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玛德琳没有去美国。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她寄来了一封信。她竟然有胆量写信，班尼叔叔说，并把信拿过来给大家看。没有称呼，她写道：我把黄色毛衣和绿伞，还有戴安的毯子落在你那里了，给我寄过来。安大略，多伦多，里德雷街1249号。
班尼叔叔早就下定决心要去一趟。他借了车。他从来没去过多伦多。父亲把交通图摊在饭桌上，告诉他怎么走，尽管他说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班尼叔叔说，他打算把戴安带回来。父母亲都说这是不合法的，建议他别这么做。但是害怕采取法律和官方手段的班尼叔叔，竟然一点儿也不担心采取也许会变成绑架的行动。现在他讲了玛德琳的所作所为。她把戴安的腿用皮带绑在婴儿床的栏杆上，用鹅卵石打她。他想也许他不在场的时候，她还做过更糟糕的事情。还有孩子背上拨火棍的印记。说着这些的时候，他语气里充满哭笑不得的歉意；他不得不摇着头，把那种情绪强压下去。
他出发的两天后，父亲打开十点钟的新闻广播，说：“呵，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老班尼的新闻！”第二天晚上，他开车进了我们的院子，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也不看我们。然后慢慢从车上下来，庄严而疲惫地朝房子走来。他没有把戴安带回来。我们真的期待他得到她吗？
我们正坐在厨房门口的水泥板上。母亲坐在条带帆布椅子上，想象着城市的草坪和休闲时光，父亲坐在垂直靠背的厨房椅子上。这一季尚早，只有很少几只虫子飞来飞去。我们在看夕阳。母亲偶尔会召集大家来看夕阳，仿佛那是她安排好的演出一样，这样做反而有点儿扫兴—过一段时间，我就拒绝这样做了—不过，世界上再没有比弗莱兹街口更好的看夕阳的地方了。母亲自言自语道。
父亲那天已经装上了纱门。欧文不听话地在上面悠来荡去，听弹簧拉伸的熟悉的声音，然后猛地弹回来。告诉他不要那样，他就停下来，但是父母一转身，他又悄悄开始了。
阴郁的情绪顽固地笼罩着班尼叔叔，连母亲都不敢直接问他。父亲小声让我从厨房搬出椅子。
“班尼，坐下吧。是不是路上累坏了？车子怎么样？”
“车没问题。”
他坐下来。没有摘掉帽子。他僵硬地坐着，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期待也不希望受到欢迎。最后母亲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开心的语调对他说：
“那她们是住在房子还是公寓里呢？”
“不知道。”班尼叔叔表情严峻地说。过了一会儿，补充道：“我没找到。”
“你根本没找到她们的住处？”
他摇摇头。
“那么你就没有见到她们啦？”
“没有。”
“是不是把地址搞丢了？”
“没有。我记在这张纸上了。喏，还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纸给我们看，并且读了出来。“里德雷街1249号。”他折起来放回去。他所有的动作似乎都放慢了，郑重其事，带着遗憾的意味。
“我找不到它。没法找到那个地方。”
“可是你没买张城市地图吗？记得吗？我们说过到加油站要买多伦多地图。”
“我是这么做的。”班尼叔叔带着悲哀的、胜利的语气说，“我去了加油站问，他们说没有城市地图，只有全省地图。”
“你已经有省地图了。”
“我告诉他们说我有。想要多伦多市地图。可是他们说没有。”
“你试过别的加油站吗？”
“如果一间没有，我想其他也不会有吧。”
“你可以去商店的。”
“文具店！百货商店！你可以问加油站哪里能买到的。”
“我想与其跑遍那里找地图，不如直接到那儿问路，既然我有地址。”
“那是很冒险的，向人问路。”
“还用你说。”班尼叔叔说。
现在他有心情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我先问了一个人，他告诉我过桥，遇到红灯应该转左。当我到了那儿，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清楚红灯转左，还是绿灯转左。”
“绿灯转左。”母亲绝望地叫着，“如果红灯转左就会和交叉的车辆撞上的。”
“是呵，我知道，但是，如果绿灯转左，就要穿过对面开过来的车。”
“你得等他们让个空位给你。”
“那要等一天呢，他们不会给你让路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坐在那里试图想想清楚，他们都开始在我后面按喇叭，所以我想就转右吧，轻而易举，接着我就转头往回开了。我想我应该走对方向了。但是看不到拐弯处，就径直开。最后转下一条横街，继续开，现在我想我完全迷路了，这不是第一个人告诉的路。所以应该再问一个人。我停下来，问一个遛狗的女士，但是她说从来没听说过里德雷街。她说她在多伦多住了二十二年了，从没听说过。她叫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倒是听说过这条街，他说在城的另一边，而我正走的方向是朝城外去的。但是我想环城走也许比穿过市中心更容易，尽管距离长些。所以我就继续向前，感觉是在绕着圈开，我想我得赶快，天黑前我得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摸黑开车—”
结果他在车上睡着了，在一家工厂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场、铁路线中间迷路了。他给我们描述了每个转弯，问过路的每个人；汇报了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考虑的选择，以及每次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他记得所有的细节。旅途的路线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
母亲还在抗议：“可是城市就是那样的！所以你需要地图！”
好像没有听见她的话，班尼叔叔继续说：“我今天早上在那里醒来，我知道最好是走出来，随便什么路，只要能出来。”
父亲叹息着点点头。的确是这样。
所以，与我们的世界并行存在的是班尼叔叔的世界，像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类似但是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人们可能沉到流沙坑里，被鬼魂或恐怖的城市征服；幸运和邪恶同样巨大而无法预测；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失败匹配着疯狂的满足。那是他的胜利，他无法了解或让我们看到的胜利。
欧文在纱门上悠荡，小心地唱着歌，带着嘲笑的声调，人们长时间谈话时，他总是这样。
希望和光荣的土地
自由者的母亲
是您生育了我们
我们怎么能离开您
是我教给他的那首歌—那一年我们每天在学校唱这样的歌，祝愿人们从希特勒手里拯救英国。母亲说是赞美您，但我不相信，那怎么能押韵呢？
母亲坐在帆布椅子上，父亲坐在木头椅子上；他们不看彼此。但是他们是连通的，这种连通像篱笆一样平常，它存在于我们和班尼叔叔之间，我们和弗莱兹路之间，存在于我们和任何事物之间。在冬天也是一样，有时，他们坐在餐桌旁玩两手纸牌。把我们安置好上楼睡觉，他们一边玩着，一边等待十点钟新闻。楼上似乎离他们很远，黑暗并充满风的声音。在上面，你发现了在厨房里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住在船一样狭小封闭的房子里，在狂风呼啸的大海中。他们好像不合时宜地在谈天说地，玩纸牌，在遥远的一个微小的光点里；有关他们的这种想法，像打嗝一样平凡，呼吸一样熟悉，在我入睡时攫住我，从井底对我闪烁着光亮。
班尼叔叔没有再收到玛德琳的音讯，或者是他收到了但从来没提过。问起来或开有关她的玩笑时，他才好像毫无悔恨和遗憾地想起了她，略带轻蔑，只是作为一件事或一个人，被长久地抛弃，就像海龟一样。
过一会儿我们都会笑起来，回忆起玛德琳穿着红夹克衫走在路上，腿像剪刀，回头嘲笑着尾随而来的抱着孩子的班尼叔叔。我们想到她怎样对待艾伦·普罗克斯和查里·巴克尔就会笑起来。我的母亲最后说，打孩子的事可能是班尼叔叔编造的，当作安慰；他又怎么能令人信任呢？连玛德琳也像是他编造出来的。我们把她当作一个故事，没有别的好给她，我们就给她陌生的、迟到而无情的掌声。
“玛德琳！那个疯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