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大二的大学生，他们年龄真小！他们昨天还叫我们叔叔，甚至伯伯，经历了某一年的一个七月，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的确，与是高中生时的他们相比，思想的空间又会一下子扩展到了多么大的程度呢？大学并非一台思想成熟的加速机器呀！
大学的院墙内，并不见得一律形成着对时代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呀。长期自禁于大学校园内的人，无论教授们还是博士们硕士们学生们，他们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与社会和时代状态本身的复杂性芜杂性是多么严重地脱节着，难道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吗？
我自己的儿子又看过几本课本以外的书籍？他有几多时间看电视？每天也就洗脚的时候看上那么十几分钟。他又有几多时间和我这个父亲主动交谈？如果我也不主动和他交谈，我几乎等于有的是一个哑巴儿子。家中哪儿哪儿都摆着的报刊，他又何尝翻过？
我曾问他“四人帮”指哪四个人？他除了答上一个“江青”，对另外三人的名字似乎闻所未闻。我何曾向他讲过我所经历的那些时代？他对那些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不是太正常了吗？他的全部精力几乎每天都用在了学习上，用在了获得考分上，对于此外的许多社会时事无暇关注，不是也就不太奇怪了吗？
每年的七月以后，在中国，不正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我们的孩子，经过一番昏天暗日的竞争之后，带着身体的和心理的疲惫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吗？
大一简直就相当于他们的休闲假，而大二是他们跃跃欲试证明自己组织能力的活动年。我在他们大一大二时“遭遇”到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产生过高的要求？
大学生毕竟不是大学士啊！一名大一大二的学生，虽然足可以在他们所学的知识方面笑傲他们没有大学文凭的父母，但在其他方面，难道不仍是父母们单纯又不谙世事的小儿女吗？
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少年期在父母心目中往往被无形地后延了。由我自己看待大学生们的误区，我想到了当代中国许许多多成年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乃至几乎整个社会看待大学生们的误区。
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往往要以在大学生们中反响如何来判断他们的评说就那么权威？
须知不少大一大二的女生，床头摆的是琼瑶，甚至是《安徒生童话集》。在她们成为大学生以前，在她们所学的字足可以自己阅读以后，她们几乎连一则世界著名的童话故事都未读过……一部电影仅仅受大学生喜欢就特别值得编导演欣慰了？须知他们中许许多多人在是大学生以前就没看过几场电影，使他们喜欢并非很高的标准，使他们感动的，也往往感动许许多多不是大学生的人。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倒是如果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竟不能感动大学生们，那么，原因何在？是许许多多的人“心太软”，还是大学生们已变得太冷？
一位成年人在大学演讲获得了阵阵掌声，就一定证明他的演讲很有思想很精彩？
须知有时候要获得大学生们的掌声是多么的容易！一句浅薄又偏激甚至一句油滑的调侃就行了，而那难道不是另一种媚俗？！
而所有误区中最可怕的误区乃是有时我们的成人社会，向当代中国大学生们做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暗示因为你们是大学生啊，所以请赶快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吧！除了指望你们，还能指望谁呢？
甚至，那暗示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拯救中国吧，你们当代大学生们！倘接受了这样的暗示，倘大学生们果真激动起来热血沸腾起来义不容辞起来想当然起来，他们便以他们的方式反腐败，他们便以他们的方式要民主，他们便以他们的方式去一厢情愿地推动中国的时代车轮……而这些伟大又艰巨的使命，即使一批又一批对国家有真责任感的成年人，实践起来也是多么的力难胜任？
成人社会凭什么将自己力难胜任，需要时间，需要条件，需要耐心之事“委托”给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去只争朝夕地完成？
反省我自己，十几年前，何尝不也是那样的一个成年人？我不是也在大学的讲台上激昂慷慨过吗？仿佛中国之事只要大学生们一参与，解决起来就快速得多简单得多似的……羞耻啊，羞耻！虽然我并没有什么叵测之心，但每细思忖，不禁自责不已。中国当代大学生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群，甚至，可以说是这样一些孩子智商较高，思想较浅；自视较高，实际生存的社会能力较弱；被成人社会看待他们的误区宠得太“自我”，但他们的“自我”往往一遇具体的社会障碍就顿时粉碎……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成人社会应向他们传递的是这样的意识学生还是应以学为主，不要分心，好好学习。至于谁该对国家更有责任感，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年人。责任，包括附带的那份误解和沉重……也应传递这样的意识思想的浅薄没什么，更不值得自卑，而且也不一定非从贬义去理解。“浅”无非由于头脑简单，“薄”无非是人生阅历决定的。浅薄而故作高深，在大学时期是最可以原谅的毛病。倘不过分，不失一种大学生的可爱。而且，包括忍受他们种种冰冷的理念，不妨姑且相信他们由于年龄小暂时那样认为。
说到底，我认为，成人社会应以父辈的和母辈的成熟资格去看待他们而不是反过来，仿佛他们一旦一脚迈入大学，成人社会就该以小字辈三鞠其躬似的……那会使他们丧失了正确的感觉，也会使我们成人社会丧失了正确的感觉。而且，会使社会的正常意识形态交流怪怪的……纸篓该由谁来倒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抑或瓶子，还有诸种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异峰突起的山头。
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寻思，似乎有必要对它满到那般程度做出反应，或言，或行。
“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啊？”此言也。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此行也。有点儿以身作则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她就行。”
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路的事。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使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她，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她，她都必会前来做她分内的事。但我又一想，她可能会认为那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
我反问：“有那种必要吗？”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
“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亦变。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
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内容又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儿了。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
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象。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
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读书与人生
入冬的第一场雪使北京变得有点儿寒冷，很像我的家乡东北。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里赶到国图来。我和国家图书馆的陈力馆长都是民盟的盟员，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民盟的同志为中国文化事业做任何事情，举办一切和振兴文化有关的活动，我们都要踊跃参加。仔细想来，这世界以前和现在发生着许多灾难性的事件，许多国家还有流血，还有死亡，有这样那样的灾难，而我们这样一些人，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聚集在国家图书馆里讨论读书的话题，应该是一件值得欣慰和感到幸运的事情。即使在中国也依然如此，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还有那么多孩子想读书、想上学而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此时此刻，我们谈论读书的话题和读书的时光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与文化的颓唐没落有关联我一直在想，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将要振兴或开始衰退，几乎可以从十年前就看
出它在文化上的端倪。20世纪90年代上旬我访问过日本，那时候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比较明显的衰退迹象，但当时我已经非常震惊了。
我是第一次到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我首先利用一切机会考察它的文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那时已经开始处于颓唐、没落的状况，它的经济为什么还能支撑着呢？我当时不解。后来事实证明它的经济开始衰退了，我从这之间找出了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批日本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如《野麦岭》、《望乡》，电视剧《阿信》，还有《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以及写工业家族的《金环蚀》、《华丽家族》。再往前看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电影和书籍，我们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文化由三方面的元素构成：
第一个元素是反思意识，第二个元素是卧薪尝胆振兴民族的精神，第三个元素是危机意识。这三种文化因素培养了日本二战后的新一代，这种文化背景在他们身上是起了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