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总有几个好朋友。当时同他们在一起，也不觉什么，等他们不在了，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珍贵。这中间有一个小时候的好朋友，相处得好，说得来。比较投契，他叫张世禄。我们一起在师政治部当干事，他是保卫干事，我是宣传干事，一见面就说个没完，说呀说呀……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话。有一次他对我说：
“林鹏，我不管你，我的祖国是苏联。”
我从来没有到过苏联，苏联是什么样儿，我一概不知，我怎么能把他当做我的祖国呢。于是我问道：
“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
“为了打日本。”
“为什么打日本？”
“为了保卫苏联。”
在当时，他有这样一种政治觉悟，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不但非常赞成，而且对他非常敬佩。在当时，我认为我也应该有这种觉悟，只是张世禄比较富于理性，我则偏于感性罢了。在张世禄的话说过以后，我才知道列宁曾经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后来斯大林又有新说法，“全世界工人的祖国是苏联。”这我才知道张世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那时候在党内有一个口号，叫做“为中共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文章就载在延安《整风文献》，又称“二十二种文件”中。我是中共党员，又做宣传工作，要说对“布尔塞维克”一点不懂，也不对，嘴上总是说过来说过去的，还能说一点不懂，其实真的不懂。是在许多年以后看了《联共党史》，才知道“布尔塞维克”的意思就是多数派。比如《国际歌》中的“英特儿纳逊纳尔”是什么意思，张世禄告我“就是共产国际”……我从前在边区革命中学学习，问过一个老师，那老师说：“你就当世界大同来理解吧。”后来也有人告诉我：“此即共产主义社会。”
延安整风以后，部队里谈论最多的是王实味。我入伍晚些，我入伍后人们依然在谈论他。我同张世禄闲谈中，自然也谈过王实味。我问张世禄，王实味的反动思想主要是什么。我只知道王实味写过一篇文章《野百合花》。只知道一个标题，没见过文章的内容。我是许多年以后，在同张世禄分手以后好几年，在《人民日报》的“奇文共赏”中才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文本。
张世禄比我大一岁，大一岁就是兄长，并且永远是兄长。从前有新战士入伍，站成一队，先问年龄，你十几？你十几？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你，十八岁的，当班长。永远是这样。它绝不会让十五岁的领导十八岁的，哪怕十八岁的是个白痴。张世禄当然不是白痴，我十分佩服我的这位兄长。许多事我都是听他的，有一次我对他说起我们宣传科长，多么难做……他说：“不要有意见……不要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有意见，这可不好。”我听了他的，再也不讲那位宣传科长的坏话了。后来，这家伙（科长）依然非常坏，到他死一直很坏。我曾经奇怪，共产党竟然能容忍这种人。
有一次我问张世禄，“AB团”是怎么回事？他说：“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我很听话，从此有关“AB团”，无论对谁，我再没有提起过。很多年以后，我问降大任，降大任才告诉我：“A就是反动，B就是布尔塞维克。”而抓AB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仍然是不知道。
后来张世禄到连队去当指导员，我则从师政治部宣传科调到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从此，不常见面了。有时行军遇见他，匆匆忙忙，说上两三句话，急忙分手。如果想念，就写封信，道个平安。有一次他回我一信，“听说你行军路上休息时，还拿本书看。你看那么多书干什么？你有点呆气。别惦记我，我死不了。”巴掌大的一片纸，潦潦草草的字迹，他就是这么个人。他为人短小精悍，动作敏捷，言语干脆……大小仗他都是在最前头，他却从来没有负过伤。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死不了。
1948年，对我们部队来说，是最艰苦的一年。年初是“三查”，春天是察南战役，夏天打丰宁、承德、昌黎、武清……到了秋后打了一个八达岭战役，搞得焦头烂额。退下来，往北退，退到宣化东边的雕鹗。然后四天走六百里，从雕鹗到石家庄北边的灵寿，说是保卫石家庄，实际是保卫西柏坡。四天六百里呀！大部队运动战，从北山的各个山口里，像流水一样的向南流啊！刚到灵寿，一个电报，立刻原路往回返，在新保安包围了傅作义的三十五军。12月下旬，对新保安三十五军发起总攻，全歼之。正要准备过新年，司务长们都下乡买猪去了。一个电报，连夜出发，两天两夜，四百里路，刮着大风，下着大雪，赶到大同，我们的目的地是聚乐堡，准备打大同。刚到聚乐堡又是一个电报，原路返回，打北京。
在新保安战斗打响前，在八里庄，我见到了张世禄，他已经当了副教导员，他一见我就大发议论，也就是大发牢骚。他说：“咱们晋察冀的老领导们，会打日本，会建设根据地，就是不会打运动战。去年，1947年，一年间，朱总司令在晋察冀，我们净打胜仗，到年底解决了石家庄。今年总司令到南方去了，南方一直打胜仗，咱们呢？一会儿长城南，一会儿长城北，从山海关到大同，围着北京转圈儿，一年走了一万多里，没打一个好仗……还不错，到年底，逮住个三十五军……”我也有此同感，我们都是这个看法。当时行军时，干部战士边走边讲怪话骂大街，非常不满。虽然如此，骂归骂，怪话归怪话，打起仗来仍旧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那时候，年轻人们口无遮拦，说话不忌生冷。
然后，张世禄对我说：“破参谋烂干事，你还没干够？林鹏，快要求下连队，当指导员去，搞政工，这才是你的前途。”
“这由不了我呀！”我说着。
“你是沾了你会写文章的光，也吃了会写文章的亏。”
“大概是吧。”
“有人反映，说你很骄傲。你甭管谁说的，有没有，有，承认了就改。我们革命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令人难忘。我另一个老战友，曾经对我说，就是张世禄能批评你，别人谁能批评你……
新保安是一个很坚固的古老城堡。总攻开始，夜里，我们从八里庄出发，来到大海沱山根下，从一个两边都是小树的季节性的小河沟里，向新保安城堡的西北角接近。发起总攻，我们就是从那西北城角登上去的。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虽然是瓮中之鳖，却十分的顽强。我们胜利了，却伤亡很重。我记得在那西北城角下面，烈士遗体一个紧捱一个。其中有好几个是我认识的青年人……四十二年后，1991年春天的一天，我从大同去北京，正好走到新保安，车抛锚了。同来的人说：“林先生下车吧，活动活动。车的毛病不大，一修就好。”
我一下车，先看到大海沱山，心中喊到，呀，这不是大海沱山吗？再往下一看，呀！新保安……我站的地方正是那两边有小树的小河沟上端，它正对着新保安那难忘的西北城角。小树行子还在，西北城角还是老样子……我想起昔日的残酷战斗，想起牺牲的战友们，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汽车大概修了半个钟头，我的眼泪一直的流……我自然也想到了张世禄，他一张嘴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们解放了新保安没有？四十二年过去了，举目四望，连一栋新房子也看不到，看那情况已经是沙漠化了。我真想大哭一场……
这情形怎么能对别人说，无此经历的人，怎么能理解我们的感情。我曾经对老战友杨善元说到我在新保安的经历，他笑道：“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亡魂，他们怎么能让你林鹏轻轻松松的过去呢，他们必定要拦住你，让你哭他们一场……”他虽然是笑着说的，却不禁落下泪来……
北京解放以后，我们就西进去打太原，太原解放后我们就去打西安，西安解放后我们就进军兰州。在进军兰州的路上，从平凉蒿店再往西走就到了六盘山下，这里有一个山口，叫三关口，传说曾经是杨六郎把守过的地方。我不知道杨六郎是不是到过这个三关口，甚至我也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有过一个叫杨六郎的人，总之，我们来到了三关口。马步芳曾经在此设防，我们在此打了一个小仗。我当时已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这时的科长是苏友林。一听说面前有战斗，苏友林就派我到前线去了解战斗情况。我听说进攻的这个营正是张世禄当副教导员的那个营，我很愿意去。我参加了那次战斗，马步芳的骑兵战斗力不行，打得很激烈，但是战斗结束得很快。我们有六名战士阵亡，负伤的有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张世禄。正因如此，我们没有见着面。他后来写信告诉我：“我肩部中了一枪，只能算个轻伤，当时我倒在地上了，救护队的人硬把我按到担架里，把我抬到绑扎所。我大发雷霆，轻伤怎么能下火线，我又跑回去，我同部队一起越过的六盘山……”我是到了兰州城东的马家山下，才接到这封信。当时三关口战斗结束后，我和他们六连的指导员一起，指挥战士们在一个窄窄的地埝儿里，挖了六个坑，把六位烈士掩埋起来，插上牌子，然后我回到政治部。
解放兰州是一场大战。兰州解放后，我们向银川进军，银川没怎么打，算是和平解放。然后我们就在宁夏种稻子，到第二年秋天，稻子黄了，养的猪也长成个儿了，一个命令，开拔。我们从中宁、同心、固原，这么过来，直奔平凉，三关口是必经之路。我离开大路，跑到埋葬六名烈士的那个地捻儿上，在那六个坟丘前，默默的站了一会，我心里很难过。他们都是河北省人，有的是北京东边的人，为了解放全中国，死在三千里外的甘肃。我想起古代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戏有一种苦戏，诗也有一种苦诗，令人不忍卒读。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这件在六个坟丘前默哀的事情，在许多年以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来。这事同张世禄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在联想上，不知为什么总是同时出现在我的思念中，总是一次再次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
从宁夏一步一步走出来，到了咸阳才上火车。在山东藤县休整一番，然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就到了1951年的2月了，大概是2月11日过的江。过了江，老百姓说话就不懂，才知道出国作战不是简单事。这时候张世禄已经当了某营的教导员。他正在雄姿英发、兴致勃勃的时候。他的理想或说是他的抱负非常伟大，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我后来曾经多次思考他……他有点像在他以前二十年的托洛茨基，和在他以后十年的戈瓦拉他们。我说有点像，也只是有点像而已，他跟外国人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张世禄是徐水人，徐水人精明强干，非同一般，但是说到底他毕竟只是一个徐水人而已。我是易县狼牙山人，山里的孩子，说好听点是朴实，说不好听点是愚笨。我同张世禄相比，就是缺乏远大理想。抗日时期，我的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后就想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的。在入朝作战前，我觉着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我一直是想求学。抗战胜利后，我就想去上学，上华北联大，不让去，1950年我又提出去上学，又不让，把我调到六十五军政治部报社当编辑。当时有个小调，“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想起这一切来，就有点淡淡的哀愁，这其实在当时就叫做“个人主义”。
2月份过江，部队进到一个叫遂安郡的地方（大概是这么个名字，记不清了）休整备战。然后，4月下旬，投入战斗，这就是所谓第五次战役。张世禄在一九三师某团。我随一九四师指挥所，在高浪浦突破英二九旅的防线，渡过临津江，向南打到议政府，加平、抱川一带。五次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南进，第二阶段是往北退。上级传达说是敌人（指美军）一下增加了二十个师，二十多万人，顶不住了，只好退下来。这二十个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莫名其妙。向南进打得很顺手，往北退打得非常被动，可以说损失惨重。直打到5月底，五次战役才算结束。我们军政治部又回到了五次战役前曾经驻过的遂安郡一带的山村中。
有一天，张世禄突然来看我，他说：“我被派到南朝鲜去，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我一听愣住了，他接着说：“谁我也不见，就只同你见个面，道个别。此次任务，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了我的安全，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能通信吗？”我问。
“不准。”
“有什么事交代我办吗？”我又问。
“没有。”说罢他起身就走。
我送他一直送出一里多，送到山口外的路口。
我一直伫立在那里，看他远去的背影，看着他回头向我挥手的样子。我想，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我非常难过。这次送别的情形，后来多次回想起来，多次难过，可以说是到老未能释怀。
为了他的安全，他被派到南朝鲜去的事，我从来没有对人提起过。有几次老战友们闲谈，说到张世禄，我问他们，他们说：“牺牲了。你还不知道？”我问：“什么时候牺牲的？”他们说：“五次战役。”我想，他向我告别是在五次战役结束以后，他怎么会在五次战役中牺牲呢？虽然这么说，我却暗自高兴，这证明，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去向。
五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同我谈论张世禄的下落，我也不去打听。我想，他也许早就牺牲了。有时候就想起他坚定的语言：“别惦记我，我死不了！”倘若他还活着，他能回到国内来，他一定会找我的，但是他没有来。曾经传达过一条“最高指示”，毛主席有这么一句话：“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据说这就是对外派人员的讲话。是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只是张世禄被埋到哪里去了。我能在三关口前的那六个坟丘前默哀一次，我怎么才能在张世禄的坟前也默哀一次呢？
张世禄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一个英雄，一个人才。五十年过去了，军里编了军史，师里编了师史，关于张世禄，连一个字都没有。有位老战友曾对我说：“牺牲的都是好样的。”这话我非常赞成。英雄的花，天才的花，都在伟大的战争中，在一切伟大的抗争中，悄然陨落了。他们陨落了，留下的只是我们心中的思念。
这后来的五十年是怎么过的，五十年间我挨整三十年。真是不堪回首啊……我不会做诗，不过有时也想发点感慨，我有一首诗中有这样两联：
项上得脑今犹在，肚里初心已茫然。
丹心碧血成底事，白发青山两无言。
2005年12月于兰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