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那儿有整整二百七十五个住宅单元。我讨厌承认在波士顿有这样的地方，但这是个事实。”
“你有关于它的其他数据吗？”我问。
“有，很有意思。那是少年犯罪、疾病和婴儿死亡率最低地区之一。它还是按收入计算租费最低的地方。好家伙，那儿的人肯定是赚了大便宜了。让我来瞧瞧……孩子的人口量正好是整个城市的平均水平，死亡率很低，每千人8.8，城市的平均率是11.2。肺结核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真是不能理解，甚至比布鲁克林的还要低。在以往，北端曾是城市中肺结核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改变了。对，他们肯定身强体壮的。当然，那是个令人恐怖的贫民区。”
“你们应该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贫民区，”我说，“别告诉我你们有计划要消灭掉这个地区。你应该到那儿走走，尽可能多的学点东西。”
“我知道你的感觉，”他说，“我自己经常去那儿，只是在街上走走，感受那种兴奋、活跃的街道生活。让我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回来，去那儿走走，如果你现在感到很有意思的话。夏天时，你会喜欢它得不得了。不过，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改造这个地方的。我们得让那些人离开那些街道。”
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我朋友的本能告诉他北端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他的那些社会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点。但是作为一个规划者，他所学的知识告诉他什么是对城市里的人和城市有益的东西，所有的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的东西却告诉他，北端必须是一个糟糕的地方。
我的那位朋友介绍我找一位波士顿著名的储蓄银行家，一位“处于权利机构上层的人物”，询问关于北端的资金的问题，结果证实了我从那儿的人们中了解的情况。资金不是来自美国大银行系统的恩赐，这些银行现在对规划已经知道得足够清楚，他们对贫民区的了解和那些规划者们一样明白。“向北端注入资金毫无意义，”银行家说，“那是个贫民区！现在仍有一些移民进入！再说，在大萧条时期，那儿出现了很多抵赖抵押款的事，记录不好。”（当时我也听说过这事，但另一方面，我也听说有的家庭如何努力工作，集资去赎回一些抵押的房屋。）
这位银行家告诉我，自大萧条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进入这个有着1.5万人地区的抵押贷款的最大数额仅仅是3千美元。“而且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还有些人拿到1千或2千美元。翻新工作需要的资金几乎都来自这里的商业或房屋所得，一点一点的投入；居民以及他们的亲戚中有一些懂技术的人，这些人的加入则是另一种代替资金资助的形式。
这时，我知道对北端人来说，无力借款改善条件让他们焦急、恼怒；更有甚者，一些北端人焦虑，是因为似乎不可能在这块地方盖起新的楼，除非以亲眼看着他们和他们的社区的消失为代价，然后再在那儿按照学者们的梦想建一个城市伊甸园。他们对这样的命运很清楚，它不单单是纸上谈兵，因为它早已经完全毁掉了附近一个从社会形态上讲很接近———尽管实际上要更为宽敞———的一个名叫西端的地区。他们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别的事情不做，只是修修补补，这样的事不能永远进行下去。“有可能为北端的新的建设提供贷款吗？”我问银行家。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对我愚笨的提问显得有点不耐烦。“那是贫民区！”
和规划者一样，银行家有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依照那些理论行事。他们的理论和规划者一样来自同一个思想源头。银行家和担保抵押款的政府行政官员们并不发明规划理论，甚至（让人感到惊奇）也不发现关于城市的经济法则。在当今时代，他们只是被启蒙，从上一代的理想主义者那里吸取思想。因为城市规划理论在一代多的时间里并没有采纳什么重要的新思想，所以规划理论家、金融家和那些官僚们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直言不讳地说，他们都处在一种貌似学问的迷信这样一个阶段上，就像上个世纪早期医学面对的情况一样；那时，内科医生深信放血疗法，即把认为是造成疾病的带着邪气的血液抽出来。为了这种放血疗法，人们通过多年研习来确切地知道应该切开哪根静脉，通过哪种程序，治疗哪种疾病。一个有着复杂技术的庞大结构通过貌似客观的细节被建立起来，其文献直到今天读来还令人觉得有根有据。但是，即使人们完全沉浸于描绘与实际相冲突的“现实”时，他们依然还保留着一点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放血疗法在它长期支配的大部分时间里，通常掺和进了某些常识，由此减弱了它的影响。或者说至少在它传到美国前，它的影响减缓了。但在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这种技术达到了顶峰。放血疗法在这个国度里风靡无阻。其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支持者是本杰明·拉什医生，至今他仍被尊为革命和联邦时期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兼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医疗管理的天才。拉什医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有些既有用又有益，其中之一便是推广、实践、教授和传播放血疗法，尤其针对那些在此之前因为谨慎和怜悯而限制了放血疗法的病例。他和他的学生们从那些幼小的孩子们、那些肺痨病人、那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们身上放血，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任何不幸患病的人都得放血。他这种极端的做法引起欧洲一些放血疗法医生的警觉和恐惧。但是，直到1851年，纽约州议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仍然为其全方位的放血疗法进行严肃的辩护。这个委员会严厉地讽刺和谴责了一位名叫威廉·特纳的内科医生，因为他竟贸然地写了一个小册子，批评拉什的方法，并声称“这种在病人身上抽血的方法有悖常识、一般经验、理智以及上帝的神圣的法则”。特纳医生说，患病之人应该巩固体力，而不是消耗体力，但是他的声音却被压制了下去。
把医学上的例子类比于社会机制会显得牵强附会，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城市中出现的事归因于人的性格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满腔热忱、学富五车的人的所思所想而言，这样的类比还是有用的，他们面对的是他们根本不甚了解的复杂现象，却试图用一种伪科学来加以应付。城市改造和规划中的伪科学与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如出一辙，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的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却建于一派胡言之上。但用于发展这种伪科学的技术工具却逐步得到了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有权有能力之人，那些让人羡慕的管理者们自然而然地囫囵吞枣地吸收了这种伪科学最初的谬误，同时他们又被提供了诸多手段和公开的信任，其结果是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具备最大破坏力的极端，谨慎和怜悯或许在此前尚能制止他们（但现在已无能为力）。放血疗法能治愈病人仅仅是因为偶然因素或它打破了常规，直到这种方法在医学对世界的描述转向细致复杂的一步一步地收集、应用和试验之时被抛弃了。正确描述不是来自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来自于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城市规划及其同伴———城市设计———的伪科学甚至还没有突破那种一相情愿、轻信迷信、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舒适感，尚未开始走上探索真实世界的冒险历程。
因此，在此书中，我们自己将开始一次冒险历程，即便是微不足道，也值得一做。我以为，要弄清楚城市表现出来的神秘莫测的行为，方法是仔细观察最普通的场景和事件，尽可能地抛弃以前曾有的期待，试着看看能否发现他们表达的意义，是否从中能浮现有关某些原则的线索。这是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试着做的事情。
有一个原则普遍存在，并且形式多样、复杂，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其实质，这也是我的论点的中心部分。这个普遍存在的原则就是城市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样的多样性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都能不断产生相互支持的特性。这种多样性的内容可大相迥异，但是它们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相互补充。
我以为一些不成功的城市区域是那些缺乏这种相互支持机制的区域，城市规划学和城市设计的艺术在真实的城市和真实的生活中都必须成为催化和滋养这种互相关联的机制的科学和艺术。以我所能发现的证据而言，我以为大城市多样性的产生需要四个主要条件，通过有意识地引导这四个条件，城市规划可以引发城市的活力（单单是规划者和设计者本身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城市中人的社会行为，这对理解接下去的内容很有必要，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城市的经济行为，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城市是一个极富动态的地方，在那些成功的区域这一点更是突出，那些区域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规划的肥沃之地。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从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城市中的人是如何行事的角度，考察了衰落和更新的某些方面。
最后一部分建议在住宅、交通、设计和管理实践方面来点变化，最后讨论了城市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如何解决有序复杂性的问题。
事物的表象和其运作的方式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这种现象没有地方比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那些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兴趣，而对它现在是如何运转不感兴趣的人对本书将会感到失望。只知道规划城市的外表，或想象如何赋予它一个有序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外部形象，而不知道它现在本身具有的功能，这样的做法是无效的。把追求事物的外表作为首要目的或主要的内容，除了制造麻烦，别的什么也做不成。
在纽约东哈莱姆有一个住宅区，那儿有一块很显眼的长方形草坪，它成了那里居民的眼中钉。这个草坪的问题被提出来的频率如此之高，使得一位经常往那里去的社区工作者惊诧不已，无意间她发现居民们非常讨厌那块草坪，并催促把它铲掉。当她询问原因时，通常回答是这样的：“这有什么用？”或“谁要它？”最后，有一天一位能说会道的居民说出了完整的理由：“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这位居民讲出了那些道学家们已经说了几千年的话：行为漂亮才是漂亮（实际做的要比外表更漂亮），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她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戴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为试图解释这种根本性的秩序，我用了很多纽约的例子，因为我住在纽约。但是本书中大部分基本的思想来自我最初在别的城市注意到的或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比如，我最早对于城市中某些功能综合作用的强大效应的印象来自匹兹堡，我最初的关于城市安全的想法来自费城和巴尔的摩，我最先的对于城市市中心迂回道路的注意来自波士顿，我原先关于贫民区的改造的线索来自芝加哥。促使这些思索形成的素材就在我家的前门，也许在你不是想当然地对待某些事情时，你最能容易看清它们。城市无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有序，试图开始理解这个基本思想原本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威廉·科克的，他是纽约东哈莱姆联合社区主管，通过指引我观察东哈莱姆区，他也向我指明了一种认清别的街区和城市中心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试着把在一个城市或街区看到的和听到的与另一个地方的做比较，互相印证，试图找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的经验到底与其之外的地方有多大的关联。
我关注的主要是大城市及其内部地区，因为这是一个一直以来规划理论避开得最多的问题。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也会日见突出，因为目前的城市中很多最糟糕的地方，显然也是最让人头疼的麻烦是郊区或那些不久以前还是尊贵的、安静的住宅区；最终，很多今天崭新的郊区或半郊区将被并入城市，将会经历成功或失败，其条件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作为城市的一个区域成功地发挥效应，是否能成功地适应这个转向。同时，坦诚地说，我最喜欢密度很大的城市，也倾注了最大的关心。
但是，我希望读者不会把我的观察看成是对小城市、小城镇或那些还没有纳入城镇的郊区的布局的指南。城镇、郊区或小城市的功能与大城市的完全不同。试图从小城镇的行为或者说想象的行为来理解大城市已经使我们陷入了足够的麻烦之中。而试图从大城市的角度去理解小城镇则更会加剧混乱。
我希望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会用他们自己了解的城市及其行为的知识经常地、带有质疑地来检视我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如果我的观点有不确切的地方，或推理和结论有误，我希望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得到纠正。关键是我们太需要尽可能多地、尽快地学习和应用有关城市的真正的、有用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