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小雨是我的不幸。她是我们工区的猪倌，人缘好，手脚勤，却不大讲话。与男知青们接近的时候，你们讲话，她只是听；你们打球或拉琴，她只是看。你要是同这个哑巴开开玩笑，把她逼急了，逼得红了脸，她最激烈的抗议也只是朝你打一拳。
这一拳通常很重，让你明白猪司令不是白吃饭的。
有一次她在甘溪边洗衣，我们刚好从木桥上过，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流来，绿得发蓝，清澈而冷冽。黑色、黄色以及白色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跳跃着太阳的光花。
真想到水里过一把瘾，可农场有禁止下河游泳的命令。猴子鬼头鬼脑地朝我挤眼皮：“不准下河，掉下河的另当别论吧？”
我心领神会，身子晃了晃，大叫一声“不好”，便连衣带鞋跌落下水。伙伴们当然个个都高风亮节，关键时刻舍己救人，迅速脱掉衣履，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马桶式纷纷扑向水中，在浪花中大显共产主义的身手。
小雨不知是计，在岸边大喊救人。
“再吓她一下怎么样？”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完全赞成！”
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在水面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一个惨兮兮行将灭顶的样子。
我们事后才知道，她当时吓哭了，忘了自己不大会游泳，也呜呜呜扑进水里来了。当我们把她救上岸，冲着她哈哈大笑，她情知上当，气得抓住身边的稀泥，一把把朝我们猛射。“你们可耻！可耻！可耻——”
她水淋淋地冲上岸，就找队长告状去了。这家伙！
七
小雨的告状害人不浅，让我们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一气之下，我们联合进来对她实行制裁，在路上遇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再帮忙。知道她夜里常到父亲那里去，我们在半路上装鬼，叫出狼嚎般的尖声，吓得她没命地狂跑。或者去她房间，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想象她回家时一推门，扫把打在头上的可笑情景……我们的恶毒中其实不全是恶毒，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
她猜出了扫把是谁安放的，气呼呼地来算账，用粉笔在我们每张门上写了个大大的“猪”字，一泄心头之愤。
办完了这件大事，再收走我们的脏衣。
洗衣？这倒是件求之不得。
我们不会洗衣，累得不愿洗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求女知青们帮忙。后来她们也累得天昏地暗，开始批判我们的懒惰，把臭东西一把把扔回来，你叫“姐姐”叫“姑姑”叫“奶奶”也无法打动她们的铁石心肠。想想看吧，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危机深重万念俱灰的时刻，小雨还能伸出援手，向阶级兄弟奉献劳动加肥皂，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即使我们毛深皮厚，也得做做感激的样子吧？
这一天，我去她那里取衣，看见她在打扫猪圈，便假惺惺地抄起竹扫把，要助她一臂之力。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
“不能让你一个人把雷锋学完了，也得留点给我们学学吧。”
“你这算什么？不扫还好，越扫越脏了！”
“你懂什么呢？你看着，看看我这示范动作……”我越是想亮一手，越是出乱子，不但把扫把戳得散了把，而且裤子被柱头上一口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
她哈哈大笑，回到屋里取来针线，意思是要我脱下裤子，让她缝几针。
想到长裤下面只有一条短裤衩，我可能红了脸。
“想什么呀？同志！”她瞪了我一眼，转过身去等待我的破裤子，嘴里还嘟哝着：“有什么要紧呢，知识青年居然还封建……”
她背对着我开始缝补，偶尔吃吃一笑，不知想起了什么乐事。我这才看清了她盘在头顶的辫子，看清了她柔嫩的耳朵和下巴。居高临下之际，我还无意中瞥见一个女子衣领里从不示人的部位，洁白的肩膀，起伏胸脯的一角，以及隐隐可见的一颗黑痣。脑子里轰隆一声，我的纯洁性可能就在这一刻丧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当我昏头昏脑回到房间，我发现裤袋里有一个柑子。我仔细回想当天的一切，再一次在柑子面前心烦意乱。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半夜里起床，在出工时瞌睡，洗澡忘了提水桶，端着饭菜却走进了厕所，刚才还在莫名其妙地骂娘和动粗，转眼又捧着一本书豪情万丈，大谈普希金和共青团之城……猴子鬼得很，肯定察觉了蛛丝马迹，挤眉弄眼地要给我看手相，指着我手中的一条掌纹，说不得了哇，不得了哇，你正处在发情期，有遗精的嫌疑，不过很快就要当上乘龙快婿！
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把他一路追打出门。笑话，我发什么情？冲着老猪婆发情么？那两条小辫子算什么呢？老实得像只羊，傻气得像只木瓜，就算额头长得宽大一些，里面不过是装了些猪菜吧。更重要的是，她那个阎王爹要是成了我的什么什么，我往后还活不活？
八
一定是我在操作方向盘时走神了。我刚换了档位，轰了一下油门，让履带拖拉机爬上八号坡，就听到车后有隐隐约约的叫喊。
我探出头，看见小老头在车后追赶上来。
他像头发怒的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直到停车熄火，我才听到他的大吼：“臭小子，你混账！混账！”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他就捡起一个大泥块朝我砸来，虽然被我闪身躲过，但砸在机窗上四处迸溅，留下一块黄泥印痕。
他疯了么？
“场长……”
“你下来！”
我手忙脚乱跳下履带。“帽子给我戴正！”
我扶了扶帽子，仍不知天是怎么塌下来的。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你看看，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
我明白了，一定是刚才上坡时思想溜号，不知道拖拉机轧倒了路边的柚树苗。树杆的断口太新鲜，我无法抵赖。
“你长没长眼睛？简直是破坏！破坏！我同你们讲过多少遍，这是从江西农科院搞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当败家子？你你你，你骆驼斯基(托洛茨基)！”他一急，冒出了从军时期记下的这个洋名。
地上的人都围过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做鬼脸。几个未能当上拖拉机手的家伙则有点幸灾乐祸，把树苗看来看去，夸张地表示痛惜。幸好副场长老杨也来了。他也是来自省城，同我们的关系较好，眼下想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回过头来指着我，“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听着，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张种田一枪崩了他！”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凶什么？崩呵！”
“你他娘的还嘴硬……”
“不就是几根苗吗？我赔钱！”几张钞票被我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是这种态度？好，就凭这一条，你马上滚！从机耕队滚出去！我今天不把你整得出屎我就不姓……”他的声音终于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老杨返回来，整整我的衣领，笑着安慰了几句，大意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么，他性子急躁，把一草一木都当成命，不过发一阵火就过去了……我其实最听不得软话，心里一酸，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小马，你不要哭嘛……”
他越劝我不哭，我倒越是忍不住。我受不了，受不了！我跳起来鼻涕泪水四溅：“军阀！反动派！法西斯！”
九
结束了在机耕队的短暂日子，我重新扛起了钯头。这天晚上，我奉命提一根梭镖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在路边的杉木，防范附近村里的小毛贼。
公路那一头有点动静，大概是来自老鼠或野兔。我刚想去看看，突然扑嗵一声倒在地上，梭镖也不知去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两眼发花，胸中气堵，脖子剧痛，后来才知道是脖子被一条毛巾紧紧勒住。
什么人？我吓得差点尿了裤裆。
我被蒙上双眼，反捆双手，押着往什么地方走。我在黑暗中听见一些人声，但口音有南有北，不像是小毛贼说话。当蒙眼布带取下来，我发现眼前是一个山洞，就是茅草地附近常见的那种大溶洞。松明火把散出烟焦味，手电筒到处乱晃，七八个人影约隐约现。一个缠土布头巾的黑脸汉踢了我一脚，手中大马刀泻一道寒光，逼近我的喉管。“喂，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
应该表现勇敢，表现沉着，我提醒自己。
“听清楚了：我们是反共救国先遣军第八纵队……”
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有国军的飞机来增援。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占领县城，要兴兵北上，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崽子识相点……”
我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场面。
“说！”黑汉子眼一瞪，在火光中逼上前来，满嘴酒气喷在我脸上。“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书记、队长、副队长叫什么名字？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
“快点！”
“快点！”
其他人一齐起哄，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我胸口。
“打倒反动派！打倒狗特务！打倒帝国主义……”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地高呼口号，挣扎，嘶咬，吐唾沫，不给自己留下时间。
我惹恼了他们，被他们一顿好打。拉枪栓的声音也清晰传来。这就是最后的一秒乃至半秒了吧？我头上是洞顶，是波浪般的岩石。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求饶的话已到了嘴边。那黑森森的波浪里有茅草地，有甘溪水，有很多朋友，还有她——我怎么能就这样结束？我应该妥协和讨好吧？至少可以暂时屈服，等有了机会再传送情报或里应外合什么的……我后来没有那样做，是觉得敌人不会轻易受骗。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忍住心中的悲屈，绝望地盯着洞顶，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好一阵，我还活着，还能睁开眼睛吐出长气，还能咬一咬自己的嘴唇。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我回头看，发现场长变戏法一样出现了，腰扎皮带，手提驳壳枪，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辉。他捶了我一拳，“嘿嘿”两声，没说出话。
“搞什么鬼？”我大叫起来。
“不要闹，不要激动。”刚才那个拷问我的黑汉子笑了，“马小钢同志，恭喜你考查合格了。刚才没把你打得太痛吧？”
我事后才知道，刚才这一切不过是场长导演的一出戏，是一次演习，目的是配合全国阶级教育运动，抽查一下大家的革命立场和思想觉悟——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还好，算是幸运过关的一个，在全场员工大会上登台亮相，与其他考查合格的英雄们一起，戴上了大红花，喝到了庆功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拉到台前介绍，如示家珍，爱不释手。“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呵，好妹子呵。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靠什么人？就靠这号人……”
当然，一些没通过考查的倒了大霉，是党员的丢了党籍，是团员的丢了团籍。据说猴子一见“反共救国军”的枪顶上火，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虽然他后来没有团籍可丢，但挨了场长一顿臭骂，受到的惩罚是担大粪，整整担了两个月。
十
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没有使大家鼓起劲头，倒是泡病假的越来越多，擅自溜回城的也时有耳闻。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瓮声瓮气地说。
“你还在怄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次在地上我骂你，是一时性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只是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地摆弄着一根草。
“你大红花也戴了，庆功酒也喝了，心里还不痛快？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张种田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
看他真像是不明白，我气不打一处来，随口点出几件大事：伙食太差，休息太少，缺少文化生活，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场长，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他摸摸头，想了想。“这些事，好办好办。”
他这一回算是真听意见了，尤其山洞考验以后，他对我高看一眼，似乎也少了一些疑心。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吃豆腐煮肉，晚上看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抗美援朝的战火纷飞，兴致大发，忘乎所以，把宣教科长叫到面前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去，找电影公司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吓了一跳，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钟，几百号员工吃了夜宵以后连夜再看。一锅香气扑扑的萝卜煮鱼，是场长个人出钱请的客。
场长是老革命，工资高，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除了给自己留点烟钱，剩下的钱只要有人开口，他有多少给多少。他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没个数，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有一次猴子溜入他的住房，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吞云吐雾。“马儿，”他叫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就放在衣箱的后面。”
当时我父亲身体有病，而且怨我不孝，很少给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场长那里揩油。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露出鞋面的几个红红趾头上。
“你来。”他说。
“有事么？”
“你来。”
他领着我来到草市街。这是甘溪边的一个小镇，四周有残存的小城墙，是以前防土匪的工事。墙内有麻石道直通小码头，串起各种木板房，有店铺也有民居。遇到赶集，即本地人说的“赶闹子”，这里人流拥挤，热热闹闹，出售着知青们最有兴趣的柑子、柚子、板栗，西瓜，一种粉红色的酸萝卜片，由一些老太婆叫卖。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供销社，一座破旧的观音古庙。“妹子，”他朝柜台后一个僮族姑娘点点头，“打盆热水来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