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夫政委有一次对我说：“林鹏，我是1928年入党。”我说：“这个时间好记，我是1928年出生。”他继续说：“从1928年到1938年，这十年间，我在保定一带做地下工作，我没有被敌人逮住过。如果被敌人逮住一次，‘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我就过不了。”他又说：“我一共上过三年中学，被开除三次。我是满城小苟村人。我们村很小，专为抓我设了一个局子（国民党时期县警察局的派出机构，俗称‘局子’）。我每次回家，都是从大门进家，走时都是翻后墙跑掉。”陈政委对我说这些话，是在1982年的秋天。陈政委说这话，史进前在座。我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我能想象出那是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工作。况且正是这个时间，保定一带发生过有名的“高蠡暴动”和“五里岗暴动”等等，陈政委都是直接参与了的。陈政委同刘宁一的关系非常好。刘原名史连甲，满城人，上述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1938年，杨成武带着一一五师的独立团来到狼牙山一带。首先打听陈亚夫在什么地方。那时，陈亚夫已经组织起来一小股抗日武装。所以，八路军一来，陈就入伍，成为领导干部。不久就担任团政委。解放战争中，陈亚夫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和师政委。他任师政治主任时，起初我在团政治处当干事，后来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他是我的名副其实的老首长。入朝时，陈亚夫是一九四师政委，刘绍先是主任。我是六十五军政治部报社的编辑。过江前，我同当时的保卫部的副部长齐振华一起临时下放一九四师，齐是政治部副主任，我是党委秘书。我们跟随一九四师，参加了五次战役。五次战役以后，我们又一同回到军政治部来。回忆别人，总离不开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自己的位置，这是要交代清楚的。
1947年，朱德总司令到了晋察冀，我们总是打胜仗，打正定，打阳泉，打沧州，打徐水，然后包围保定，打清风店，最后解放石家庄。1948年就不同了，总是打不了胜仗，围着北京转圈儿，同敌人的主力顶牛。刘绍先政委1985年曾对我说：“林鹏啊，光1948年这一年，我有日记，我加过，这一年我们部队走了一万三千里路。”我说：“刘政委，那时候你可是骑马的，林鹏可是靠两条腿。这一万三千里路，我少走一步也不行，少走一步我吃不上饭。”我们都笑了。说这话时，我的老父亲在场。
1948年秋天，我们打了一个八达岭战役，跟国民党的十六军和九四军顶牛儿。最后部队向北撤下来，到了延庆一带，我们团的三营在郭家堡。陈亚夫主任去我们三营检查工作，正说着话，敌人冲进了村，枪声大作。陈主任的警卫员姓卢，他背上陈主任，翻墙出去，往北山跑。我们三营，那次受了损失。营长姓魏，教导员是李春森。李曾在政治处当保卫干事，我们关系很好。在延庆通往雕鹗的山路上，李春森见了我，脸像一张黄表纸。他说：“林鹏，这回得枪毙我吧？！”这时候师首长们骑着马，从我们前面山下的路上经过。师长是肖应棠，政委是龙道权，我听见了陈主任正在向他们述说这次三营受到突然袭击的经过。我能听见陈主任的爽朗的笑声。我敬佩陈亚夫。他死里逃生说起话来，轻松愉快，而且发出爽朗的笑声，那笑声几乎震荡着整个的山谷。我对李春森说：“听见了吗，笑着讲你们的故事……沉住气，不至于。”第二天，我们驻雕鹗，第三天接到电报：“保卫石家庄！”四天走了六百里，从雕鹗赶到石家庄北边的灵寿。
1952年“三反”运动中，我遭受打击报复。打击我的人自己后来也承认对我实施打击报复，他承认错误的信写于1979年1月，现存六十五军落实政策办公室。那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反”其一是反贪污，贪污犯叫“老虎”。我没有贪污，让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大，瞧不起人等等，我检讨了，定为“思想老虎”。不经支部讨论，不经组织和纪检部门研究决定，军党委直接对我下了个处分决定：行政撤职，降为新战士，党内留党察看两年。当时我要求下连队，第二天宣布我代理主编。军政治部同情我的人，公开谩骂该领导，许多难听话，我在吃饭场地就不止一次听见过。我的朋友们警告我：“你什么也不许说。”老首长同情我的，首先是刘绍先，他对李国中说，“林鹏犯了什么错误，受这么大的处分？”李国中告诉了我。
我受处分半年后，陈亚夫到军政治部当主任，他首先找我谈话，同刘绍先的话一样，他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受这么大处分？”我说：“我有缺点，但我没错误。”我详细谈了是因为赵葆华说的一句话，该领导怀疑是我说的，我当然不承认，我也不说是赵葆华说的。这是1950年军党代会上的事，后来在三反中，就给我这么个处分。新战士待遇，每月六元钱，连吸烟都不够。谈话后，陈主任派他的警卫员给我送了四条中华烟。我想，我提到吸烟的事，这话说坏了。我坚决不要，孙玉书在场，他说：“主任给你烟，你还能退回去，那可不好。”
陈亚夫回到军政治部以后，我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都说陈主任“爱才”，所指就是爱护林鹏。陈主任提出给我撤消行政处分，重新定级。宣传处讨论定副排，陈主任批下来是副连。我是1945年从易县四区教育助理员被调入伍，入伍就是正连，十三年后转业前却是副连。所以说，正连入伍副连转业，大概全军就我这么一个。这副连还是陈主任给的。
这时候有一个小插曲也应该提到。部队有一个女同志，领导要给她介绍对象，她说：“我已经有了朋友。”问：“是谁？”她说：“林鹏。”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同她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此后她给我来过一封信，没署名。我知道是她，便回了一封信，也没有署名。我们偷偷地相爱着。那年月因所谓的“非法恋爱”而受处分的不是一个两个。她的师政委见了陈亚夫主任，说起有个姑娘爱林鹏，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当时正背着一个处分。如果罪上加罪，可够我受的。谁知陈主任听了笑道：“好呵，这姑娘有眼力，这是好事，我同意。”这样不仅抹去了“非法恋爱”的罪名，而且变成公开合法了。于谦把陈主任的表态告诉了我，大家都为我庆幸。我以为我的事很秘密，其实人们早就知道了。这以后，她不了解陈主任的表态，又来了一封信，都是勉励的话，还是没署名。我把这信给于谦看，于谦喊道：“呀，李忠葆，没错儿，就是她！”于谦说：“你赶快回信，把陈主任的表态告诉她。”
我们很快进入热恋中。这是1953春天的事。回想这些事，使我感慨万千。我虽然是正连入伍副连转业，但是我很知足，我很满意。我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简直活不下去的时候，找到了最理想的妻子，我觉得值。然而这一切，都是陈亚夫给的。后来听说陈亚夫去世的消息，我落了泪，我妻子也落了泪。我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人心都是肉长的，受恩于人，不敢有忘。
我们部队是1953年10月回国。我1954年元旦结婚，不久就因肺结核住进251医院。我决心转业。1955年春，我回到军政治部，把手枪一支和子弹18发交给沙原。我说，我要转业了。那时候转业是从医院走，去廊坊转业团的车票都发给我了。忽然，陈亚夫主任到了我们的病房。我很惊奇，问道：“陈主任，你怎么来医院了？”我当时以为他也住院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听说你要转业？”我说：“是，车票都发了。”陈主任说“不，不转业，回政治部工作，我让张纯给你准备房子。”当时的干部处长姓申，从1946年春我们就在一起工作。这是个坏人，他搞男女关系，我碰见了，真是不幸，从此记了我的仇。这事儿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一脑门子糊涂账。我是怪话天天讲，正事却不肯说，卖浆子的敲门——糊涂到家了。此人不但不给我安排工作，还说我是地主成分。隐瞒成分，欺骗组织，这就要定我“阶级异己分子。”最低也是开除党籍。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我被送进了肃反队。自然我的态度很不好。申某曾派王柏林一个人去我们南管头调查我家土改时的成分，材料是他写好的，由南管头一个地痞李某某签字盖章。这就算齐备了。我在会上说：“这不行。成分不是含含糊糊瞎定的。南管头必须是有一块地，哪怕只有一亩，是林鹏家的，出租过一年，租给谁了……有这样的材料，我就承认我是地主成分。”这样的材料，他们没有。姓申的又派了两个人去南管头，带回了村支部的正式材料：我家是中农。肃反队结束，我情绪极度低落，决心回家不干了，我妻子劝我，我才安下心来。这次也是陈主任救了我，他在部务会上说：“我认识林鹏的父亲，是个赶牲口的，地主还赶牲口。”姓申的没吭气。这是后来杨树荣告我的。
在肃反队待了半年，不了了之。最后我被赶到大同，到工农骨干训练大队政治处当干事。1956年，《解放军三十年大征文》和《志愿军英雄传》编写，陈主任提出：“调林鹏回来做这工作。”我党我军，不是没人，只是流氓小丑们顶住坚决不用罢了，这找谁说去。我妻子从部队转业，分配天津工作，孩子们也去了天津。给我的工作，我当然得做。但是我坚决要求转业，曾四次打文字报告，最后一次是写给总政干部部的，批回来：“准予转业。”于是我住在招待所，等待转业。以上两项“征文”和“编写”工作完成后，我住在招待所没事，就写了一部小说。后来书稿寄给《解放军文艺》，回信说：“很好，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我是在前线，他们倒比我了解前线的情况，我一笑置之。
在我转业前后的这段时间，正是陈亚夫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新派来一位军长，自然是个长征老干部。他仿佛是专门派来欺负陈亚夫的。在他眼里，陈亚夫一无是处。这些情况，我当时就有感觉，详细情况却是后来人们，例如，王锦书和李军（陈夫人）对我说的。
今天是清明节，谨以此文沉痛悼念我的老首长陈亚夫同志。
我认为，1956年的形势是最好的一年。年初提出“向科学文化大进军”，我感到很振奋。苏联开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秋天中共开了八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我认为这一切很好，很正常，很健康。虽然我个人受了挫折，非常烦恼，情绪不高，但是客观形势是很不错的。
1957年初发动整风，动员全社会帮助党整风，然后又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后来许多年以后，老战友见了面问我：“林鹏，‘反右’时候你是怎么熬过来的，都认为你危险极了，李小山整天说，这回林鹏完了，完了，完了……他跑不了……”他们都认为我必然被打成右派……面对这样的问话，我无法回答，我是一片茫然。当时我正忙着写小说，没订报纸，也没有收音机，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因为等待转业，鸣放没有我，反击右派也没有我，我当时是置身事外。
大约是1972年，当时在山西省政府支左的曹沛林同志（原65军保卫处长）对我说：“林鹏呵，你是咱们六十五军内定右派名单上的第一名啊！”我一愣。我不知道这“第一名”为什么能够逃脱。后来我反复回想当年的情形……是我的老首长和老战友们救了我。
1957年的8月间，反击右派的浪潮已经风起云涌。有一天晚上，到我在招待所的住室来了三个人，他们是于谦（宣传处副处长）、王锦书（党委秘书）、杨树荣（组织处副处长）。他们是分别来的，只说一句话，说完就走。这句话是：“明天的大会你一定得参加，并且必须发言，发言要尽量‘左’，记着，这是你的关键时刻。”我记得清楚，那天晚上杨树荣他跟我动真格的了。他用一个指头敲着桌子，声音很小，用力很大。他说：“你林鹏爱看书，爱学习……你看书白看了！学马列主义也白学了！明天把你的马列主义水平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懵懵懂懂不知他们什么意思，不过，他们的话我必须听，因为他们非常严肃。
第二天，我到了反右大会上，并且发了言。我发了什么言，我极力回想。好像我大量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话。我善于背书，我就用恩格斯批判杜林的话批判那个右派，我说他是杜林，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热分子。当时在场的群众对我的发言反映很好，那个右派分子也说，“心服口服”。这情况反映到政治部的部务会议上，陈亚夫主任说：“看来林鹏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情况是杨树荣后来告诉我的，他参加了这次部务会议。他说：“陈主任说了你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以后，停下来看着在座的人，意思是看他们同意不同意。没有人不同意。”后来在七十年代，曹沛霖对我说：“陈主任既然这么说了，没人反对，我们就把你的名字从右派名单上钩了。”他又补充说：“管他呢！越少越好。”
我后来每一想起这些往事，心惊胆战，夜不能寐，那种后怕的情状不能言表。现在我把它写下来，依然是不寒而栗。有一次同降大任闲谈，谈到此事，他说：“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你有这样的好首长和这么好的老战友，实在难得，这是你的幸运，这是你成长的条件。”有一次同我的妻子谈起此事，我不禁泪流满面。她说：“总之也都过来了，还算幸运。”我说：“这都是托你的福啊！”我自信命苦，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957年10月初，我的女儿将要出生，我去天津照看。医生说10月5日出生。我有点着急，等到5日不生，军里来电报催我“速回”，到7日她才降生，取名小曼，太慢了。我9日回到张家口，10日收回我的军官证，换了一张火车票。此批转业干部，都是因病，司政后共有上百人。军首长10月11日请吃饭，通知我了，我没去。包头到北京的火车，在张家口停20分钟，车一到，我就上了车。等后面一大堆人上车时，军首长们都来送行。我听见陈主任喊着：“林鹏在哪，看见林鹏了吗？”我听见了，我没答应。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首长请吃饭我没去之故吧。牛瑞如看见我了，喊着：“陈主任，林鹏在这儿！”陈主任坐在我对面说，“林鹏同志，你的处分问题，没有撤销（平反），这是我的一件憾事，实在遗憾。详细情况也不必说了，你要想开点……”我说：“我才三十岁，到地方上，我决心从头干起，请首长放心。”我说了申某人搞男女关系被我看见的事，我是隐恶扬善，他却记了我的仇。陈主任肯定联想起许多这人欺侮我的事情，他的脸就像茄子的颜色。我们在转业团时，杨树荣告我说，申某人被处理了，我没吭气。坏人到处都有，谁都看得出来，只是舍不得处理罢了。
1982年秋天，史进前（总政副主任）和陈亚夫（总参三部副政委）两位老首长来山西。军区的行政处长曹沛霖电话上对我说：“我们去五台山接他们，军区的司令政委都去，也让你去。”我说：“我一个穿便衣的，不敢和你们混。”他说：“不行，一块去吧，给你派一部车，带上孩子，一起去玩一趟。”
在五台山一个招待所的院子里，两位首长的车一停，陈政委一下车就问：“林鹏来了没有？”我一听赶紧过去同他握手问好。我想，我多亏来了，听曹沛霖的话听对了，如果不来，下车这一问，多扫兴。二十多年没见面，陈政委的样子没变，尤其声音，那是一种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声音。他一直惦记着林鹏，下车先问林鹏，这令我十分感动。他喜欢夸奖林鹏，回北京见熟人就说：“林鹏写一笔好字！”这是耿素墨后来告诉我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一次再次地保护我，直到晚年还在关心我，惦记我，夸奖我……
他去世后，有人评论说，他是不可多得的儒将。是一位儒将，并且是传统道德的最高的最完美的体现者。他是中国士君子阶级中出类拔萃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