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你可以说他不畏强权也可以说他乐观奋达，其实归根究底，傅斯年是一位从于内心的人，他不“从”于强权，不“从”于世俗之言，也正是他这样的精神才有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不因体胖而自卑，傅斯年真正做到了把身体缺陷当成人生优势来看待，既不虚伪又有风度，这才是真实的傅斯年。
做真实的自己，才能真正地展现你的特色。据说有个龅牙被导演相中了，让他去担任男配角，龅牙想：“好不容易才能演电影，我得把龅牙给整了。”结果，当龅牙的牙齿整好，信心满满的来到片场时，导演反而不要他了，因为他失去了他的特色。真实的自我，让人无法模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你。
佛家云：“明心见性，直指本心。”不要怀疑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真实的自我优游暇豫，如同王戎，见道李而不心动，仕三朝而不失位。行走在这世间，与其随波逐流般跟随所谓的“权威”，不如“直指本心”。让本心来引导我们的所作所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作为磊落，得失坦然。真实的人让人仰视，真实的人首项中充满灵气，知道自己的本心，方能看透虚妄，行得端正，走得平稳。
做事，要遵从内心欢愉的本性
书籍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每本书在内容上，必然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读书时，一方面要虚心体会，努力研求其中的深湛意蕴；另一方面还要有批评态度，要辨识前人思想的偏失。既要虚心，又要保持批评精神，才是正确的态度。只有在读书时勤于思考，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若盲目迷信典籍，缺乏批评精神，只能使思想陷于停滞，那是不足取的。
——张岱年曾担任北大讲师的鲁迅想过用医学将中国人身体变得强健。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倾向的日本人的严重歧视。
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课程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时，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
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情，如果中国人思想不能觉醒，即使体格如何强壮，还不是被帝国主义者抓去杀头？还不是只能成为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病死多少人倒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要唤醒人们，中国才能有希望。
但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改变人们的精神，唤醒民众呢？鲁迅认为，当时的海外留学生中，有学医的，学法律的，学工程制造的等等，这些只能在某一领域有所作为，而不能改变人们的精神，要改变人们的精神，首推文艺。文艺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能够把沉睡、麻木状态的人们唤醒，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样，人们觉醒了，中国就有改变的希望了。
没过多久，鲁迅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到了东京，联络了许寿裳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办文艺杂志。不久便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后来他写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成为我国最伟大的现代文学家。
鲁迅的选择是积于他爱国爱民之心，拯救民族命途之愿，他没有继续从事能改变自己贫穷境况的医学，而是选择成为一名作家，用自己的笔尖代替手术刀来医治中国人的灵魂。鲁迅的选择遵从了他内心的最大愿景，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中国。鲁迅的人生转折点也在于此，弃医从文才有了后来的“民族魂”——鲁迅。
任何时候都得遵从你的本性，像鲁迅一样，作一名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而不是沉迷于幻想的阿Q。做事、做人皆要从内心出发，不虚伪，不强求，按照本性来做事，才能拥有快乐且不悔的一生。须知“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求复追”。须臾之间，一生便尽，何不按照自己的本心去寻求人生的意义呢？
谭盾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拉琴，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到街头拉小提琴赚钱。在美国，这种街头艺人遍地都是，谭盾很幸运的和一位黑人琴手一起争到一个黄金地段——一家银行门口。
那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流来往，所以谭盾和黑人琴手每天都有不错的收入。在街头卖艺了一段时间后，谭盾和黑人琴手道别，拿着攒下的钱进入了音乐学校进修。
进入音乐学院后，谭盾拜师学艺，努力学琴，认识了许多大师和琴技高超的同学。在学校的那段时间，谭盾潜心学琴，音乐素养和琴艺得到了巨大提升。
十年后，谭盾成了一名知名的音乐家。有一次，他偶然路过以前自己卖艺的那家银行，发现昔日老友黑人琴手仍然在那拉琴。看着黑人琴手满足的表情，谭盾走过去和他打招呼，黑人很高兴地问他：“嘿，谭！好久不见啦，你现在在哪里拉琴？”
谭盾说一家很有名的音乐厅的名字，黑人琴手不禁问道：“那家音乐厅门口人也很多吗？”谭盾小声说：“还好，生意还行。”谭盾没有向那位黑人说明，自己早已不拉琴卖艺了，而是经常在那家盛名的音乐厅中演奏。
十年的时间，让这俩人的境遇发生了天壤之别。黑人琴手和谭盾一样努力拉琴，只是黑人琴手努力的包围自己那块赚钱的地盘，而谭盾选择了进音乐学院深造，选择了提升自己，也是选择了最合适自己的道路。
谭盾看到的不是街头卖艺一时间不错的收入，而是用街头卖艺的钱提升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在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的琴艺。他的内心是追求世界的舞台而不是街头那个角落。智者曰：“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重视你内心的想法，才能找到最合适你的方式。
古语说：猛虎的犹豫，还不如蜂虫的致鳌；骏马局促不前，还不如驽马的安步；虽然有舜禹的智慧，却默默不言，还不如聋哑人的手势指点。内涵很重要，但是做出选择更重要，既然心中有了决定，就不要犹豫；既然心中有了方向，就不要受人偏颇。
宋代的大词人苏轼曾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中坚忍不拔的志也表现在人的选择上，是否能够不盲目从众，是否能够遵从内心的本性。不为外界所动摇，不为艰难所恐吓。直直地、坚定地走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也许你现在一文不值，也许你现在穷困潦倒，但请相信梦想、选择、实践的力量，终究能指引你到达那片光明之地。
找到自己的优点，确定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
——梁宗岱胡适一生共得过35个博士学位，照说智慧一流。可是他当初到美国留学时，却被30多种苹果树难倒，因而改行。
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最先是进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胡适在康奈尔农学院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下玉米地。胡适对这些还都有兴趣，也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苹果分类时，胡适却十分烦恼。30多种苹果，对这些农家出身的学生来说，二三十分钟就可分门别类，弄得一清二楚，胡适花上了2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20种，真是让他十分烦恼。
胡适是在宣统二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的学生，因家道中落，美国的农学院可以免学费，故学农以节省学费减轻家庭负担。既被苹果难倒，自知不是学农的料子，便转学历史、文学，后日方得成名，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袁同礼考证过胡适的学位，胡适共获得博士学位36个，但胡适自称他有35个。
纵观胡适一生，从担任北大教授和参加新文化运动开始就矗立在舆论的顶峰，一个无名小卒何以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学府的教授之职，又何以承担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称。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胡适的博士之名吓到了不少人。当时中国对外战争连年不利，国民自信降至历史最低点，而一个取得了洋人博士之位的人发表的文章就很容易勾起人们的兴趣了，何况还有北大教授的职位。胡适取得了哲学博士的称号，既发挥了他在文艺范畴内的优秀水平又摆脱了他在农学院的尴尬境地，实在是一举两得的美事。
曾经有人说过：“人必须悦纳自己，扬长避短，不断前进”。一个成功的人，他一定是懂得发扬自己的长处，规避自己短处的人。找到自己的优点，才能找到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你的职业、前途。饱读诗书的人去种地是浪费，同样种地能手去写作也是脱离实际。优点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却很隐晦，心细、心明、心静才能发现。
汉高祖刘邦曾和众将讨论谁的统军本领最高，众人纷争不已，有些人说是周勃，有些说是韩信，有些说是彭越。
刘邦借机问韩信道：“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士兵？”
韩信想也不想就回答说：“陛下不过能带10万人。”
刘邦接着问：“那么你韩信这样的，又能带多少士兵呢？”
韩信回答：“像我，越多越好。”
刘邦听后有些不高兴，讥讽地问道：“统帅士兵的越多越好，那么将军你为什么却被我捉住呢？”
韩信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陛下不善于带兵，但善于统领将领，这就是韩信我被陛下捉住的原因了。而且陛下的能力是天生的，不是人们努力所能达到的。”韩信的机智，既向刘邦表达了自己统兵的优点，又奉承了刘邦，暂时消除了刘邦了戒心。
清朝诗人顾嗣协曾有这样一句诗：“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像骏马和耕牛，并无高低，但擅长的领域往往有所不同。你不能强求骏马去耕田，也不能强求耕牛去历险，那样只能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得学会找出自己的优点，把自己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
1916年，蔡元培先生开始担任北大校长，先生学富五车、德高望重，但惟独不善于处理行政关系，尤其是在藏龙卧虎的北大，如何处理教授、学生和学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着实让他头疼。但是，蔡元培运用自己才华，先是开创了兼容包并的办学理念，创立教授治校的行政体系，同时启用大批新人，以胡适、蒋梦麟为副手辅助管理，这才有了北大的黄金年代。
后来，有一次，傅斯年在会上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学问不如适之先生，办事却比适之先生高明。”蔡元培先生知道自己的优点便是德高望重，能够服众，统管大局和与当时的政府交流，治校的具体问题就交给他人，这是一种放权的心态，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