪下来变成偏旁，就是“晌午”的“晌”字，但我不是中午生的，而且这个字读音为“shǎng”，与我原来名字的读音也不同，所以后来改为“响亮”的“响”，这就成了我现在的名字。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我是玩泥巴长大的。和大宅院及其他院子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我们不分大小亲疏，也不分贫富贵贱，捉迷藏、骑竹马、烤家雀、打铜板，有时还会结伴走家串巷，见大人就问候几句，说点吉利话，讨些东西吃，好不快活。稍大一点儿就跟着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去两里之外的“把关口”看大戏，看木偶、拉洋片。最大的兴趣当属捏泥人了，还有“打泥炮”，就是把泥巴做成一个窝形，使劲往地上摔，看谁摔得最响。
小时候我挺淘气，经常同小伙伴一起爬树，掏鸟窝、抓知了，还时常去拣蝉蜕，到开中药铺的七伯家换甘草吃。有时也背着大人偷偷下河洗澡，到小水沟中捉鱼。我们把一个小河沟上下游都堵上，将水戽干，抓里面的鱼，弄得满身湿泥巴，只好在外面把衣服洗净、晒干才敢回家。大人们怕小孩儿出事，只要知道就不让我去，但有时我能抓几条鱼回来，他们也很高兴，虽然要数落几句，鱼还是做来吃了。
祁阳罗口町刘氏家族渊源
我的曾祖父曾经中过举，有五个儿子。族中老人记得，家里过去还保存着他的“顶戴花翎”。我问过一位堂兄，他回忆，儿时还戴过曾祖父的官帽玩耍，就放在老家的阁楼上。堂兄说，你叫他们去找找。我说现在哪里还会有呢？
堂兄名叫刘金铠，今年已经88岁了，退休前在沈阳冶炼厂工作，是中心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他的文章写得好，字也很漂亮。父母把他树为我的榜样，经常说我要像他那样，他们就很满意了。
后来，我从侄孙刘军（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博士生，毕业后赴澳大利亚工作，现在中南大学当教授）那里得到1993年出版的《刘氏六修族谱》，经过仔细研读，才搞清楚湖南祁阳（现归祁东县管辖）罗口町刘氏家族的一些演化情况。
按族谱记载：刘姓一族，始于传说中的尧帝时期，世居彭城（今徐州，汉高祖刘邦故乡）。纪元（注1）前，沛公提三尺[1]剑斩白蛇于茫荡，以大德立帝业于咸阳，传两汉开四百余年基业，故前曾立著尧典一篇昭垂祖训，汉书两部具载宗功于祁阳刘氏总祠，昭示我刘氏族姓，既居于炎黄子孙之林，却又有出类拔萃之功，业绩辉煌。
祁阳刘姓一支的先祖应三公，公讳应行三郎，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戊寅五月十一日午时生于江西南昌之梓溪里。明洪武八年（1376年）奉诏携男德成公徒迁祁西罗口町匍居。七世祖廷辉公出仕邑驾北平有功，圣恩赐坊祁城北门为罗口门，德昭功著，誉享衡湘。
到我这个“大”字辈，已是祁阳刘姓这一支家族的第二十一代了。从族谱中还了解到：十七世高祖父刘纠堂，号箕畴行满，在清朝曾被授州司马加三级诰授奉政大夫，又由长男厚铮以总镇请一品，诰封荣禄大夫，官印天锡。十八世曾祖父刘厚铣为刘纠堂次子，号丽川行十五，例授同知，官印芳晖。自十七世至廿六世，家族辈分按“堂厚家声大，诗书绍桂香”为序。
祖父刘家湘，字扬清，号恒丰，例授从九品，当地著名中医。
父亲刘韶声，字维琪，号木生，学名飞鸿，广西大学毕业。
母亲曾冰清，1918年（民国七年）农历（戊午年）三月十一日申时生，乡村医生，2012年逝世，享年95岁。
大伯父金声，号集成，清光绪卅三年丁末三月廿八日亥时生，15岁殁。
二伯父有声，字维焕，1964年去世。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宅院，大概有二十几户，都是刘氏的家族成员。我爷爷和爷爷的三个兄弟、我们家、伯父家都住在那里。老一辈中女的都嫁出去了。
罗口町属罗口町镇，南北走向，岔垄最多，呈不规则状向四周延伸，北至崩塘冲，南至黄坡桥，西至元珠山，东至峦塘园，是县西部最大垄。町内地势起伏变化不大，自然条件较好，农产以水稻为主。一般年景都风调雨顺，旱涝保收。
1995年，罗口町镇和三口湾、紫云桥三个乡镇合并为现今的太和堂镇。
爷爷
爷爷刘家湘是位中医，最擅长的是治妇科病。他长期靠医病谋生，赚了钱就买地，自己不能种，就出租给人家。租地种的都是较贫困的族中晚辈，田地长期包给了他们，每年交点儿租子就行，多点儿、少点儿，爷爷都不计较。
我能记得的，就是外面来找爷爷看病的人很多，经常有用轿子从很远的地方抬过来的病人。解放后我听说，还有从长沙、昆明来看病的，说明爷爷的名声传得很远。有些人来的时候病得很重，经爷爷治疗后就好了。爷爷看病收费不多，有钱就给一点儿，没钱也就算了。有些从远处来看病的人没住处，就住在爷爷家里。
爷爷很喜欢我。我小时候淘气，拔他的胡子，有时把他的胡须编成辫子，他也不生气。爷爷一有好吃的，就把我叫到他屋里去。爷爷家中只有爷爷、奶奶两个人。奶奶是续弦的。我的亲奶奶、就是我父亲的生母去世很早，我没见过。这个后奶奶对我挺好，记得她做的菜特别好吃，我小时候经常到爷爷家去吃饭，对他们的感情很深。
大概是196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父亲发来的电报，说爷爷去世了。因离家太远无法回去奔丧，我心中很难过。但那次爷爷却没有死，据说是在入棺的时候，爷爷突然动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奇迹般地又醒过来了，于是大家赶快扶他起来，结果他又活了两年多。
爷爷死而复生后的两年多，双眼几近失明，有时大小便失禁，完全靠我母亲和弟弟照顾，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洗呀、擦呀。有时弟弟出工，就由母亲一个人干。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爷爷卧床两年多的日日夜夜中，作为儿媳妇———我的母亲天天要为大小便失禁的公公擦身，换洗弄脏的被褥和衣服，实在难能可贵。
爷爷一辈子为人忠厚，性格随和，一生行医，救死扶伤，深受群众的厚爱和尊崇。在爷爷死而复生的这段时期，还是有很多人前来看病，他凭自己的记忆指导母亲处方施治。爷爷把他一生购买、抄录所积累的所有医书、药方和资料，都给了我母亲，还悉心教她如何诊治疑难病症，并传授给她一些特效秘方。母亲传承了爷爷的医术和秘方，后来也成为当地有名的乡村妇科医师。
1967年爷爷与世长辞，享年86岁。
母亲
母亲曾冰清，出身富裕家庭，小时没缠过脚。她性格温柔而又倔强，念过书，受过良好的教育，记忆力很好，毛笔字写得不错，还能写点儿诗，后来当了乡村医师，开药方，为百姓治病，为不能生孩子的妇女造福。
旧社会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儿长大了要嫁人，书念多了没有用。母亲坚持要念书，认为没有文化不行，最终读到初中毕业。17岁嫁到刘家，由于家道殷实，有好几亩[2]田地陪嫁，在当地算是很体面的。
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一心相夫教子。解放后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一辈子有三大心愿：一是送我父亲念书；二是要修建一栋房子；三是要儿孙都读上大学。爷爷分家后我父亲只有7亩5分[3]地，因他在外读书，没有劳力，就租给人家耕种，每年收点儿地租，虽不算富裕，却衣食无忧，但要念高中、读大学就困难了。母亲执意要供我父亲念完大学，这算是她最大的一个心愿，于是她省吃俭用，攒下钱供父亲读书。
母亲多次去找我舅外公，跟他说，一定要送丈夫去读书，请他给找一个好学校。舅外公是我外婆的亲哥哥，叫雷声溢，号云浦，祁阳小坪西子村（今属祁东县）人，自幼聪慧，学习勤勉。1922年秋，他借其长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4年毕业。朝阳大学资送学生赴日本留学，在甄别考试中，名列第一。赴日前先回家探亲，其时北伐军已打到湖北，局势已变，他认为北洋时代的公费留学或不可靠，遂逗留在家。1927年4月，经友人舒大祯介绍，赴汉口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文书股长。三个月后，国民党清党，政治部解散，他回到衡阳，受衡阳船山中学聘任国文教员。11月，同乡高炳垓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商民部长，邀他任秘书。在此期间，他目睹官场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认为不可久居，决心献身教育事业。1928年秋，仍应船山中学聘请，兼任衡阳第五中学及成章中学教员，后出任衡阳船山中学校长。
因拗不过母亲的反复求情，舅外公就把我父亲介绍到船山中学念书。但学费很贵，交不起。外婆看到这个情况，就又拨给我母亲13亩8分地，这些地算是刘家的，母亲就用每年收的地租供父亲读书，直到父亲从广西大学毕业。
母亲结婚后共生育七个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不幸很小就夭折了。再下面有一个弟弟，名叫刘大旭，退休后在家照顾母亲，还有三个妹妹，即刘丽华、刘丽君、刘丽满（后改名刘湘华）。
母亲第二大心愿就是要建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她虽然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但不娇气。为供我父亲读书，又要攒钱建房子，所以持家用度非常节俭，吃饭时掉一粒米也要拣起来，衣服破了就打补丁。记得家里晚上这一餐常常喝稀饭、吃地瓜，就是为了省钱。
不过我是例外，她总是单独做点儿好的给我吃。
外婆知道我母亲要建房子，雪中送炭，又送给她许多建房和打家具用的木料。那时父亲在广西大学读书，母亲一个人在家操劳，忙里忙外，千辛万苦，终于把一栋两排两层楼的大房子建了起来，在刘氏大宅院中首屈一指，令人羡慕。但建后刚三年多当地就解放了，房子分给了贫下中农，母亲曾惋惜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母亲的第三大心愿就是要送儿孙读大学。我是她的长子，当然就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和最大的精神寄托。母亲对我疼爱有加，但从不放松对我的教育，三岁多就开始教我背“三字经”“百家姓”，逐段给我讲解“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含义。稍大一点还给我讲述“岳母刺字”“悬梁刺股”“孔融让梨”“孟母择邻，断杼教子”等典故。再大一点又教我背诵“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春眠不觉晓……”等唐宋诗词。她常常教我要“尊敬长辈，尊敬老师，爱护同学，为人诚实，不说假话，勤奋努力，好好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讲仁义，重名节”等儒家伦理道德。每当有长辈、客人来家时，她就要我在他们面前背诵一段，大人们对我的夸奖，自然使她十分高兴。
母亲笃信佛教，记得小时候常常带我去寺庙，烧香拜佛，十分虔诚。常常给我灌输要“与人为善，慈悲为怀”“人生有轮回，今生做好事，来生变好人”及“温、良、恭、俭、让”之类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简单而朴素的东西，对我的成长还是起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母亲70岁以后，又多了一个心愿：死后一定要“土葬”，不要火化。她自己在刘氏祖坟的山坡上，早就买好了一块不大的地方，并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5万多元钱存入银行。她多次给我打招呼，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清白在人间”，说她百年之时，不要铺张浪费，一切从简，只花她自己存下的钱就足够了，这样她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
母亲她老人家这一辈子享过福，也吃过苦。几经变迁，解放时家中六口人，土地17亩半，土改中全家只母亲一人被划为地主，挨过批判，受过管制，但当地父老乡亲对她是比较温和的，当地政府和领导，对她也是关心和照顾的。1950年，我在祁阳读书时患病，乡政府一位洪乡长特批，准许母亲去学校护理我，并表示“如果我去信有事你就回来，不写信你就在校住着，不要回来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那段最困难时期，乡政府还特许她给老百姓治病，开一个药方可以收取2角钱，后来加到5角、1元、5元、10元不等，也允许她按爷爷的秘方自制一些特效药卖给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