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诗人朋友秦巴子，他有个固执的习惯：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都说陕西方言，除非对方听不懂，他才会改说普通话，其实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坏——以前做过教师的。这倒没什么，个人习惯而已。有一次，我怀着好奇心问他：“你阅读时内心的声音是方言还是普通话？”他回答说：“普通话。”我又继续追问他：“你思维的声音是方言还是普通话？”他的回答让我小吃一惊：“普通话。”——其实我之所以敢这么问，大概也知道会有意外的回答：一是我知道他爱读书，算条书虫，我很难设想一个人在读外国翻译小说时，内心阅读的声音是陕西关中方言（这种声音读陈忠实和贾平凹是对的，读路遥都不对，路遥是陕北人）；二是我多少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即便你在自己家里是说方言的，但从幼儿园开始，普通话就和你的启蒙教育紧密相连，思维中的语音被强制统一成了普通话。
我以前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内心的普通话不流利（注意：是内心的），那就别写口语诗。这话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十分正确，为什么？因为读者阅读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用的是普通话，很难设想写作者用方言写作，读者用普通话读着好，尤其是细微到音节的诗歌。母语决定了人思维的语音，在学校完成系统教育的人，母语的语音都被统一成了普通话。
说到母语——对于作家、诗人来说，这可真是最为致命的东西。离开母语的大环境，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判了死刑——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苏联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写给苏联当局的信中说的。当局让他在赴瑞典领取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和留在祖国之间二选一，他希望能有余地，被告知没有时，他毅然选择了拒绝诺贝尔奖留在祖国。离开祖国离开母语身在海外的作家，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内心的声音一定很强大，他要独自守护好自己的母语。布罗茨基后来英语已经好到可以写散文和论文了，但他绝不用英语写诗，写诗必须用他的母语——俄语，因为他懂得：诗歌的语言要求之高非娘胎里带出来的语言不可为也，他用英语写就是二三流的美国诗人，他用母语写就是一流的苏俄诗人。我拒绝粗暴地评论一个作家越老写得越烂，但是我看到绝大部分中国作家、诗人都是这样，各有其因。北岛为什么去国后的诗明显不如早年好？大家可以从与母语的关系上去研究一下。
你要自觉地拒绝一些主观的话被庸俗地理解，比如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俄语是最适合诗歌的语言”，等等。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最适合诗歌的语言。母语只能有一种，人一辈子不可能平等地享有多种语言。因此，你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却不能背叛自己的母语——在一所外语大学里，我们应该把这句话讲得更大声一点！
我刚才说离开母语的环境，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判了死刑。苏俄迫害高级知识分子的办法有二：一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这个天然的大冰箱里去，把你的脑袋你的思想给“冻”起来；二是强行遣送出国——后一种迫害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真不叫迫害，中国人本来就是哭着喊着想尽一切办法要出国的，而对于那些伟大的苏俄作家来说，离开祖国，离开母语，真能要其命！即便得了“诺奖”，征服了世界，也照样郁郁寡欢、落落寡合、抑郁而终——我说的是布罗茨基。中国作家与之相比，有着从专业到灵魂上的巨大差距！
何谓“母语”？母语是空气，是呼吸，是灵魂！
用“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名篇《安魂曲》的序诗来结束今天的课：
不躲藏在异域的天空下
也不在外国翅膀的保护下——
我与我的人民在一起分享一切
在这里，厄运已经抛弃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