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年7月14日生于波兰拉兹明，是犹太教士的儿子。幼时全家迁居华沙，他在那里受到了传统的犹太教教育。他的父母为了加强四个子女的宗教信仰，自幼就对他们讲了不少犹太民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辛格听得非常入迷，但是他还是走了他哥哥I.J.辛格所开头的道路，做了一个作家。辛格在1935年到纽约市去找他哥哥之前，曾在一家意第绪语杂志当校对，在一些波兰刊物上发表过小说，翻译作和书评。
一到美国，他就经常向《犹太前进日报》投稿，除了写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以外，也写评论和文章，他的译成英语的第一部作品《莫斯卡特一家》于1950年出版，在国际上引起轰动。1957年又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傻瓜金贝尔及其他》，其中有一些经索尔·贝娄译成英语发表在《巴黎评论》上。辛格的其他作品有《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庄园》（1967）、《敌人们，一个爱情的故事》（1972）、《莎夏》（1978），另外在1966年出版了一部波兰童年生活回忆录《在我父亲的庭院里》。
辛格几乎什么重要的文学奖都得到了。他得过两次全国图书奖，一次是1970年奖给他的儿童文学《一天的欢悦》；第二次是1976年奖给他的小说《羽毛冠及其他》。他是全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和美国艺术科学院的会员。他于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辛格于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他于1940年与阿尔玛·海曼结婚，住在纽约的上西城。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在以色列当中学教员。
辛格和他的第二个妻子住在上百老汇一所宽敞的、阳光充足的五间公寓里。除了满墙的书和一台大电视机以外，屋子里的装饰是那种三十年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小康家庭里流行的模仿维多利亚式的家具。
辛格在起居室里一张堆满书稿的小书桌前工作。他每天写作，但没有固定时间，中间穿插着记者和客人的来访和电话。他的名字仍列在曼哈顿电话簿中，几乎每天都有不相识的人打电话来，说他们读了他的某一部作品，觉得要同他谈谈才痛快。直到最近为止，凡是打电话来的人，他都请来吃中饭，或者至少喝咖啡。
辛格在横格笔记本上用意第绪语写长短篇小说，不用缩记。他写的大部分作品仍先在《犹太前进日报》上发表，那是在纽约市出版的美国一家最大的意第绪语日报。找合适的人把他的小说译成英语一直是个麻烦的问题。他总是坚持要与翻译者非常紧密地合作，一起反复推敲每一个句子。
辛格一贯穿着深色衣服，白色衬衫，系深色领带。他的声音很高，但是悦耳，从来不提高嗓门。他身材中等，瘦削，面色苍白，有些病态。多年来他严格素食。
辛格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弱不禁风的人，稍走几步路体力就不支。实际上他每天要走五六十个街口，路上总是从一只棕色纸口袋中取些吃的喂食鸽子。他喜欢鸟类，家中有两只长尾鹦鹉在屋子里飞翔，没有关在笼子里。
——译者
记者：许多作家在开始写作时总是用其他作家当模特儿。
辛格：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的模特儿是我的哥哥I.J.辛格，他写过《阿斯坎那齐兄弟》。我找不到一个比我哥哥更好的模特儿了。我看到他同我父母斗争，我看到他怎样开始写作，他怎样慢慢地得到了发展，开始发表作品。因此，很自然地，他成了一种影响力量。不仅如此，在后来我开始发表作品时，我的哥哥对我说了一些写作规则，我把它们看成是神圣的。这并不是说这些规则一次也违反不得，但是记住它们是有好处的。他的一条规则是，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一个作家如果太热心于解释、分析心理，那么他刚一开始就已经不合时宜了。你不可想象荷马根据古代希腊的哲学，或者根据他那时代的心理学，解释他笔下英雄人物的行为。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爱读荷马了！幸运的是，荷马给我们的只是形象和事实，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我们至今读来犹感新鲜。我想一切写作都是如此，一个作家一旦开始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主人翁的动机，他就已经失败了。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心理小说。有些大师的心理小说写得很好。但是我认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模仿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不知你是不是可以称他是心理小说派的作家，我就不敢这么叫他。他经常离题，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事物，但是即使在他身上，他的根本力量在于提供事实。
记者：您对心理分析和写作的关系有什么看法？许多作家经过心理分析，觉得这不仅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也有助于了解他们要写的人物。
辛格：如果一位作家在医生那里接受心理分析，那是他的事，但是如果他把心理分析写到作品里去，那就太糟糕了。最好的例子是那个写《对位》的。叫什么名字来着？
记者：阿尔杜斯·赫胥黎。
辛格：阿尔杜斯·赫胥黎。他想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写一本小说。我认为他失败得很惨。这部小说如今已十分陈旧过时，在学校是不能再选读了。因此，我认为一个作家一旦坐下来开始作心理分析，他就把自己的作品毁了。
记者：你曾经告诉过我，你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福尔摩斯探案》。
辛格：是的，我是在十一二岁时读这些东西的，当时我觉得十分精彩，以致到了今天，我不敢重读福尔摩斯，生怕会感到失望。
记者：你是否认为柯南·道尔对你有什么影响？
辛格：这个嘛，我并不认为福尔摩斯故事对我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从幼时起我就喜欢故事里有紧张的东西。我喜欢故事应该是个故事。应该有个开头，有个结局，应该有一种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我至今恪守这个规则。我觉得讲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了一种被遗忘的艺术。但是我自己则尽力设法不要患上这种健忘症。我认为故事仍旧是个故事，读者听了要知道结果。要是读者从一开始就什么都已知道，即使描写精彩，我认为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故事。
记者：你对诺贝尔文学奖给了S.Y.阿格农和奈莉·莎克斯有什么看法？
辛格：关于奈莉·莎克斯，我一无所知，不过我认识阿格农。从我开始阅读起，我认为他是个好作家。我不会叫他天才，但是今天哪儿有这么多天才呢？他是个老派的实在的作家，这一派通过翻译，失掉了不少东西。但是就希伯莱语而言，他的风格就是好。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与法典《圣经》和经注有关。他写的东西都有好几个层次，特别在那些会希伯莱语的人读来是如此。在译文中，这一切层次都失踪了，留下的只有纯写作，不过，这纯写作也很好。
记者：评奖委员会说，他们把诺贝尔奖给了两个反映以色列呼声的犹太作家。这不由得使我想，不知你怎么给犹太作家下定义，与一个正好生为犹太人的作家相对而言。
辛格：在我看来只有意第绪语作家、希伯莱语作家、英语作家、西班牙语作家。什么犹太作家、天主教作家，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有些牵强。但是，如果你循着我承认有犹太作家这么一回事儿，我就要这么说：他得是一个真正浸透犹太性质的人，会希伯莱语、意第绪语、法典、经注、哈西迪和卡伯拉神秘哲学等。而且，如果他还写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称他是个犹太作家，不管他用什么语言写作。当然，我们也可以只叫他是个作家。
记者：您用意第绪语写作，这种语言今天已很少有人能阅读了，您的作品已译成五十八种语言，但是您说，您的读者大多数人得通过译本，不管是英译本或法译本，来读您的作品，为此您感到不安。很少作家能通过意第绪语阅读您的作品。您是否觉得通过翻译丢掉了许多东西？
辛格：我的意第绪语读者不如我希望的那样多，这件事使我不快。一种语言不走上坡路而走下坡路，这就不妙。我真希望意第绪语能像意第绪语派所说的那样繁荣发展，但是就翻译而言，当然每个作家在译文中都丢失了一些东西，特别是诗人和幽默作家。还有，作品与民间故事紧密结合的作家也是损失最重的。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是损失很重的。不过最近我也参与自己作品的翻译，了解了问题的所在，我就想法不至于损失太多。问题是，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习语。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都是通过译文读到文学的。大多数人只是通过译文读《圣经》，读荷马，读一切经典著作。翻译对作家固然造成损害，但不能杀死他，如果这位作家真正是个好作家，他在译文中也能表现出来，我在自己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也帮助了我。因为我在校订译文和同译者一起工作时得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自己的作品，我在这么做时发现了自己写作上的一切缺陷。翻译帮助我避免了要是我用意第绪语写作和出版，没有因为要翻译而不得不再读一遍，就无法避免的缺陷。
记者：据说，您因为觉得没有读者而完全停止写作五年，有这回事吗？
辛格：我刚到美国来时的确停止了写作好几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我觉得没有读者。事实上，读者有不少。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可以说是经历一种危机。我当时觉得我的语言是丢失了。我的一些形象不再存在。东西——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东西，在波兰没有意第绪语的名称。以地铁为例——我们在波兰没有地铁。我们没有意第绪的名字来叫它。我忽然要对付地铁、快车、慢车这样的名称，我的感觉是，我丧失了我的语言，也丧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后来当然还有谋生和适应新环境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我有几年没有写作。
记者：您认为意第绪语有没有什么前途？您是不是认为它不久就会完全成为一种死的语言？
辛格：它不会成为一种死的语言，因为意第绪语和五六百年犹太人历史有关……和重要的犹太人历史有关。我曾经说过一个笑话，我为意第绪语感到特别放心，那就是，我们如今世界人口只有三十五亿，一百年以后，极可能到一千亿，届时人人都需要一个写博士论文的题目。你可以想象于这些寻找题目的学生来说，意第绪语是多么有用。他们会把凡是与意第绪语有关的一切都提出来，加以分析，然后撰写论文，撰写大学论文那样的文章。因此，我认为它不会被遗忘，以阿拉米语这样的语言为例。犹太人不用阿拉米语已有两千年了，但这语言仍在那里，它已成了希伯莱语的一部分。阿拉米语如今仍用在证件和离婚文件上。犹太人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特别是一种像意第绪语那样创造过这么多东西和起过这么大的作用的语言。
记者：我们一想到当代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我们就马上想到了您。但是再要提出其他名字来就很困难了。有没有别的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您很看重？
辛格：有一个作家我很看重。真的，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个诗人。他名叫艾伦·蔡特林。此人是我的朋友，但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才推崇他。他真的是个伟大的诗人。我认为他的写作同托马斯·哈代的诗一样有价值，而我对托马斯·哈代评价很高。别的嘛……有一些别的意第绪语作家……有几个很有名，如萧莱姆·阿希、大卫·伯格尔逊。还有一个很有力量的散文作家叫A.M.福克斯，他确是个有力的作家，但他总是写同一个主题。他千遍万遍只有一个故事要说。不过我要说，在意第绪语写作中有一种东西十分有力量，但是又十分老式——因为现代意第绪语作家不写关于真正犹太的事物，不过他却是启蒙的产物。他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受教育长大的：我们必须摆脱犹太性，必须具有世界性。由于他这么努力要具有世界性，他反而变得十分地方性了。这就是悲剧。不是全部意第绪语的写作是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是如此。谢天谢地，我开始写作时避免了这个不幸。尽管我一直受到挫折。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写各种鬼怪和精灵，你为什么不写犹太人的处境、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工会、裁缝必须增加工资，如此等等。但我内心之中有什么力量使我拒绝这么做。他们对我说，我已过时了。我老是回到早已消失了的那些古代人物中去。说我几乎是个反动派。但年轻作家有时很顽固，我拒绝走他们的道路。我后来很庆幸我有勇气不照他们要求我做的那样去做。这种写作已陈旧不堪，这不再是一个找意第绪语译者的问题，而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翻译的了。
记者：您说“这种写作”，您是指写工会和……
辛格：写工会，写移民，写进步，写反犹主义。这种新闻式的写作想创造一个他们说的美好的世界。使世界美好一些，使犹太人的处境好一些。这种写作在二十年代很流行，我可以说，意第绪语作家实际上从来没有摆脱出来过。
记者：难道您不相信一个美好的世界？
辛格：我相信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认为为了要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不是小说作家坐下来写一部小说就能够做到。美好的世界要由许多人来实现，政治家、社会学家等。我不知道由谁来创造，或者会不会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一点我是敢说的，那就是小说家是做不到的。
记者：在您的许多作品里，魔鬼是主要角色。
辛格：自然，我用魔鬼、精灵是当作文学上的象征。确实是这样，我把它们当作象征是因为我对它们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对它们没有感觉，我就不会用它们。我今天仍有这样的思想：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力量包围着，我是在这种思想下教养大的，我今天仍抱有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我要想抱有这样的思想，而是这样的思想抱住我。如果你在晚上熄了灯，让我留在一个黑屋子里，我就害怕。就像我还是七八岁时一样。我曾经同许多理性主义者谈过，他们说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我问他们同意不同意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在一间屋子里同死尸一起睡一宵，他们就都打寒战。害怕神怪的东西是人人都有的。由于我们都害怕神怪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利用它。因为，如果你害怕某一东西，你害怕本身就意味着你承认它的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记者：您是唯一犹太作家写魔鬼的。就是希伯莱语文学中避免魔鬼的主题。
辛格：不错，意第绪语和希伯莱语文学都受启蒙的影响。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都是现代文学。作家们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认为沉浸在中世纪太久了，既然现代文学必须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他们就应该处理现实的世界。在他们看来，从我一开始写作起，我就是一个最反动的作家，一个回到黑暗时代去的作家。但是，我刚才说过，年轻作家有时是很顽固的。在你看来是黑暗的东西在我看来是现实的，为此他们都谴责我。可是今天，由于这种写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开始妥协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如果行得通那就行得通。事实上，我当初并不期望有人会对我的那种写作感兴趣。我自己感兴趣，那就够了。
记者：您既然对宗教仪式和迷信这么有兴趣，您自己有没有呢——特别是关于您的作品和工作习惯？
辛格：不错，我相信奇迹，或者不如说，相信天佑。但是我是在除了写作以外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相信奇迹。经验告诉我，在写作上是没有奇迹的。唯一产生优秀作品的是艰苦工作，揣只兔子脚在你兜里是写不出一个好故事的。
记者：您怎么开始写一篇故事？您是像记者一样一直在观察吗？您记不记笔记？
辛格：我从来不出去找故事。我记笔记，但从来不像记者那样。我的故事都是以自己到我生活中来而需出去寻找的东西为根据的。我记的唯一笔记是启发我写一篇故事的那个念头的笔记。但是那必须是一个有高潮的故事。我不是一个写生活一个侧面的作家。这样的一个念头一产生，我就记在我总带在身边的小笔记本上。最后那故事要求把它写下来，我就写了下来。
记者：除了写长短篇小说以外，您也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您如今仍在为《前进》当记者。
辛格：是的，我是个记者。每星期我写二三篇新闻文章。意第绪语的新闻工作与其他语言的特别是英语的新闻工作不同。在美国，一个记者不是只与事实打交道，就是政治评论员。在意第绪语报纸里，即使是日报，实际上也是一份每日出版的杂志。我可以在《前进》上写关于人生有无意义的文章，或者写你不该自杀的文章，或者写什么东西里都有精灵鬼怪的文章。我们的读者已习惯于从无线电、电视或英语晚报上获得新闻。他在早上买报，要的不是新闻，而是要读文章。因此，如果说我是新闻工作者的话，我并不是为像《纽约时报》那样报纸工作的那种新闻工作者。
记者：您是不是认为，为《纽约时报》那样的报纸当新闻工作者，是日后要写长短篇小说的人一个很好的锻炼？
辛格：我认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所得到的任何消息，对他都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做新闻记者对做作家不会有坏处。
记者：你认识别的作家吗？
辛格：很少，因为在美国这里我找不到地方可以见他们。我住在波兰的时候，我常常在作家俱乐部盘桓，我每天都在那里。但在美国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几乎不认识任何别的作家。偶尔在一次酒会上碰到几个作家，我很喜欢他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不知怎的，从来没有超过这样表面相逢的程度。我对此很感遗憾。我很愿意同更多的作家交朋友。
记者：许多当代作家都与大学有关系。您是不是认为教书是一边写作一边谋生的办法？
辛格：我认为对作家来说，新闻工作比教书是个更有好处的职业，特别是如果他教的是文学。由于教文学，作家就习惯于成天分析文学了。有人，一个批评家，对我说过：“我什么也不能写，因为我一提笔写第一行，我就写成了一篇论文。我已经在批评我自己的作品了。”
一个作家兼为批评家，对他自己是不利的，当然他偶尔写一篇书评或者甚至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这都不要紧。但是如果这样的分析成天做下去，成为每天的面包，那么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他写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很不好。他就会把他的主人公当作写论文的材料，不是讲故事。
记者：您能不能向我谈谈您工作的方式。您是不是每天工作，一星期工作七天？
辛格：我每天早上起来，总想坐下来写作。大多数日子里我总写一些。但是有时来了电话，有时我要为《前进》写一篇文章。偶尔我要写一篇书评，我还接受来访，总而言之，工作常常被打断。不过我还是想法继续写作，但我不用逃开。有些作家说，他们只能到一个遥远的岛上去才能写作，他们为了不受打扰，甚至愿意到月亮上去写作。我却认为打扰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时，被打扰也有好处，因为你中断了写作，你停笔的时候，你忙着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角度就改变了，你的眼界就开阔了。至于我自己，我说的只是，我从来没有安安静静地写作过，像有些作家说的那样，但不管我有什么要说，我总是不断在说着，也不管有多大的打扰。
记者：您认为写作在哪一方面最困难？
辛格：故事结构。我认为这最困难。怎样构成一个故事使它有趣味。最容易则是实际写作。一旦结构定了，写作本身——描写和对话——就顺流而下了。
记者：大多数西方文学的主人公是超人，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意第绪文学、犹太文学的主人公似乎是小人物。他是个总是在挣扎着的可怜的然而自尊的人。您自己的小人物的典型例子是傻瓜舍贝尔。在许多意第绪文学里主人公往往是小人物。对此，您作何解释？
辛格：其实，意第绪语作家都没有受过英雄人物思想的教育。我是说，在犹太人隔离区里很少英雄人物——很少武士、侯爵、决斗，等等。在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我是按意第绪语作家的“小人物”传统写作的，因为他们的小人物实际上是受害者——一个受反犹主义、经济境况等之害者。我的人物，虽然不是在世界上起了不起作用那种意义上的大人物，仍不是小人物，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生活，是有性格的人，是有思想的人，是吃大苦的人。不错，傻瓜舍贝尔是个小人物，但是他不是萧洛姆·阿莱契姆笔下的特维那样的小人物。特维是个没有想望、没有成见的小人物。他只求有个生计而已。如果特维求到了一个生计，他就不会被迫离乡。要是他能把女儿嫁出去，他就很快活了。但在我身上，我的人物大部分不会满足于几个卢布，或者满足于可以生活在俄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他们的悲剧不一样。舍贝尔不是个小人物。他是个傻瓜，但不是小人物。小人物传统是我在写作中避免的东西。
记者：如果说，你的大部分作品写的都是一个没有权力，没有土地，没有国家，没有政治组织，甚至没有职业的选择的民族，然而他们在道德上仍极有感应，仍有热烈的信仰。事实上您是不是暗示，犹太人受到限制和歧视未始不是好事？
辛格：我想没有疑问，权力是个很大的诱惑，掌握权力的人迟早要陷于不义。犹太民族两千年来没有掌握任何权力是件幸事。他们掌握的仅有一点点权力，他们也像掌握权力的任何人一样，都曾加以滥用。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几乎两千年来完全没有权力，因此，我们的罪过绝不会像对别人掌握生死大权的人那么大。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说教。我从来不认识有很多权力的人，除了我描写波兰人的时候，或者偶尔描写一个有钱人的时候，有钱人的权力是他的钱。但即使这样，这些人也并不是有钱到可以有很大的权力。
记者：从您的作品里我没法不有这样的感觉：您对知识，或甚至智慧的作用有严重的怀疑。
辛格：这个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意第绪语文学都是建筑在启蒙的思想基础上的。启蒙不论到什么程度都不会带来拯救。我从来不相信社会主义或任何主义能拯救人类，创造他们所谓的“新人”。我与作家们讨论过多次。我年轻的时候，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人们真的相信一旦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新人”就会诞生。我却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不管谁拥有铁路或工厂，人仍旧是人。这样看，也许是我聪明，也许是我愚蠢，也许是我抱怀疑态度。
记者：您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拯救人类吗？
辛格：什么也救不了我们。我们会有所进步，但是我们仍继续受苦，永远不会有尽头。我们总是会不断制造新的痛苦。认为人类必将得到拯救，完全是宗教的思想，甚至宗教领袖也没有表示过，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会得到拯救。他们相信灵魂会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得到拯救，如果我们在这里规规矩矩，我们的灵魂就有希望到天堂上去。在这个地球上创建天堂的思想不是犹太教的思想，肯定也不是基督教的思想，而完全是希腊的思想，或异教的思想。就像犹太人所说的一样，用猪尾巴做不了丝钱包。你无法把生命拿过来就能把它变成极乐的海洋。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凡是别人谈起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一方面承认可以把情况改善一些，我希望我们都能消灭战争，但是我认为仍旧有足够的疾病，足够的悲剧，使得人类仍或多或少地同以往一样要继续受苦。在我看来，悲观派就是现实派。
我觉得，尽管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尽管生活永远不会带来我们要它带来的天堂，但仍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生活，人类所得到的最大礼物是自由选择。不错，我们在利用自由选择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我们能得到的这一点点自由选择就是很大的礼物，价值之大，使得我们觉得为了它是值得活下去的。我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是宿命论者，但我也知道，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由的意志，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情况改变了。
记者：许多读者认为您是个说故事的能手。也有人认为您在写作中除了讲故事以外还有更有意义的目的。
辛格：我认为把一个故事写好是讲故事的人的责任。要尽他的能力把故事讲好，我所谓的好就是把结构写好，描写写好，在形式与内容之间要有平衡，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一切。在每篇故事里，我都想说些什么，而我要说的话，多少都是与我的思想有关的，即这个世界和这种生活并不是一切，还有灵魂，还有上帝，也许还有来世。我总是回到这些宗教思想上来，虽然我从教条意义上来说不是虔诚的。我并不遵守有组织宗教的一切规则。但是基本宗教思想同我很接近，我常常在思索这些思想。我认为我比别的意第绪作家更像是犹太作家，因为我比他们大多数更相信犹太教思想。他们大多数都相信进步，进步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相信，人会进步到这样程度，犹太人会得到公平对待，他们能够同化，与基督教徒打成一片，得到好差使，也许有一天还可以当总统。在我看来这些希望都是很渺小，很陈旧，很卑微的。我觉得我们真正的希望在于灵魂，而不是肉体。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己是个宗教作家。
记者：有些时评家，特别是马歇尔·麦克鲁汉认为文学按照我们几百年来的样子是一种时代错误，它已趋向没落。他们认为读小说不久将是过去的事了，因为电子娱乐、无线电、电视、电影、唱片、磁带，以及其他尚待发明的通信工具。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辛格：如果我们的作家不再是好作家，这便会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作家有能力讲故事，就总会有读者。我认为人性不会改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大家对想象的作品不再感兴趣了。当然，真正的事实总是引人感兴趣的。今天非小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听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故事。如果人类到了月球，记者会告诉我们，电影会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比小说作家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要有趣得多。但是仍有好小说作家的地位。没有机器，没有任何报道，电影能够做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果戈理做的事。不错，我们的时代里，诗受到了很大打击。但不是因为电视或其他东西，而是因为诗本身退步了。如果我们有许多蹩脚小说，蹩脚小说家们还互相模仿，那么他们写的东西就不会令人感兴趣，被人理解。自然，这会扼杀小说，至少有一个时候。但是我认为文学，好的文学，没有什么可以惧怕技术的。恰巧相反，技术越多，对于人类的脑子不用电子的帮助能够产生些什么，也就越有人发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