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我没带欧文，因为他会说出去的。我想我可以敲门，礼貌地问在门廊上读报可不可以。可是，没等我走到台阶，门就开了，玛德琳手里拎着炉盖夹子出来了。她听见我的声音时一定是正在揭炉盖，应该不是故意拿起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一个武器。
她看了我片刻。她的脸和戴安一样，瘦削，苍白，第一眼看上去不可捉摸。她没有马上发怒。她需要时间回忆，需要时间重新聚集起力气。她打从一看见我，除了愤怒什么别的可能性都没有。愤怒或者沉默好像是她仅有的选择。
“你来监视我干什么？你最好赶快走开。”她开始下台阶了。我慢慢向后退，仿佛中了魔似的。“你这个小坏蛋。卑鄙的监视人的家伙。你就是个卑鄙的监视人的家伙，是吧？”她的短发没有梳，她扁平年轻的身子穿着破旧的印花裙子。她的暴力似乎是有计划的，戏剧性的，让你产生想要留下来观看的欲望，就像一场表演。不过，毫无疑问，当她把炉盖夹子举过头顶的时候，如果她想的话，会把它砸到我的脑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她感觉剧情需要的话。她在观看自己，我想，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停止，回到面无表情的茫然状态，或者像一个吹牛的孩子：“看我把你吓的，你不知道我在开玩笑，是吗？”
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场面带回家讲给他们听。玛德琳的故事在街头巷尾都传遍了。商店里有什么让她不开心，她就把一盒高洁丝朝查里·巴克尔摔过去。（好在她不是拿着一罐玉米糖浆！）班尼叔叔现在经常生活在虐待和辱骂下，从路上就可以听见。“找了个悍妇是吧，班尼？”人们这样说，他只是笑笑，点着头，窘迫不安，好像受到了祝贺一样。过一会儿他就开始讲故事了。说她把水壶扔到窗外，就因为里面没有水了。她拿剪刀剪碎了他的绿西装，他只在婚礼上穿过一次。他不知道她对衣服有什么仇恨。因为他给她买烟买错了牌子，她还说过要放火烧掉房子呢。
“她酗酒吗，班尼？”
“不，她不喝酒。我从不带酒回家，她自己怎么能弄到呀，而且如果喝，我会闻出来的。”
“你真的能离她那么近，能闻出她身上的味道来吗，班尼？”
班尼叔叔低下头，吃吃地笑着。
“你靠近过她吗，班尼？我敢说她一定像野猫一样反抗。或者等她睡着后，得把她绑起来才行啊。”
班尼叔叔到我们家来剥兽皮时，把戴安带过来了。他和父亲在地下室工作，剥狐狸皮，然后翻过来，铺在长板子上晒干。戴安在地窖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地玩儿，或者坐在最上面的一层看热闹。除了班尼叔叔，她不和任何人讲话。她对玩具、饼干、牛奶和任何我们给她的东西都很好奇，从不抱怨和哭闹。摸她或抱她，她会小心地顺从，她的身体慌乱地颤动着，心脏跳得很厉害，就像被抓在手里的小鸟一样。不过，她会躺在班尼叔叔的膝上或靠着他的肩膀睡觉，四肢垂下，像意大利面条儿似的。他的手遮着她腿上的瘀伤。
“她总是跑来跑去撞在家里的东西上。我那里很多东西，她一定会撞到东西，或者爬上高处摔倒什么的。”
那是初春，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有一天，他过来说玛德琳走了。说是前天晚上的事，他回到家就发现她已经走了。他原以为她会去诸伯利，还在等她回来。后来他注意到一些东西也不见了—一个他打算换电线的台灯、一块不错的地毯、一些盘子、一把他母亲留下来的蓝色茶壶、两张完好的折叠椅。当然，她把戴安也带走了。
“她一定是搭卡车走的，那么多东西不可能塞进小车里。”
接着母亲想起来，她见过一辆有挡板的小货车，应该是灰色的，朝镇上开去了，大概是前天下午三点左右。不过当时她没留意车上面的人。
“灰色货车！我敢说那就是她！她应该是把东西放在车后面了。你看见上面有没有罩着帆布？”
母亲没注意。
“我得去追她，”班尼叔叔激动地说，“她不能带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这么一走了之。她总是对我说，要把这些垃圾收拾掉，把家里清理一下！现在她自己想要的时候，就不算是垃圾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我最好和她那个哥哥联系上。”
七点钟以后，是话费优惠的时间，班尼叔叔家没有电话，父亲用我们家的拨通了玛德琳哥哥的长途，然后叫班尼叔叔说话。
“她到你那儿去了吗？”他立刻大叫起来。“她是搭货车走的。是一辆灰色货车。她到你那里去了吗？”电话线那一端似乎有些迷惑；也许班尼叔叔声音太大了，无法听清楚。父亲接过来，耐心解释了发生的情况。结果得知玛德琳并没有去基奇纳。她哥哥似乎也不太在意她去了哪里。他竟然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父亲开始试图说服班尼叔叔，说摆脱玛德琳这样的女人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他指出她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过日子的人，也没有让班尼叔叔生活得舒适安静。他说得委婉圆滑，没有忘记自己是在谈论一个人的妻子。他没提到她缺乏美感或衣着邋遢什么的。至于她带走—班尼叔叔说是偷走—的东西，真是太糟糕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父亲知道注意不该说这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不过也许那就是摆脱她的代价呀，从长远来看，班尼叔叔应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那不是问题，”母亲突然插话说，“关键是小姑娘，戴安。”
班尼叔叔苦笑着。
“她妈妈打她，是吧？”母亲以恍然大悟的警觉语气大声地说。“就是那样。难怪她腿上有瘀伤—”
班尼叔叔一旦吃吃地笑起来总是没完，就像打嗝似的。
“哦，是—是她—”
“她在这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去年冬天你不告诉我们？哎，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呢？当时要是我知道了事实真相，我就报警了—”
班尼叔叔抬起头，显得很震惊。
“向警察揭发她！那可能会定她的罪的。那我们就能要回孩子。不过我们现在应该让警察追踪她。他们会找到她的。不用担心。”
班尼叔叔并不对这种保证感到高兴或欣慰。他机警地说：“他们怎么知道到哪儿去找呢？”
“省警察局，他们会知道。他们可以进行全省范围的搜查。如果必要的话，全国范围。会找到她的。”
“慢着，”父亲说，“你怎么知道警察会愿意这样做？追踪罪犯才那样呢。”
“那一个女人打小孩不是罪犯又是什么？”
“你得上诉。要有证人。如果想要公开事件，就得有证据。”
“班尼就是证人。他会告诉他们的。他会作证，控告她。”她转向班尼叔叔，现在他又开始打嗝了，不动脑筋地说，“我必须要这么做吗？”
“现在就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们等等看吧。”
母亲站起来，显得气愤又迷惑。她还想说些什么，所以就重复了大家都已经弄明白的问题。
“我不明白，你们还犹豫什么。我已经完全清楚了。”
但是，对母亲来说完全清楚的事，显然对班尼叔叔还是模糊和恐惧的。很难说他是在害怕警察、公众和这个计划的正式气氛，还是围绕这个话题的言辞，以及他可能要被带去的陌生地方。不管是什么，他崩溃了，不想再谈论玛德琳和戴安了。
怎么办呢？母亲思索着要自己采取行动，但是父亲告诉她：“介入他人的家事，就是你陷入麻烦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知道我是正确的。”
“也许你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你能做什么。”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狐狸的繁殖期。如果空军训练学校的飞机在湖上飞得太低，陌生人靠近围栏附近，任何突然或破坏性的东西出现，它们就会决定杀掉它们的幼崽。没人知道它们这样做是出于盲目愤怒，还是母性受到了激发和惊吓—难道它们想让那些围栏中眼睛还尚未睁开的幼崽，脱离它们觉得是自己招致的危险境地吗？它们和家畜不同。它们只是近几代才生活在圈养环境中。
为了进一步说服母亲，父亲说玛德琳也许去了美国也不一定，那里没人能找到她。很多不安分的野心勃勃的人最终都去了那里，还有坏蛋和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