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国度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由于汉文化的农历新年已经退出日本国民习俗，更得不到日本法律的承认，西历亦即公历的新年便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节日。政府、公司以及学校都放了一周左右的长假，人们纷纷归家与亲人团聚。街上到处都挂起了红色或白色的灯笼，还有各种有关“初诣（新年）”的贺词或敬语。但一个中国人也许会感触到隆重喜庆之中的几分清寂，比如这里的新年没有中国那种喧闹而多一些安静，没有中国那种奢华而多一些俭约，连国家电视台里的新年晚会也没有中国那种常见的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花团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寻常的年度歌赛。如果说中国的除夕之夜像一桌豪华大宴，那么此地的除夕之夜则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适合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地静静品尝。
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献上了我的一束鲜花，意在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们无言的感激。我知道我们之间横亘着将近一个世纪的纷乱历史，纷乱得实在让人无法言说唯有长叹，但人们毕竟可以用一束鲜花，用一瞬间会意的对视，重新开始相互的理解。
让我们重新开始。
加藤的母亲请我吃年糕，是按照加藤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萝卜和红萝卜都切成了花。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种米粑煮萝卜的年饭别具一格，堪称素雅甚至简朴。其实日本传统的饮食虽有精致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蕴。生鱼、大酱汤、米饭团子，即使再加上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传来的油炸什锦（天福罗），也依然形不成什么菜系，不足以满足富豪们的黎餮味觉。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国菜和法国菜那样风行世界的原因。
同样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服饰也相当简朴。在博物馆的图片资料里，女人们足下的木屐，不过是两横一竖的三块木板，还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们身上的裤子，常常就是相扑选手们挂着的那两条布带，也缺乏裤子的成熟形态。被称作“和服”或者“吴服”的长袍当然是服饰经典，但在十八世纪的设计师们将其改造之前，这种长袍甚至尚无衣扣，只能靠腰带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临时和草率的意味。
曰本传统的家居陈设仍然简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家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龙凤雕床比肩。也许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传统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习惯于四壁之内的空空如也。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色重彩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正是在这一个个暴露出历史荒芜的遗址面前，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轰动媒体的奇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去无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_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嵋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但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现代经济的髙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会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但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如此严刑峻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常常花点钱去学点什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和白眼——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日本人似有一种与生倶来的生存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地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士农工商”，日本的“士”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统为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汉才”以及“（荷）兰学”，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导致了“神风敢死队”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在“和平宪法”下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武士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穷，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却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