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一
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继续升学，考虑到家里的困难，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神圣而漫长。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侗、瑶等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陡，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可荒凉有什么要紧？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帮我们转运行李。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请我们喝米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冰棍吗？有汽水吗？这里有什么水果吗？”
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大家一拥而去，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
他累得全身是汗，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往台前走的时候，被老杨拉了一把，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他走路的时候，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
“说什么呢？我是个大老粗，老丘八，肚子里没词。我要说的第一点，刚才老杨已经说了，就不说了。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说你们也知道，也不说了。”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
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他觉得电流碍事，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直接向我们喊话。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丑绝了。但这有什么要紧？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什么江南……江南……老杨，你机西分子呵，也晓不得？……”
后来才知道，他是指一首《江南处处好风光》的歌。他“晓不得”唱，更痛恨老杨同样“晓不得”唱——像本地很多农民，他把“知识分子”说成“机西分子”，把“不晓得”说成“晓不得”。
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
“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有大马路，有电影院，有运动场，有工厂和大学，还有这个这个……”他两手摇了两下，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不实现这个目标，砍掉我的脑袋，就地正法！完了！”
全场暴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现在不鼓掌没关系，兑现了再鼓掌。嗯？”掌声更响了。
二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钯钉和锄口每天磨溶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
玉米，木薯，黄豆，甘蔗……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出工两头不见天，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花生壳，修补箢箕和箩筐。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豆苗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播种，开荒，播种，开荒，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场长说过，全国大干快上，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三年大变，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铁营盘”。
伙食慢慢变得糟糕。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像是熬中草药，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二是干辣椒汤，一沾舌头就像电击，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因此又有了“感冒发散剂”的外号。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麂和野猪，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润滑枯肠只在片刻。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甚至不能不偷盗——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咕嘟咕嘟像喝开水，一碗灌下肚去，闹得自己脸色发青，肚子剧痛，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
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该休息一下了吧？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可天刚蒙蒙亮，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
咚咚咚——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起床，起床，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这是场长的声音。
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场长，这雨还在下……”
“雨不大，不大。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
“有三个人请病假了……”
“他们吃了饭没有？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都是假病。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
“可能也是太累了呵……”
“只听过病死的，没听过有累死的。后生怕什么累？力气从来用不完。越用越有，越不用越没有。知道不？”
场长喊工以后，把一杆特大号的钯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
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在那一刻，我全身散了架，肩膀找不到胳膊，屁股接不上膝盖，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明明是去抓钯头把，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
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场长与酸菜交错，队长与厕所重叠，被子在下雨，钯头在唱歌，厨房挤压腰杆，母亲哽在喉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弄清楚我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干什么。我明白了，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
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半天没有起来。我去拉他时，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
“猴子，你怎么啦？”
“我要睡觉，要睡觉呵……”他迷迷糊糊。
“你疯啦？这里怎么睡？你不要命呵？”
他摇摇头，算是惊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催命鬼！害人精！臭阎王！我操你八辈子——”
我赶紧说：“猴子，忍着点，起来吧。”
三
队长外号李瞎子，是本地农民，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他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从不当出头鸟，即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有时带着我们早早上地，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他装作没看见。
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说是怕鬼来敲门，怕先人们生气。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就一个哈欠放出来，睡着了。
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
“科学？”他倒显得很注意，在地头盘腿坐下来。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是好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
“你们慢点讲。”场长有点慌。
我们七嘴八舌，建议缩短战线，建议注重管护，建议因地制宜，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养羊啦，养兔啦，养蜂啦，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马尔采夫耕作法，约克夏肥猪，五零一菌肥——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飞机和人造卫星了。
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他眼睛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会，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们还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呵。问题是，你们说得花一样，都搞得成器？都能吹糠见米？”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从外地引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连种子钱都没赚到，气得他直骂娘，从此对新事物总是敬而远之。
“场长，你放心吧。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你不相信我，总要相信他吧？”
“场长，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呵？总得给我们机会吧？”
“场长……”
“好，考虑考虑。”他总算点头了。
不过他还是不大放心。据说他事后对别人说：几个书生还来教我种田？我当田把式的时候他们老娘还没动胎吧？他根本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大开荒正在他兴头上；也不同意养什么蜂——他觉得蜜糖饱不了肚子。他只是对什么菌肥稍感兴趣。理由是，茅草地太广阔了，要种的作物太多了，全场干部群众再加上牛们猪们，满打满算就五六百个屁眼，根本屙不过来。肥源问题确实一直让他很伤脑筋。
四
造菌肥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可我们连量杯和试管都没有，只能拿瓦钵和面盆来代替，更不要说什么搅拌机和恒温室了。场长破天荒让我们买了两支温度计，打了几个木头架子，就好像割了他的肝肠肚肺。他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试验试验，他有点沉不住气，摸摸钵子和温度计，揭一揭蒸笼盖，显得焦躁不宁。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恨不得我们今天开工，明天出货，后天就是庄稼嗖嗖嗖往上窜，玉米棒子大得一筐只能装一个。
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切实抓紧。
当然得抓紧，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要命的是，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偏偏在那一天，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去玩一把篮球，正在球场上快活，被场长撞个正着。
他黑着一张脸，气呼呼地闯过来，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
“下午挖地，都去挖地！”他终于一扬巴掌。
我没听懂，“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
他背着手走了，再一次挥掌：“挖地！”
“场长，你得有点耐心，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冷笑一声，“你们是做粑粑呢，还是做面条？一点臭气也没有，还说是肥料？有了这么多的日子，你们就是屙也能给我屙两担了吧？”
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
场长是相信大粪的。这没有办法。他嗅了半个月，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
五
又是挖地，播种，挖地，播种……我们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背，揪出衣角的汗滴，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天呵，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相反，他一上地就高兴，一上地就来了气力，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不论在哪个工区，他比年轻人更卖力，手里的钯头三抡两舞，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饿了，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渴了，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他的两个干儿子，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去，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在他的命令下，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说点往事，诸如新四军、汉阳造、黄桥战役、板门店谈判、扒铁路埋地雷、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
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大刀与硝烟，老兵的笑脸，离我实在太远，远得模糊起来。
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
六
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他解说天庭和地角，断定这个有桃花运，预告那个仕途广阔，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照他的说法，场长耳垂短，一定是短寿；左眼角有杀气，将来定有血光之灾。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
知青们哄堂大笑。
我却没怎么笑。说实话，场长也让我恼火，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他枪法精，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也有一手，没有什么工夫拿不下来。估猪羊的重量，估地上的产量，总是一眼准，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