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晋时习凿齿已著《汉晋春秋》，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三十卷。唐时裴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长祚长历》一书，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闰位者附于左。萧颖士谓仲尼《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书魏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此皆在温公之前，则《通鉴》一书亦有所本。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弑其君哀侯，注云：山坚，韩严也。始知弑哀侯者韩严，而非严遂。《国策》及《史记。聂政传》因韩严、严遂名姓略同，遂以两人为一人，故有此错。《通鉴》及《纲目》亦未考订，遂袭其讹。惟《史记。韩世家》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此则分晰明确，最可据也。王充《论衡》云：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非也。聂政之时，韩烈侯也，烈侯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烈侯卒。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记》、《国策》之误，王充已尝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故《通鉴》诸书仍袭前误耳。
薄后、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废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废。不书其立于前，遽书其废于后，斯为漏脱无疑。然考《汉书》诸帝纪，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陈二后独不书，殊不可解。倘因伉俪不终而略之，则宣帝之霍后，不过五年而见废，何以当其甫立而即大书之也？《纲目》之失书，盖仍《通鉴》之缺略，而《通鉴》又仍《汉书》之缺略耳。
太初元将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乃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初元将者，四字号也。后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宋太宗之太平兴国，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国，皆其例也。若书去元将二字，则与武帝之号相犯矣。哀帝之改元，虽不旋踵而复，然当其改之之始，必不自复其先朝也。“元将”二字，应照本纪增入为是。
卓茂非仕于莽朝延熹八年，诏坏诸淫祀，特留洛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冯氐《质实》云：卓茂，宛人，王莽时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传：其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摄之始。见几而作，不污伪命。冯氏乃称其为令于莽时，不几厚诬正士耶？当亟正之。（齐武帝永明五年，魏高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览》谓在光武时，亦误也。）
钟繇献帝初平三年，分注：黄门侍郎钟繇。《集览》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说》晋文帝嘲钟会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乡〔卿〕遥遥不至。”刘孝标注：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又景王嘲钟毓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据此则繇字当读余韶切。
立曹操女为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刘氐《书法》云：立后书氏，恒也；书安汉公莽女何？权所在也。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贵人曹氏为皇后。《书法》云：此其不书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廪廪矣，于是立其女为后，将以自媚于操也，按刘氏之说善矣，犹有未尽者。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既大书于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书弑皇后伏氏，则今之所立，但称曹氏，而即知为魏公操之女，实与元始所书无异也。独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称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横流，知皇天之不祚。《纲目》著莽女之节，而竟没操女之贤，殊为缺漏矣。
周抚元帝大兴元年，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讨之。二年春，遐、龛击周抚斩之。《质实》于元年条下注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按《晋书。周访传》：访长子抚，强毅有父风，始为王敦爪牙，后从温峤讨苏峻，又屡平蜀乱，官至镇西将军，哀帝兴宁三年卒（《纲目》于兴宁三年六月书益州刺史周抚卒），曷尝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刘遐及蔡豹传：沛人周坚，一名抚，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与蔡豹、徐龛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龛将于药斩之。是叛晋而被诛者，沛之周抚，非浔阳之周抚也。《质实》不分泾渭，混注访子，遂令道和蒙反贼之名，纰缪不亦甚乎！后至永昌元年，王敦杀甘卓，以从事周抚代卓镇沔中，《质实》又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既是同一周抚，岂有已被斩而复镇沔者耶？可为一笑。
恶奴郎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坚，遣人告其子农等，使起兵。农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奔列人，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为饮食来也。”《集览》云：恶奴，鲁利呼其妻名。《正误》则云：此乃戏骂其妻之辞，非名也。按《晋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载纪则云：使慕容农略地河内，攻廪丘，克之。是恶奴即慕容农也。陆龟蒙小名录，慕容农小字恶奴，然则恶奴者犹棘奴（冉闵）、胡奴（吕超）之类，而称之为恶奴郎者，犹买德郎（桓冲）、镇恶郎（桓石虔）之类，非鲁利之呼妻也。王、陈两说俱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