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狼牙山，所以凡从狼牙山出来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对我都非常关心爱护。有时候回想往事，想起这些老首长、老战友们，不禁不由得就落下泪来。老年人的毛病，老年人的眼泪不值钱。听到某位老首长或某位老战友去世的消息，往往连续失眠，甚至都不敢把消息告诉别人，怕自己掉眼泪。张学义去世以后，好几年我才得到消息，大概老战友们也有这个毛病。
1946年春天，我在某团任通讯干事，张学义是组织干事。张学义整天笑嘻嘻的爱开玩笑，招人喜欢，让人愿意跟他亲近，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捣蛋鬼。我到张家口时，去华北联大看过一位老战友，同时见过萧三。那年我听了周扬的报告，他讲我们的个性就是党性，党性就是典型性等等。后来我便写信给萧三，向他请教典型性问题。萧三很负责任，详细回答我的问题，记的写满了三张信纸。收到回信时，我们在商都驻军，我就把萧三的信给张学义看了。他看完说：“你这是舔屁股也捡大的舔，是不是……”想不到他连损带骂把我狠狠收拾了一顿。最后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如果你被打死了，甭看你的通讯报道写得好，没人会想起你来。如果你侥幸活下来了，你也用不着巴结什么大人物……”他说得我哑口无言。不过，他的话，我都铭记在心，终生难忘。然而，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类问题，就到现在我也没闹清。每次想起这类问题，一下就想起张学义的难听话来，也就把问题放下了，随它去吧。
不久，我们就参加了集宁战役。那次战役打得艰苦极了，个人的东西，全都丢完了，连吃饭的碗筷都丢了，萧三的信自然也丢了。那次战役中，我们背的是馒头干，后来看见被打死的敌人身上背的是炒米，我们的团政委刘克宽说：“坏了！坏了！”原来馒头干好吃，不禁吃，结果我们是饿着肚子跟吃了炒米的人打……团首长从望远镜里看清了前头一个山沟里有许多敌人的车辆，估计是辎重，就指挥往那里冲……果然缴获了许多粮食。炊事班支起行军锅来，往里下白面疙瘩，做熟了一锅面疙瘩粥。开始打饭，张学义就喊我：“林鹏你还愣着干什么！”我说：“我没有碗。”他大叫着：“你的帽子是干什么的？”我摘下帽子来看着，心想这还能盛饭？这时炊事员就往我帽壳里“夸”的一声，倒了一大铁勺那种疙瘩粥。这时敌人反击过来，机枪在我们头上乱爆，参谋长大喊着：“快跑！”跑出有一二里去才坐下来把我帽子里的饭吃进肚子里。那地方，八月十五下了雪，我们还穿着单衣，真叫败火。
从集宁撤下来就打怀来战役。起初我们在怀来正面作战，不久就调到怀来南面的大山里作战。先打马刨泉，消灭敌人一个团，接着打泥坑，跟敌人的主力顶牛。战斗失利，部队撤下来，在镇边城村北待命。当地特别缺水，山沟里挤满了部队，镇边城的井水都喝干了。炊事员拿来了大饼，谁也吃不下去，嘴干，嗓子干，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镇边城村边有个臭水坑，黑绿色的臭水，呛鼻子。张学义端来一洗脸盆臭水，对我说：“林鹏，喝！今天夜里急行军，不吃不喝走不动。”我说：“这怎么喝？”他说：“不怕，我有办法。”他在路旁揪了一些秋后的蒿子叶。那是俗名叫油蒿的，已经结了籽。他给每人发一小撮。他先揉碎油蒿叶子，塞住两个鼻孔。自己带头喝这种臭水，然后马义之跟着喝，主任王栋也喝了，我也跟着喝了。喝了这种臭水，烙饼就能咽下去了。吃完后一个钟头我们就出发，翻越大山，到了易县一带。
张学义比我大三四岁。他特别爱开玩笑，但是从来不和我开玩笑。他把我当小弟弟……后来他到特务连去当指导员，他跟他的排长们净开出格的玩笑。那年冬天，他媳妇来看他，晚上睡下了，有两个排长听他的窗根，想听到一半句傻话，以便开他的玩笑。他耳朵尖听见窗外有动静，就爬到窗户跟前，知道是两个排长，他就隔着窗户往外尿尿。外面的排长们起初以为下雨了，一想不对，大冬天下什么雨，于是大喊道：“呀！张学义的狗尿！”“好小子，往我们头上撒尿！”他们提了桶凉水来往里泼，隔一会泼一瓢……害得小俩口一人蹲一个墙角，蹲到天明。我们的政治处主任王栋（后来做驻加拿大大使），听到这事后笑弯了腰。
记得1947年徐水战役过后，行军中遇见了张学义。他说：“林鹏，你爱看书，给你一本书。”我问：“在哪捡的？”他说：“徐水城下敌人的堑壕里。”那是一本很破的旧书，封皮早没了，书页也已经撕掉许多。当时人们都是用破书页和烂纸卷烟抽。我也一样，看一页撕一页。我记得那本书中有一则故事，标题是《林四娘》。后来许多年，我想搞清张学义给我的那本书是什么书。我发现《聊斋志异》、《池北偶谈》和《虞初新志》中都有这篇《林四娘》的故事。究竟张学义给我的是哪一本呢，始终没有搞清。历史上搞不清的事情太多了，岂止林四娘。于是我就想到了吸烟的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吸烟不利健康……过去就很难说了。试想，假若没有纸烟，人类怎么能熬过二战的艰苦岁月呢。太可怕了！
后来张学义当教导员，不知为什么又当了营长，到朝鲜前线时，他当团参谋长。他的团长是张振川（张后来是六十五军军长）。张振川的回忆录后面附有一篇我的通讯报道，《三打红山包》。这书出版以后邓雨浓寄给我一本。我看到我从前写的报道，很是激动。在开城前线，张学义他们打过许多漂亮仗，这些仗都是张学义具体组织的。他是个很能干的参谋长，当时我到红山包采访时同他见过面，这是1953年春天的事情。此后，二十多年，不知张学义何在……
1979年春节过后，有一天我从北京东四大街走过，突然有人喊：“林鹏！”我回头一看是张学义，老战友重逢高兴非常。我这才知道，他后来当了团长，回国后上级认为他有培养前途，送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学校大鸣大放时，他大放厥词，被定为“极右”，到苏北一个劳改农场中服刑，差点没饿死，劳改农场的日子不好过。他不肯细说，我也不便细问。话虽然是这么说，他还是给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困难时期，劳改农场每顿只给一碗清汤……人们不能干活，到后来连起床也起不来了。我想，驴吃草就能活，人为什么不能吃草？我跟同屋的人说：‘走，咱们吃草去！’我把他们从床上拽下来，我们一起爬，爬出铁丝网外面吃草。我说我从小给毛驴打草，我知道什么草能吃，什么草不能吃。我们就抓把草叶塞进嘴里嚼……林鹏，我们农场的人，都饿死了。我们屋里一个没死。后来汽车运了粮食来，连卸车的人都没有。”我听了不寒而栗。
1979年时，军事学院已经没有了，中央军科院负责落实他们的政策，彻底改正，恢复军衔级别，正式办理转业手续。张学义很高兴。
有一天晚上，我问他鸣放了什么？他说：“咱们小八路，直不咙嗵，有啥说啥。当时党号召鸣放，一再动员让我带头，那就说吧。我提了几点意见。”我说：“详细说说。”他说：“首先，中国不是欧洲，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情。其次，不能忘掉农民。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这是列宁说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农民战争，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的差别）日益严重，完全是人为的。农民成了次等公民，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农民，连他们的子孙都卡死了。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忘恩负义，这是过河拆桥，这是卸磨杀驴，这是背叛……”他这样振振有词地说着，我听着浑身直打哆嗦。等他说完，我说：“你这些鸣放质量可是够高的呀！这太严重啦！太可怕啦！句句都在纲上……”他笑道：“所以才定我一个‘极右’呀！我没说的，完全同意。”我问：“改正时他们怎么说？”“他们说，问题严重，但这是认识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决定改正，也就是彻底平反。”我说：“不容易，不容易呀！”他后来小声告诉我：“其实我现在还是这么认识。他们可以批判我，处罚我，却没有能力说服我。经过十年劳改，我的思想认识更明确更坚定了！”我认为他还是年轻时的那种样子，天不怕，地不怕，活生生一个捣蛋鬼。
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绝不会想到张学义的鸣放。不过也不怕，有张学义的档案在……历史就这么曲曲折折的过来了，曾经有过先见之明，也有过不少后见之明，如果这一切先知先觉、后知后觉都不算数，那就只剩下不知不觉、麻木不仁了。文化人的责任就是把别人的嘉言善行记下来，传诸后世，不然要文化人干什么？养着他们只是为了“替圣人立言”“为尊者讳”吗！
张学义是个小八路，老党员，他才是真心帮助党整风，他考虑的都是根本性的问题。他能在大会上，站在讲台上，把它说出来，并且说得如此明确，一点都不含糊其辞，他是坦诚的，他是忠实的……不使用暴力，至少不崇拜暴力，退一步说，至少在内部不对自己的同志使用暴力……这是很难的吗？其实不难，但却做不到。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其实，一般动物也有反思的能力，不然，他们的适应力从哪里来呢？所以《礼记》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是很深刻的话，同时也是很沉痛的话。
张学义只上过两年小学。不过，成年以后，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他读过以后又向我推荐的书很多，他催着我看。记得有袁珂的神话研究和范文澜、周谷城的通史，等等，等等。我素来号称是爱读书的，他常常使我吃惊。1979年，有一天，他对我说：“首都剧场正在演老舍的《茶馆》，值得一看。”
他年轻时身体很好，像牛一样，不知为什么，刚过七十就去世了，或许是受的苦太多了……他是徐水县谢家营村人。去年我乘车从徐水路过，我向路南张望着，想找到谢家营，没找到。当时我非常难过。我非常怀念他，怀念他的思想深度和语言风格。他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八路，一个农民子弟兵，一个有高度文化素养的革命军人……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2004年6月3日于太原东花园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