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绝不是首先因憎激发了爱的冲动、力量和热情。恰恰相反，是由于爱的需要才悟到了憎的权利。好的教养可以给予我们爱的原则。懂得了这一点才算懂得了爱的尺度，也就懂得什么是恶了，也就必然学会了怎样用我们的憎去反对、抵制和战胜恶了。
爱憎分明的人是我们人类不可缺的“物种”，是我们人类精神血液中的白细胞，是细腰蜂，是七星瓢虫，是邪恶当前奋不顾身的勇敢的蚁兵。因了爱憎分明的人存在，才会使更多的人感到世上有正义，社会有良知，人间有进行道德监督和道德审判的所谓道德法庭。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中庸之道”的，但我们的老祖宗也留下了这么一句“遗嘱”“道不同，不相为谋。”并指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可是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为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恪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叵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
我们常常希望有人拍案而起，厉曰：“耻与尔等厮混！”对这样的人，我们心中便生钦佩。我们环顾左右，觉得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太大的勇气。然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唯恐落个“出头鸟”或“出头的椽子”之下场。于是我们自己便在一团和气之中，终究扮演了我们本不情愿扮演的角色。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地同样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我们谁有资格说自己从未这样过呢？
因而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憎恶我们自己，憎恶我们自己的虚伪，憎恶我们已经染上了梅毒一样该诅咒的“爱憎丧失症”。
那么，便让我们从此爱憎分明起来吧！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莫如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倘你周围确实无人在这一点上值得你钦佩，你何不首先在这一点上给予自己以自己钦佩自己的资格呢？如果你确想做一个爱憎分明之人，的确开始这样做了，我认为你当然有自己钦佩自己的资格，你也当然应该这样认为。
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做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做一支矛。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其后，才是我们能否更多的领略人类之种种崇高和美好的问题……大众的情绪时下，民间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是羡慕嫉妒恨，也往往能从电视中听到这句话。
依我想来，此言只是半句话。大约因那后半句有些恐怖，顾及形象之人不愿由自己的嘴说出来。倘竟在电视里说了，若非直播，必定是会删去的。
后半句话应是憎恨产生杀人的意念。确实令人身上发冷的话吧？我也断不至于在电视里说的。不吉祥，不和谐。
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传播方式局限，恐怖打了折扣，故自以为无妨掰开了揉碎了与读者讨论。
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和雷电的关系。
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水汽一样自然。从未羡慕别人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圣贤，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如傻子。傻子即使未傻到家，每每也还是会有羡慕的表现的。
羡慕到嫉妒的异变，是人大脑里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反应。说不良，首先是指对他者开始心生嫉妒的人。由羡慕而嫉妒，一个人往往是经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种折磨，文学作品中常形容为“像耗子啃心”。同时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处境堪忧。倘被暗暗嫉妒却浑然不知，其处境大不妙也。此时嫉妒者的意识宇宙仿佛形成浓厚的积雨云了，而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闪电、霹雳、大雨、冰雹全都是对着一个人发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场将会多么的悲惨！
但羡慕并不必然升级为嫉妒。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积雨云。水汽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了风，风会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积雨云。接连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也会使水汽在上升的过程中蒸发掉，还是形不成积雨云。那么，当羡慕在人的意识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积雨云时，什么是使之终究没有形成的风或阳光呢？文化。除了文化，还能是别的吗？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完全可以使自己对他者的羡慕止于羡慕，并消解于羡慕，而不在自己内心里变异为嫉妒。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文化现象，文化可以使一个人那样，也可以使一些人、许许多多的人那样。但文化之风不可能临时招之即来。文化之风不是鼓风机吹出的那种风，它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社会普遍视嫉妒为人性劣点，去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风。蔚然成风即无处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劝一个人放弃嫉妒，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劝一个人放弃嫉妒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没有点儿正面文化的储备难以成功。起码，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去妒的文化。莫扎特常遭到前一位宫廷乐师的强烈嫉妒，劝那么有文化的嫉妒者须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养，他无幸遇到那样一位善劝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扎特死了，他才获得了解脱，但没过几天也一命呜呼了。
文化确能去除嫉妒，但文化不能去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风和阳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堆积雨云。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北军将领由于嫉妒另一位将军的军中威望，三天两头向林肯告对方的刁状。无奈的林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某日对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烧的将军说：“请你将那个使你如此愤怒的家伙的一切劣行都写给我看，丝毫也别放过，让我们来共同诅咒他。”
那家伙以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于是其后连续向总统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满是攻讦和辱骂，而林肯看后，每请他到办公室，与他同骂。十几封信后，那名将军省悟了，不再写那样的信，羞愧地向总统认错，很快就动身到前线去了，并与自己的嫉妒对象配合得亲密无间。
省悟也罢，羞愧也罢，说到底还是人心里的文化现象。那名将军能省悟，且羞愧，证明他的心不是一块石，而是心字，所以才有文化之风和阳光。
否则，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对牛弹琴，甚至以怀化铁。但毕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种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苏联音乐家协会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乐家，也曾不断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状。勃氏了解那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积怨，也很反感那一种滋扰，于是召见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的痛苦理应得到同情，我决定将你调到作家协会去！”那人听罢，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说自己的痛苦还不算太大，完全能够克服痛苦继续留在音协工作……因为，作家协会人际关系极为紧张复杂，帮派林立，似狼窝虎穴。勃氏的方法，没什么文化成分，主要体现为权力解决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恶，还体现为阴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协副主席，以后再也不用告状信骚扰他了。然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里，并没有获得一点点释放，更没有被“风”吹走，亦没被“阳光”蒸发掉。而嫉妒在此种情况之下，通常总是注定会变为恨的那位音协副主席同志，不久疯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长住患者，他的疯语之一是：“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个人的嫉妒一旦在心里形成了“积雨云”，那也还是有可能通过文化的“风”和“阳光”使之化为乌有的。只不过，善劝者定要对那人有足够的了解，制定显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劝者也须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么，嫉妒业已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将又如何呢？文化之“风”和“阳光”仍能证明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潜移默化，当然便要假以时日了。
若嫉妒在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呢？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觉，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积雨云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风已无法将之吹散，只能将之吹走。但积雨云未散，电闪雷鸣注定要发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总之是要下的。只不过不在此时此地，而在彼时彼地罢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乃是向“积雨云”层发射驱云弹。而足够庞大的“积雨云”层即使被驱云弹炸散了，那也是一时的。往往上午炸开，下午又聚拢了，复遮天复蔽日了。
将以上自然界律吕调阳云腾致雨之现象比喻人类的社会，那么发射驱云弹便已不是什么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泪弹、高压水龙或真枪实弹……将嫉妒二字换成“郁闷”一词，以上每一行字之间的逻辑是成立的。郁闷、愤懑、愤怒、怒火中烧郁闷在人心中形成情绪“积雨云”的过程，无非尔尔。
郁闷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风”和“阳光”来将之化解的，不论对于一个人的郁闷，还是成千上万人的郁闷。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闷的主因是什么。倘属自然灾难造成的，文化之“风”和“阳光”的作用一向是万应灵丹，并且一向无可取代。但若由于显然的社会不公、官吏腐败、政府无能造成的，则文化之“风”便须是劲吹的罡风，先对起因予以扫荡。而文化之“阳光”，也须是强烈的光，将一切阴暗角落一切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须有此种勇气，若无，以为仅靠了提供了娱乐和营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间成堆的郁闷，那是一种文化幻想。文化一旦开始这样自欺地进行幻想，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靠了粉饰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于制造假象，也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么，郁闷开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变向愤懑。当愤懑成为愤怒时情绪“积雨云”形成了。如果是千千万万人心里的愤怒，那么便是大堆大堆的“积雨云”形成在社会上空了。
此时，文化便只有望“怒”兴叹，徒唤奈何了。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些人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由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往往是迅变过程，使文化来不及发挥理性作为。那么，便只有政治来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决了斯时已不能用“化解”一词，唯有用“解决”二字了。众所周知，那方式，无非是向社会上空的“积雨云”发射“驱云弹”……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时间长短罢了。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
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反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的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