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想救的人其实是自己。
搬来这儿无异走到尽头，亦无退路。
在一个屋檐下隐居独住对我而言既新鲜又惊悚，完全违背医生叮嘱。无论多么厌烦人群，尽量避免独处，他说。偏偏我反其道而行，决心克服此生最大罩门。不想一直生活于恐惧中，决心在形式上和痼疾硬碰硬。手段看似激烈，心态却是谦卑的。
2
我生于基隆八堵，家里附近有家铁工厂，名字忘了，虽然取名某某铁工厂，它其实是村里首富的造船厂。
小时常和妹妹以及老板的小孩们在造船厂里嬉戏，玩些什么儿戏全忘了，只留下一帧照片：妹妹、老板两个儿子与穿着深蓝短裤和系上蝴蝶结领带的白色短袖衬衫、俨然小绅士的我站在船头前合影。父亲是个读书人，因此常把我打扮成绅士模样，那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看起来像个“尖头曼”的时期。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变卖房产，带着七岁的我和妹妹搬到台北。因此我对八堵的记忆少之又少，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铁工厂。
有件事我毫无意识，先是透过家人，事后自己又添加想象而烙印为永久记忆。某日，我玩累了，躺在工厂里的长木凳上睡觉，期间有宵小潜入，窃走一些臭铜烂铁，睡梦中的我浑然不晓，直到有人大喊：“小偷！小偷！”方惊醒过来。事后，大人们绘声绘影，把小偷说得很可怕，还恐吓我：“还好你不值钱，否则就把你偷了。”自此，我午后独自睡在阴暗死寂的废铁中，身旁站着一个不怀好意的贼仔，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偷小孩还是工具，这个画面一直沉淀在记忆深处，疲惫时、困顿中便会冒出来搅乱心绪。这大概就是我晚上不喜欢一个人睡觉的原因吧，就怕在无意识当中有什么怪物怪事会发生，有人会把我所知的世界偷了，把我给偷了。
但这不是我夜里不敢独眠于一屋檐下的最大因素。
十九岁那年寒冬改变我一生的事件于毫无预警下发生了。事件发生之前我鲜少意识到自己或世界的存在。自小不乖不坏，不好表现也从未惹麻烦；念书但求及格，对自己没信心，对未来没野心，和课本里的“小明”恰恰相反，“小诚”毫无志向。我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它其实极其萧索贫乏，没有小王子，没有维尼小熊，与其说它是天地，毋宁称之为不具空间感的桎梏——躯体和魂魄犹如被镶嵌在压克力面板里扁平而不具真实性的图像。当时只隐约感觉，时间站在我这边，我会长大，老师会老，一旦高中毕业，便得以逃脱那个教条世界，扁平的图像自然会如咒语解封般挣脱禁锢，翩跹起飞，幻化成立体、有血肉的人。
十九岁那年大学新生的日子再好不过，英文系课业糕饼一片，班上同学阴盛阳衰（令人振奋！），校风相对自由，每位老师言行举止都像个人，夫复何求？然而就在那年寒假、我生日前两礼拜，一件怪事发生了。
我睡不着。
夜里躺在床上，无论如何就是睡不着。刚开始以为只是一时怪象，试图理出各种因素（没运动、太过闲散、想念学校生活、家里太闷等等），然而如此情况竟一直持续到第五天、第六天……太阳西下时，我的心也跟着陨落，两眼透着不安，脸上被一抹阴影笼罩，心想，又是漫长无眠、数了上千只羊亦未见效的夜晚。会过去的，会过去的，我一再安慰自己。同时，我一直想着：到底什么毛病？什么心事困扰着我？
记得很清楚，第七天晚上，我采取拖延战术，看电视看到没电视看后，拉着妹妹玩纸牌游戏，直到她喊累了、要睡了、再玩就要翻脸为止。之后，家里寂寥得令人发颤，仿佛在嘲笑我。不得已，只好走进卧室。先做体操，之后躺在床上做深呼吸，接着专注地数羊，羊数完后数猪……慢慢，慢慢，失去意识。
半夜，我被自己的叫声吵醒。张开眼睛，刚开始视线模糊，好不容易才能聚焦，那情状颇像手术过后，麻醉药效隐隐退去，病人逐渐恢复知觉。眼前有三个人头，母亲、妹妹和一个陌生男子，三张脸不断摇晃，但其实是我的身体不断摇晃。母亲和中年男子各立于床头两边用力压住我，因为我仿佛《大法师》里被恶魔附体的女孩那样挺着腰力不断弓起上身，还一边“啊！啊！啊！”鬼叫着。
早上醒来，走出卧室，母亲和妹妹坐在沙发上盯着我直瞧。她们忧心的眼神让我立刻意识到那场半夜惊魂不是梦，尚于耳际幽幽缭绕、仿佛发自洪古深井的绵邈啊啊声是真的。
母亲问我好一点没，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就是三更半夜突然听到从你房间传来尖叫，我以为你受伤了，冲进去看，只见你身躯又起又躺，一直摇晃。”
“那个把我压住的男的是谁？”
“张医师。我半夜打电话给他，请他马上过来。他打了一针镇静剂后，你就睡着了。”
“他怎么说？”
“他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你到底有什么心事？是不是功课太重？太重就不要读了。还是有人在学校欺负你？失恋了？还是身体哪里不爽快？”母亲把她想得到的可能性一连串说出。
“没有，只是最近一直睡不好。”我坐下来。
“睡不好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我这安眠药随时有。”
近午时，我到张医师那。步出公寓大门时，一时不适应光线，感觉一阵晕眩，眼睛半睁半眯着。这应是镇静剂残留的副作用，我想。
“怎样，好点没？”张医师问。
“好点了。”
“什么事困扰着你吗？”
我想回答，想对医生倾吐这些天所受的折磨，但口张开了却说不出话，得了失语症似的哑哑咿咿。这时整个人崩溃也同时获得解脱，像只受伤的狗，时而呜咽，时而哀鸣。最后，勉强说出，没有，真的没有，就是睡不着。
“我开些药给你，晚上睡前吃，自然就会改善了。”
然而我的病情比家人和张医师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
3
转角左起算来第六间“咖比茶咖啡”俨然本人临时事务所。
每日午后三点半happy hours买一送一时段，我便坐在米黄塑料椅上吞吐着七星中淡，捉摸这座令人赌烂却爱不忍离的城市。
公交车泊在路边买槟榔。红灯下的机车以抽搐的节拍催着油门，其中一名骑士以生产线作业员的熟练，从挂在右把手的塑料袋里掏出花生，啃食后的残壳丢进挂在左把手的塑料袋里。脚踏车一手握着龙头一手持着手机，淫荡哈拉中逆向行进。一对爷孙擅闯红灯，神情自若地“散步走马路”，从自家客厅走到灶房也不过那么从容。超载回收物资的三轮铁马歪斜、顽强地蹭蹬徐行，对周遭骚动视而不见，宛如行动艺术，对崇尚速度的现代生活作出以慢活美学为诉求的抗议，更像是求死的呼唤：死了快活，撞吧！
坐在这，和平东路三段、富阳街交界，没有圆环的圆环，六条道路宛如几只交尾蟒蛇虬蜷叠结，七组灯志交替闪烁下，马路如骑楼，骑楼如马路，人车争锋拼贴成一组逃难画面，火烧森林群兽撺窜亦不过如此；坐在这，我的视神经耳鼓膜受到极限刺激，好似电影院前排近距离目睹生死一线的搏命演出，立体声感受讨生活引擎发动下炫目聋耳的奔腾，我随时预期意外发生，比如会车不当引发口角、煞车不及的碰撞或车毁人亡的惨剧；然而，意外地，多少令人失望地，什么事故都没发生，起码自我蛰居于此月余来无缘见识。
台北，是诅咒，亦是奇迹。我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维系这暂容我栖身的混沌宇界，是何方魔幻的缓冲机制保护这水晶体般的文明使它每于一发千钧之际化险为夷？
“易碎，小心处理！”
台北人犹如一派事不干己的送货员，毫不怜惜。
只能说，既乐天且悲情的台湾人借由“状况”展现韧性，无论转弯、过街、违规、贷款、炒股票、贪污，总先预设“安啦”，一旦危机乍至便施展苟活绝技，左避右闪和毁灭玩着擦肩而过的游戏。时到时担当，没米煮番薯汤，头破血流时还有路边烧冥纸、对着摄影机哭爸哭母最后一招。
这是一座拒绝被文明彻底驯服的城市，处处展现“到此为止”的现代化，是紊乱与秩序、原始与文明、冷媒与湿气羼杂的混体：后现代的“没啥不可”、现代的“去你妈”，以及前现代充满人情味的“令娘可好”。
混着滚滚尘埃、废气以及一股无以名状的馊腥，我喝着饮料，如鱼得水。
“单名诚，吴诚。”脑中反复演练。
詹姆斯·邦德只喝“马丁尼；轻摇，不搅”，我也是，只喝“红茶；少糖，去冰”。007的招牌饮料成分复杂（三份高登琴酒、一份伏特加、半份利雷酒），调制过程更是讲究，彻底摇晃至冰镇后盛于饰着柠檬皮的深度香槟杯。我的红茶不过是叶渣，舀入保丽龙杯，摇几下起泡就成了。
开张后第一个案子便是在这儿接下的。
说来惭愧，林太太透过街坊流言得知我的存在，寻线探得本人出没作息，为了确保耳语中的侦探不是歹徒、淫棍或疯子，尾随观察了三天后才决定与我接触。那三天，我全无警觉被人跟监。
她忍者般挨近桌边，猛可把我从意识乱流中揪回现实。从坐下、婉拒泡沫红茶一直到说出原委前，林太太面试般地问了一堆问题。她打量我，我打量她。面试是双向的，顾客并非永远是对的，即便生意清淡也不可饥不择食胡乱接案。疯子最怕遇见疯子，总要有一方尚称正常，世界才能运转。
淡妆淡抹，白皙肤色透着几分粉红，棱角分明却不紧绷的线条。一张节制温柔、不常和麻烦打交道的脸庞，没有神经质的皮肉抽搐，没有骚躁的肢体语言。她过关了。
我大可说她眼神透着忧郁，但这俗烂形容毫无意义。行走在台北街头的人们个个眼神透着忧郁。小说家擅写眼神，一笔入魂直捣人物核心。在我而言，眼神只是眼神，充其量传达了瞬息万变的表象情绪，和内心扯不上边儿；甚至，眼神乃灵域魂界的忠诚守护者，一则对外防堵不安好心的窥探，一则对内严禁流窜于底层的意念的曝光。
人的内心深处是永不见光的深海底层，蛰泅其中的千年水怪可未曾如无害的鲸豚偶尔腾越出水面透透气。我早已放弃探索自身或他人阒暗刁钻的灵魂——那个不存在却隐约可感、超乎人类语汇的“东西”。我不只一回界临绝望的深渊，自丹田深处硬生生托起最后一丝勇气，俯身下望：或尔幽邃不测，一片黑密密黯锁锁，什么都不见；或尔如临水照镜，瞧见到的居然是凝视深渊的我的倒影。
透视人心不是私家侦探的任务，若能为人解谜揭秘，吾愿足矣。毕竟侦探乃过滤表象的职业，可供我们揣测的动机仅限意识层面，至于深邃的，就交给宗教家、道德家、心理医师吧。通常这三种人都语焉不详，狗屁不通。
多年来，我曾狗屁不通地执迷于关于灵魂和命运的探索。
惊声尖叫那夜后，除了恐惧失眠外，更害怕会于睡梦中惊醒、叫喊。即使白天也处于惊慌之中，这惊慌不只出自“黑夜总会降临”的隐忧，还根源于从外表看不出蛛丝马迹的蜕化。
我变成另一个人，或者说，我于一夜之间换了一双眼睛。
同时，世界也变样了。仿佛有人把过去的我或我曾经熟悉但不察其存在的世界偷走似的，一切是那么陌生。我和“我”之间，我和世界之间出现了裂隙。我不时凝视、观看着“我”，而世界更以崭新面貌向我袭来，昭告它的存在，要我看见它。我的意识仿佛从完全睡眠的阶段中觉醒，但觉醒后的晕眩却让我措手不及，几乎无法招架。时常精神不济，头脑昏沉，容易紧张，尤其在最该保持镇静的公共场合，焦虑反而不请自来。焦虑上身时捏体、打头顶，借肉躯之痛抵消心理不适。一场奋战下来，瘀青处处。
我生活于不祥的预感中。焦虑来袭时，深恐发癫痫或脑袋爆裂，亦可能于失控嘶喊中变形为一只怪兽。甚至在相对镇静的时刻，也惴惴不安，呼吸着不祥，总觉得危机躲在转角，焦虑即埋伏在下一个念头。
存活本能驱动下，我往外寻求解救途径。偶然间，在报纸生活版角落读到一篇讨论精神疾病的文章，看完之后便决定瞒着家人去找那位撰文的医师。我来到马偕医院，第一次在精神科门诊挂了号。门诊室里，医生只问我哪里不舒服，我把能想到症状全数道来。听完之后，医生说，你患的是忧郁症。那位医生有没对症下药我不敢说，但主动求医并按时吃药这举动无异让我吃下了定心丸。之后，日子变得较能忍受，虽然症状并未完全消失。
尤其，该睡时清醒异常、该清醒时昏昏欲睡这情况未见显著改善。我于是想出因应之道，调整作息。夜里，母亲和小妹走进卧室打算就寝时，我正好相反，准备彻夜工作，在床上摆一堆书，有些是学校课业，但大部分是与课业无关的文学、哲学书籍。我改变了心态，不是老子睡不着，是老子不想睡。吃了安眠药后，不再闭目数羊期待睡神降临，而是在床上阅读小说、散文和一些译文聱牙的哲学书。在床上，我认识了白先勇；在床上，我认识了张爱玲（这样说有点怪）。那段时间，除了大致读遍台湾重要作家的作品外，还阅读一些翻译小说。躺在床上看书，心神完全进入文字世界，忘了存在，忘了失眠的恐惧，即使焦虑感隐隐作怪时，也能边捏着身躯边阅读。在最好的情况下，于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同时，我于不知不觉中跨过文学启蒙门槛。
在精神煎熬与文学启蒙的双重洗礼下，我开始思考存在的问题，思考这个世界。首先冒出来的无非是，为什么得这个病？它代表什么意义？是天谴，还是意外？刚开始，我倾向天谴说。焦虑中浮浮沉沉几度迹近灭顶的我一开始就认定：天谴！忘了在哪读过，作者以嘲弄的口吻写道：“没有上帝的旨意，人是连一根头发都掉不来的。”我当时深信这个说法，没有上苍的旨意，我不至受此生不如死的磨难。藉此苦难上苍要向我透露什么玄机，是我最该思考的课题。
既有天谴，必有原罪，也必有天启。所谓原罪，可以是基督教义里的原罪，亦可是佛教里的前世轮回。慌乱困顿中，我对宗教的态度极其狡猾而圆融，忮求从宗教寻觅慰藉，却不愿忍受教条束缚。因此我但求一知半解，搞骑墙派，膜拜所有大联盟教派的“上苍”，管它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安拉，只要不是异端邪说一概诚服，就怕拜错神明或厚此薄彼，有朝一日上苍显灵，押错宝怎生了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升天时，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三大教主同时立于天堂入口迎接，对我说：“人类历史里最识相的非你莫属，其他人不断以我们的名义打打杀杀实在可恶。来吧，我们正好三缺一。”
说来幼稚可笑，但我企盼的正是犹如三合一速溶咖啡的大同世界。没错，我得到的天启就是幼稚可笑的大同世界，而所谓原罪，则源自于那个境地尚未实现于人间。这并不意味我要以殉道之姿改变人间，不，这不是苦思所获的讯息。我的任务很单纯：于有生之年，于苦难煎熬中，于理智与疯狂之间，“看见”天堂。它可能是基督教的伊甸园，或佛教无我无欲的境界，或者是伊斯兰教里容善灵复生的天园，最好是三者合而为一。一旦“看见”了它的样貌，我的病自然不药而愈了。
从“为何是我”第一个提问到“大同世界”的启示，中间的过程迂曲盘折。我对自己有了新体认，对于世界也有了新感受。如前所言，我换了一双眼睛。这对新眼显然需要送厂修理，因为它们看到的现实竟然有点倾斜失衡。我的病既是诅咒，也是恩赐。恩赐来自于我似乎于一夜之间被换了灵魂或被赐予一具足以穿透表象的“私眼”——它让我看到事物的核心。我学会读书、读人、读世界。私眼所及，尽是双重影像。我既看到事物的表象，同时“看见”它们的原貌；既看到人的外在，亦“看见”他们内心。所有表象都只是掩盖实像的帘幕。暗喻真理的象征无所不在，一片树叶可以是宇宙缩影，一滴泪珠也可以是存在的蒸馏。
世界倾斜，人们失衡，两者携手并进，一同往脱离原貌的方向奔赴。我既不仇视他人，亦不憎恨世界，只是为我看见的感到惋惜——人可以不必这样，世界可以不必如此。
私眼不仅让我看清事物，它同时让我从抽离状态中进一步抽离，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我的疏离。因此，对于自己的感悟，有关人，有关物，有关表象，有关本质等等，我一直处于认定与怀疑的双重思绪中。这一刻我认为看到了“真理”，下一秒我怀疑自己精神错乱。
4
“你是……征信社？”林太太似乎察觉我意识涣散，问话时上身前倾。
“私家侦探，不是征信社。”我回神答道。
“有差别吗？”她略略问道。
友善的好奇，不带揶揄，我已经喜欢她了。
“征信社是公司，一种组织，我跑单帮的。吃得开的征信社在警政情资单位都安插了暗桩，贿赂也好，论件计酬也罢，靠管道取得信息。身为个体户儿，我啥内线也没。他们拥有最新科技，无论窃听、拍照、录像、GPS定位追踪，这些器材让冷战年代的spy看了只能怨叹生不逢时。我反科技，不用录音机，只靠眼睛、耳朵和一双腿。”
我巧妙变换腔调用字——比如江湖味的“跑单帮”、官商勾结的影射、北京腔的“个体户儿”、冷战年代、卖弄英文、反科技宣言——以便从她的反应探她底细。然而她一语不发，面无表情，惟径以生物学家面对查无此类异物的眼神瞠着我。嗯，比我想象中内敛许多。不是好兆头，我更加喜欢她了，恐因此失去该有的客观。
“你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征信社没有的？”
“应该倒过来说，征信社能给的，我全办不到。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赚钱，大半是为了助人。”
“另一半呢？”
“另一半涉及个人因素，不提也罢。你知道征信社收费价码吗？”
“我上网查过，很贵。”
“合法抢钱。行踪调查一天一万，寻人五万起跳，外遇搜证五万起跳，以下省略‘起跳’：抓奸十五万，婚姻挽回项目二十万，脱离不幸婚姻二十万。这意味什么？意味穷人只能祈祷他的人生灿烂光明像晾在太阳底下的亵衣没有昨夜残留的秘密。”
“你平常都这么讲话么？”
“尽量。”
“我就是觉得太贵，而且我的问题并不严重，说不定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自己胡思乱想，所以想不必找那么专业的。”
刚入口的红茶差点扑哧喷出。
“专业是肮脏的头衔，它少了人性。征信社只把你当作有钱没地方撒的冤大头。我，这个私家侦探，是你托付秘密的人，而你，是一个信赖我的人。换言之，我不会把你当成‘客户’。”
“也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这么说吧，我能保证的是朴直的善意，虽然还是要收费。”
“当然。”
“告诉我你的麻烦。”
“……”眼神透着忧郁。
“没关系，即便只是庸人自扰。”
“我的家庭很单纯，只有先生、女儿和我，一家三口过得还可以吧……有些事没事的时候都没事，因为你很少去想它，更不会去分析它；可是一旦出事了，人就会胡思乱想，甚至怀疑以前原本很笃定的东西。三四个礼拜前开始，女儿每次看到爸爸就像看到仇人似的，眼里带着不屑，拒绝和他说话，我先生试着跟她沟通时，她甩头就回房间，砰的一声用力把门关上。我问先生到底怎么回事，他满脸无奈，说不知道。我问女儿，她有时一直哭一直哭，什么话都讲不出来，有时还骂我是世上最智障的白痴，要我离开她的房间，使得我忧心忡忡，有一种这个家快垮的感觉。于是我试着回想，一夕之间的转变就发生在五月二十三号那天。在那之前一切都很正常，一定是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导致现在的局面。”
“暂停。你女儿几岁？还有，她对你和对爸爸的态度有没有明显差异？”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问。我也想过，女儿念国三，课业压力很大，加上青春期，情绪不稳本来就很正常，有了明治红豆冰淇淋就觉得人生美好，和好朋友吵架就觉得天要塌下来，这些我早就习惯了。问题就在她态度上的不同，她不但不跟爸爸讲话，只要爸爸在家，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连晚饭也在里面吃。对我呢，只要不问‘那件事’，她偶尔还有心情跟我聊天，她讨厌谁啦，哪个老师最白目啦。比较奇怪的是，她这阵子出门前都会抱我一下，抱得很久，有点紧，在我耳边说：‘我没事。’我觉得她指的不是功课，好像是讲别的，等她离开后，我只能胡思乱想。”
“你应该想到了最恐怖的可能。”
“想到了。要是那样，我会杀了他！”柔和的脸庞露出尖锐线条，“但不太可能。我跟他认识快二十年，结婚也十六年了，若他对女儿做出那样肮脏龌龊的事我不可能毫无警觉。可是我脑子里一直回想女儿声嘶力竭那句‘你是世上最智障的白痴！’难道我真的那么盲目？于是我暗中观察我先生，希望能从他的眼神举动找到蛛丝马迹。我趁他出门时打开计算机，看他有没有上那种恋童癖的网站，结果什么也没发现。e-mail也没有奇怪信件，大部分是树友写来的。”
“什么？”
“他喜欢植物，最常查的资料都跟花草树叶有关，在网上交了一些同好的‘树友’。”
“你们家有很多植物吗？”
“我们住顶楼，在屋顶加盖了一间。我先生在那养殖了很多盆栽，他很宝贝那些植物，把加盖的空间弄得密不透风，像个温室。”
“我是植物杀手，养过的盆栽没活过一个礼拜，不是爱心太多把它们淹死，就是完全不顾把它们渴死。”
这信息和她的故事毫不相干，林太太略皱蛾眉，白我一眼，使我有点心虚。或许她已洞悉，我谈的不只是植物。
“我后来每天比我老公晚睡，比他早起，而且睡前还会把一本书靠在门边，万一他晚上起来开门，就会发出声音。这样我还是不放心，这几天干脆躺在客厅靠近女儿卧室的沙发上半睡半醒地看守。”
“有没有想过家里加装监视录像机？”
“想过，什么都想过，但我不想卑鄙到用针孔摄影监视家人的地步，何况我确定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是在外面。一个上课，一个上班，两人一大早出门，傍晚才回来，而且他们回来我都在家。”
“五月二十三号那天，你女儿有没有比平常晚回家？”
“没有。有时放学后她会和同学到一家快餐店喝饮料，但不会待太久，总是晚饭前就回到家。那天她准时回家。”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逼问你先生，问出个结果。”她八成试过未果，否则不会坐在这儿，但一些办案初期的笨问题乃例行公事，不得不问。
“他有时欲言又止，有时只耸耸肩，说女儿正处叛逆期，过一阵就没事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请你帮我查出真相。”
“能不能冒昧请教一个问题？”
她狐疑地看着我，似乎已经知道什么问题。
“你怎么形容你们夫妻间的性生活？”
半晌之后，“在这之前，正常。”
作为判断依据，涉及隐私的问题总免不了。如此直截了当打探陌生女子的性生活尚属平生第一回，我再如何正经八百，也无力抑遏隐隐泛起的变态快感。
“这案子我接了。”
“谢谢。”
“给我基本数据。”
我从背包拿出笔和记事本，里面还有每天必买的四份报纸，以及出门必备的皮夹、渔夫帽、药盒和一把手电筒。
不确定手电筒何时能派上用场，但谁晓得。
我记下资料。龙飞凤舞的笔迹掩不住生意上门的欣喜。
“我们还没谈到收费问题。”林太太神情平静许多。
“没查出真相不收费，一旦达成任务，你付我三万。这期间我会看状况跟你报告侦查进度。”
“看什么状况？”
“有时候只知道一半的真相对委托人是不好的。”
“懂了。”
“差点忘了，你先生开车吗？”
“有啊。”
“有的话，我跟踪他的出租车费得跟你报账。”
“喔……好……你不开车？”
“我不开车。”
“机车？”
“我不会骑摩托车，只会那个。”我抬手指着停靠一旁的脚踏车。
它的左侧是一株严重歪斜、危危欲倾的白千层，腰身被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局挂上树链，编号4341CA0028，底部囚围着它的方形水泥砌已有一边迸裂开来。
林太太半已离座的身子犹豫不决地悬着，一时不知该坐下或起身。我大致猜得出她心思，“完了，我雇用一个只会骑脚踏车的私家侦探。”
人走了，带来的愁绪却悠悠不散，红茶变得有点苦涩。看着她匆匆过街的倩影，才注意到一双极其纤秀的小腿。
落单的白鹭鸶仓皇涉过湍急的溪流……
猛地紧捏大腿，甩掉无济于事的伤感，回神后于记事本上写下：招子放亮，别让客户吓着了。
5
胡乱吞下卤肉饭、肉羹、烫青菜解决晚餐后，踩着脚踏车返回住处。
交错罗列的建筑和捷运高架把天空切成碎块。原本狭窄的富阳街因峥嵘竞比的广告牌更显局促。锯齿状的连栋公寓像一排不齐致的牙齿，急凹暴凸高矮肩并，一幅台式哥德风的景致。过了加油站，转进卧龙街，天空好不容易赎回大片容颜，另一半却被横亘延绵的福州山给揽走了。
卧龙街和辛亥路三段交界一带位属大安区边陲的“死区”，穿过辛亥路就是第二殡仪馆。死区曾因死人生意而繁荣，极盛时葬仪社和纸扎店林立，后因火葬普及和丧葬企业化之故，生者已鲜少雇请乐队吹着唢呐送死者一程，更甭提焚烧纸制豪宅、庭院、奔驰，以供化成骨灰的逝者享用。如今只剩十几家转业无门的老店苦撑着不合时宜的传统殡仪业，取而代之的却是机汽车修护厂。不知不觉中，纸扎祭品摇身变为网络上的纸扎精品，若师父是同一批人，倒不失为完满的转折。
自幼惧阴怕鬼，每遥见丧家布缨草履，围成圆圈，见证一对纸糊的金童玉女烟灭为火鸟，便觉毛骨悚然，宁可绕远迂回而行。如今死区却是我栖居之地，不仅房租便宜、闹中取静，乃大隐于市的绝佳藏处。而且，它隐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象征意义。在大安区公所办妥户籍迁移，立于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交界，我强烈感受一种消逝人间、入了鬼籍的解脱。
有时觉得，我是象征的奴隶。
鹪鹩尚存一枝，再自甘落魄也得找个避风躲雨、足堪栖身的窝，哪怕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所谓家，犹似不供外借、唯我独享的租书店。两房一厅的格局，可用的墙面皆以砖块及合板拼装成由地及顶的书架，将这辈子拥有的书本不分类胡乱摆着。除了书以外，家具少得可怜。我需要书，很多很多书，倒不是为了恶烂的高尚理由，而是它们可转移我的意识，让我少想到自己，多思考身外事物。除了安眠药外，我需要书本助我入眠。状况佳时三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便可奏效，状况差时彻夜换了十几本书仍焦躁难平，只能眼睁睁看着卧室向东的窗面徐徐由黑转灰。我害怕漫漫长夜，但更痛恨通宵无眠后姗姗来迟、带着讪笑的天光。
回到家，梳洗一番，看了一会儿电视。
“台湾怎么啦？生病了吗？一点道德是非都没有了吗……”
媒体名嘴乃羡煞死人的职业，公然放屁还有车马费可拿。他们的厚颜鲁钝更令人兴叹莫及，似乎从未意识到“拿车马费只为了放屁”正涉及道德问题。
“他这句话刚好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是什么语言？真正值得探讨的重点是：有没有不重要的重点？设若有，它会是几斤几两的重点？有一点重但不是很重的重点？正当快要失去知觉、即将陷入“不顶重要的重点”的吊诡玄思的漩淖时，我赶紧抓回意识。
关上电视，从背包拿出记事本和报纸，走进书房。
书桌前，我盯着摊开的记事本，推敲林太太的案子，没多久便得出结论。
女儿对老爸的激烈反感不外乎父亲性侵女儿或女儿撞见老爸外遇。另一个可能性是：女儿目睹爸爸在公开场所做猥亵动作，如偷拍或套着风衣“露馅”。
除此之外想不出其他。
我的推理功夫谈不上高明，和非专业人士一样依常理和经验法则判断，或有不同之处在于两点：第一，我读过不少推理小说；第二，个人对台湾独到的体认和恨铁不成钢的喟叹。
我从推理小说获得最大启示就是，虚构的推理总把情节搞得过于离奇诡谲，把犯罪过程刻画得过于玄奥；换言之，小说里寻奇探密的复杂心理解析或哲理揣臆均不适用于单纯、直肠子、无城府的台湾人。别误会，台湾人心机忒重，但设若一切欲望都那么干脆地铺在脸上或流泻于字里行间，就谈不上心机了。数据会说话。近两年台湾重大刑案共六十七件，已侦破其中四十四件，而未侦破的二十三件里，主嫌身份多半已确认，只因潜逃境外，难以缉拿。两年内侦查陷入困境的刑案算不上多，其中涉及凶杀案件者更属少数。这并非意味警界办案功夫了得，而是台湾的凶手大都属冲动型罪犯，愚昧浅薄笨到天边，其动机不出金钱、感情、宿怨三个俗套因素：财杀、情杀、仇杀。除了政治谋杀，台湾鲜有破解不了的悬案。
咱们以一天的社会新闻为例。上周三，台湾发生两起命案。其一，一名男子因情人提分手，扬言“分开就作伙死”，拿水果刀刺伤女友后，自己开车到甘蔗园烧炭身亡；其二，一名男子不满被设局仙人跳，伙同友人找到仇家住处砸车泄恨，却反遭斧头砍杀到肚破肠流而亡。两件惨剧令人扼腕，然其中之闹剧成分却冲淡了起码悲悯。反观同一天的日本，该国警方终结一起连续杀人案件，凶嫌刺死两人并重伤一人后投案，声称行凶动机乃“十分气愤保健所三十四年前杀害我的宠物，且至今仍每年不断屠杀没有任何罪过的五十万只宠物”。同为命案，同等荒谬以极，但动机之抽象层次高低立判。这起来自日本的杀人事件令人骇然起惧，余韵随着东海的波浪淫漾而至，如潮汐般勾引着我心底黏稠的异质动能。它教我一件事：凶案与时尚、艺术、文化并无二致，须有秘奇莫测的格局才有资格登上国际媒体的版面……
针对林太太一案，我写下几项步骤后，便收起记事本，开始看报练功。自从改行当起私家侦探，细读社会新闻、追踪各个凶杀案件的发展是每晚必修课业。
截至目前，该破的都破了，不出意料，然而一桩崭新命案勾引我的好奇。
一名男子陈尸家中两天后被亲人发现，案发地点离我住处只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