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左传》八恺：苍舒、ㄨο、祷ρ、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也；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书《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内无庭坚，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别有Ι（即契）、垂、朱┥、（即殳┥）、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及龙、夔。则《左传》之元、恺，非《尚书》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国作《尚书传》，乃始以朱虎、熊罴及殳┥、伯与四人为在元、恺之中，以《尚书》朱虎、熊罴与《左传》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预注《左传》，则又以八恺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盖以《左传》八恺主后土，而禹、益实平水土，且皆高阳氏之后，又皋陶字庭坚也。以八元为即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亦以《左传》八元主敷教，而契实司之，契与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与《左传》合故也。然终未确指元、恺内之某人。且《尚书》所命九官及所让之殳┥、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来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恺全数者。吴仁杰及分殳┥为二人，伯与一人，又分朱虎、熊罴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共成十六之数，似为巧合。且杜预注浑敦为欢兜，穷奇为共工，祷杌为鲧，饕餮为三苗，则《左传》四凶即《尚书》四罪，宜乎元、恺十六人即《尚书》分命之众官全在内矣。然孔传以殳┥为一人，汉表作殳┥，亦以为一人，未尝分殳┥为二人。孔传以朱虎为一人，熊罴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罴为四人也。吴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数，究属臆说。况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以伯虎、熊罴在元、恺内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皆当在八凯内。垂则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知古人阙疑之慎。而吴氏必牵合以充其数，且以苍舒为禹字，伯奋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蔡九峰注《舜典》，亦以殳┥、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似与吴说相合。然未确指为元、恺。）
陟方“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巡狩而崩于苍梧也。韩昌黎则据《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没皆曰陟，因谓陟者升天也，犹言礼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之义也。地势东南下，如言巡狩苍梧而死，应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传主其说，而以方字属上，谓陟方犹言升遐也。据此则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应从孔传巡守之说为是。舜葬苍枵，见《檀弓》、《山海经》、《史记》诸书，《孟子》亦云卒于鸣条，虽地名不同，要其为崩于巡狩，则有明据。况地势东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处，地极高，由吴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长沙都郴。此正见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势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尝过岭，乃不知地形乎？《家语。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陟方岳即《书》所谓陟方也，是《家语》亦指为巡狩，与孔传之说合。而必据《竹书》以陟为死之文以驳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泽长语》云：《孟子》谓舜卒于鸣条，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其去中国不远也。何孟春注《家语》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是又合卒于鸣条、崩于苍梧二说而牵连之，亦可备一说。）
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为伪，不必再翻公案，反以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为伪也。至邢凯《坦斋通编》以《左传》“纣有亿兆夷人”数句，杜预注谓今《泰誓》无此文，凯乃驳之，以为现在《泰誓》篇中而预以为无此文，岂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预时但有白鱼赤乌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据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颖达所斥《伪泰誓》今虽不传，然尚有散见于他书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司马迁引《泰誓》云：“师尚父左杖黄钺，秉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马融述《泰誓》云：“八百诸候，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以谷俱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当传》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无穷。”《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发升于舟。”刘歆《三统历》引《泰誓》云：“丙午逮师。”又《汉书。谷永传》引《书》曰“自绝于天，”又引《书》曰“乃用妇人之言，”颜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条，皆汉武时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汤《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惟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谓履乃汤名。而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之意以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之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齐侯使公孙青聘卫篇，亦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则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今《康诰》无此语，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于弟”，其下即曰“刑兹无赦”，无所谓“罪不相及”者。将谓误在《左氏》，则不应两处俱误；将谓误在今所传《尚书》，则不应今、古文又相同也。岂其由伏生遗脱，而孔安国以隶书译写古文时，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复细加翻译，悉仍其旧，因与《左传》所引原文稍不合耶？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以证《尚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谓孔传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注《尚书》以“不少延”句，“洪惟”连续，遂致天壤之间无此二字。《汉书。翟方进传》翟义举兵讨王莽，莽依《周书》作《大诰》，其起语曰：“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连续，在汉已然，毛氏谓创自九峰者，亦非也。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艺文志》谓伏生所传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伏生没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句之曰传，刘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诠次为八十三篇。是《大传》乃伏生弟子所传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则弟子所撰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尝见也。乃《说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无，而大传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无，即古文亦逸，安国所谓错乱磨灭，弗可复知者，而《大传》亦载其篇目。当是伏生少时，本习《尚书》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汉兴，寻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记篇目及大意，故议论在仿佛之间，而弟子遂笔之于书耳。即如桑谷生庭一事，古文《书序》谓伊陟因此ビ异赞于巫咸，作《咸》四篇，而《大传》则系之《高宗之训》，以为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肜日》“ず雉”，孔传以为耳不聪之应；刘歆以为鼎三公象也，而野鸟来居，是小人将居公位；郑康成亦以为视不明之象。乃《大传》则曰：高宗祭汤庙，有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谓高宗曰：“远方君子将至，否则有远方来朝者。”未几果有六国重译来朝。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为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词，不知《大传》何所据而云然。又如《金滕》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祷以身代，其后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东，成王遭风雷之变，乃得金滕而反公。此事之真伪不可知，而叙事自极明白。乃汉儒说此篇，惟孔安国传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传》则云：成王有疾，公自扌前其爪沉于河，愿以身代；则以为周公因成王疾而祷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变，成王乃以天子之礼葬公。王充《论衡》引张霸《百两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开金滕，知公之功，决以天子礼葬公。是又以风雷之变为葬周公不备礼而设矣。及考《尚书大传》，乃知此语亦自《大传》出也。《大传》于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毕，毕者，文王墓地，葬之于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虽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礼葬公，示以风雷之异，而后人以风雷属之于周公之葬事，则实由于此。按《肜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传》又本之伏生，何其与书意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非诠释经文，但某朝事即附于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别撰大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