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以后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全家回到太原。
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支“左”的军人们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
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他知道这些情况，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就来了。当时的省革委员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置。”支“左”的军人们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七十年代才只是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记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
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要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有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那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村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背，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里，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
别人打日本，樊金堂也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佩服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客气。樊金堂的豪爽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人，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
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我问：“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的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个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红了。那时候他才十九岁，还没有结婚。
认真说来，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这种所谓的“中国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了解中国的各种东西，就是有一样，他们不了解，这就是中国的农民。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只看到了码头上的中国苦力，却不了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他们最终都败在这些淳朴农民的手里了。所有外国的东西，概莫能外。这种农业文化的柔软的刚强，或说刚强中的柔软，说来无比神奇……西方的东方的帝国主义们，怎么能认识这种高级事物呢？
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到军区。电话上聂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看到他老实可靠，枪又打的准，就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运着十几个骡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我问他：“你怎么不出事？”他说：“我没碰上过，真要碰上，自然是凶多吉少。”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我想这很可能是他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厉害。学习完，任命他为后勤部长，师的架子，日本投降后开赴东北，便成了一个军，他依然是后勤部长。
有人告诉我，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一袋烟走过去：“老大爷，对个火。”把烟抽着，他也蹲下了。“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大爷就哭起穷来。他一回头喊道：“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改善改善吧。”
也是这次行军，从他家乡过，正好赶上一个庙会。听说樊金堂回来了，人们不看戏了，全部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凡是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账。”那次事情闹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后勤部长，有钱。碰上一个小学同学，又是老战友，当时是县里的干部，腆着脸对他说：“金堂，我看你的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樊金堂说话不打磕：“拿去吧。”听说那次荣归故里，光手枪送人好几支。这种事情，严格地说，拿公家的财物，随便送人，不能算对。不过从前的人，同后来的人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从前的人，不俗。不像后来的人们，针头线脑，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像樊金堂这事，在从前，就是首长知道了，骂一声：“他妈的樊金堂，胡闹！”也就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甚至传颂着樊金堂的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哈哈一笑完事。那时候人们都有点豪侠气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这遍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鸡群中的鹤。后来人们变了，变得琐碎无聊。有一次在闲谈中，樊金堂以平静的口气说：“都是小人。”我听了这话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谓农业文化的优势，就是道德。把道德丢掉了，这就像一个人掉了魂儿一样了，连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总是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他贪污的数字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
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铭，我问他：“樊金堂究竟贪污没有？”他说：“他贪污个屁，他连两条裤子都不趁。”就是周铭同志给我讲了上述的，庙会上给人开饭，和送人手枪的事。周铭最后对我说：“他是个侠士。你听说过这种侠义之士吗？他就是有万贯家财，他也敢都送了人……”
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就是假装老实，最终还是态度恶劣……一次一次，变本加厉。樊金堂命大，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总算没整死。他的身体好，依然故我，威风不倒。这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他没有被整死，同老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毕竟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这么一个生活俭朴的人，他贪污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不过，群众也恨他，主要是恨他态度恶劣，据说是非常恶劣。
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市政管理局局长。定襄县的老干部特别多，级别都很高。例如范儒生、梁寒冰、周铭、郭兰高等等。有一回，他们一块儿回到了故乡，住在定襄县招待所里，一天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是来看樊金堂的。在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其他的老干部，虽然级别很高，不在话下。
他晚年，喜欢吊儿郎当，爱喝酒，爱下棋。有人告诉我说，他看见樊金堂蹲在马路边，跟人下棋呢。我的棋艺，应该说比较臭的。他的水平跟我不相上下，所以他喜欢找我下棋。
有一次，他老伴儿路明对我说：“老樊下乡去了。这回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给他带了十五条烟，足够他三个月抽的。”谁知刚过一个月，他就回来了。我一见吃了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笑一笑说：“没烟抽了。”我说：“路明说给你带了十五条烟，这么快就抽完了，怎么抽的？”他笑着说：“我当队长，一开会，拿出烟来大家抽……”豪气不减当年，真是禀性难移。
最近几年，见面不多。他老了，我也老了，懒得动弹。忽然听说，老樊病故了，我难过极了。我老伴儿急忙买来挽幛。深夜，我写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同志永垂不朽！”说实在的吧，我当时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和老伴赶去，一同在老樊遗像前三鞠躬。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说什么“时代造就了英雄”，当然不能说这话不对，不过，大家都是从那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怎么只出了一个樊金堂？
老实说吧，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从来都没有真正被人珍视过。把一切光荣伟大都归于抽象的时代，这对吗？谁知道，也许是对的吧。
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听说给他送葬的有好几千人，许多老汉，七八十岁的人，都哭了。他们哭什么？我猜想，他们是哭过去的历史，历史结束了，昔日的光荣早已灰飞烟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