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马克思反对思想、意识成为现实生活和社会之外的空想，反对哲学“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就是彻底揭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被制造出来的关于“永恒的善”“永恒正义”“普遍的理性”“终极价值”一类的神话，让人们认识到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分裂。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归根结底是资本家与无产者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1975：831-832 ）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也就不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铺平道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使生产资料摆脱掉资本属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者的生存境遇，“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1995：760 ）。
1842—1846 年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革。这一时期，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马克思，1995：92 ）。不仅如此，马克思不仅把“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视为其前提和根源，而且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视为“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1995：77 ） ，“周围的感性世界”则被看作“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1995：76 ）。正是基于物质实践的视角，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唯心主义，完成了从“终极本体发现”哲学观到“时代精神表达”哲学观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从“概念思辨”的研究方式到“现实批判”的研究方式的历史变革。通过变革，马克思超越了自己早期信仰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自由”，转而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摆脱了“理论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束缚，提出“实践的人道主义”的观念，从而实现了从“本体论”到“实践论”的转换，由“抽象的唯心主义”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转换。正是这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的社会合作思想的确立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与正确的方法论基础。这些思想方式和方法成为正确地看待和处理社会合作关系的基础。
马克思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创立的社会合作思想，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关系的重要理论，具有辩证科学的历史视野与博大丰富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实践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不仅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性规律，更注重在直面社会历史现实中彰显自己的创造力和价值，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结构及其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和功能。唯物史观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先行观念和逻辑起点，它的创立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又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确立的合理思维方式，正是其在哲学上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变革和其创立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不同于主体形而上学以及人的形而上学的一种人类学哲学。社会关系必须从物质生产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这一总体性观念构成了唯物主义社会合作的基本思想，也成为人们讨论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依据。
三、由形而上学到科学辩证法：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实际上是一个多维度而又内在统一的历史实现过程。它是一种哲学“范式”，亦即哲学“传统”的历史转换。这种转换的实质是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范式向“改变世界”的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1995：75 ） ，这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观上的集中体现。
（一）形而上学的哲学发展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轨道。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始终是以形而上学为基本方向的，或者说就是形而上学。近代哲学家把“存在”视为追求事物的“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即：形而上学式的“同一性哲学”（先天设定思维反映存在）。对“本源性”与“统一性”的追求，是传统形而上学确证自身的重要标志。这种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那里更是达到了顶峰。黑格尔力图通过“概念”辩证运动在主观上弥补旧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以完成对形而上学的改造，但黑格尔由于他“唯心主义大师”的哲学观，他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传统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既在探究最普遍的东西（也即普遍有效的东西）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又在论证大全（也即万物之上的最高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海德格尔， 1996：831 ）。但是，它在理论上却并未立足于这种矛盾和困境来理解历史生成和现实内容。相反，它却从所谓“永恒人性”“绝对理性”和“终极原理”引申出所谓“天赋人权”“自然平等”和“永恒价值”。这些概念不仅为法国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共有，而且是传统人道主义思考、看待和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基本特征。这些学派试图通过这种“人权”“平等”和“正义”来使自己的价值观念普遍化、阶级统治合法化、社会制度永恒化，但其结果却事与愿违。随着滋生它的社会矛盾的分解，其把握客体的能力受到质疑。固有的片面性日益暴露。形而上学的困境源于强调形式的探究而忽略内容的重要性，表现出脱离社会历史领域的“完全意义”。
（二）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哲学分离
马克思曾经说，它使用的科学辩证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繁杂的社会现象发现、辨析隐藏其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在创立唯物史观期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逻辑，致力于科学辩证法的建构。在研究经济学期间，马克思重新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进一步思考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追寻探索历史变迁背后的深层本质和内在逻辑。正是源于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视，马克思才彻底告别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马克思反对那种从某种既定的观念、范畴或原则出发去剪裁客观事物和现实生活的做法，认为唯物主义研究路线“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1995：92 ）。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 1995：776 ）由于有了这个发现，“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马克思，1995：335 ）。辩证法的实践转向标志着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促进了哲学方法论的变革。
（三）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的辩证法思想
与形而上学解释存在和世界不同，马克思反复论证了辩证法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观点，坚持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物质生活条件等来考察人类社会，扬弃了前人把思维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性逻辑。马克思创立的辩证法是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本身抽象出的科学理论，所以它既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认识的普遍规律。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对立统一、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实践认知是对生存矛盾的辩证把握，是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思想根基。犹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因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1995：112 ）。方法论的实践转向很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架构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扬弃，为马克思社会思想的辩证建构提供了现实性和力量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1995：57 ） ，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的一致则“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1995：55 ）。
科学辩证法的形成和确立，为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而转向客观地辩证地认识和阐析社会现象。马克思曾经说，它使用的科学辩证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繁杂的社会现象发现、辨析隐藏其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即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人类在生产活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以经济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马克思，1995：73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以往的一切旧哲学理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1995：54 ）。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导致哲学思维方式的非合理性。“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1995：73 ）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发展变革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主旨，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革的运动规律及其历史趋势。马克思之所以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关系进行分析，目的是要驳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性和永恒性，从而得出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结论。
社会合作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生成不仅受到其哲学思想和方法观念的决定，而且要受到其主体的生存方式和时代精神的制约。前者构成其哲学前提和方法依据；后者则构成其客观根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坚信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马克思在系统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组织形态的发展运动过程中，不仅进一步透视已经覆灭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及其结构，而且从已经瓦解和正在瓦解的生产方式运动形式内部发现已经创造出来的，并且构成未来社会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新要素及其实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基本途径，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 1995：314 ）。从而科学揭示出人类社会关系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历史发展合理化和逻辑演化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