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避讳种类奇多，我随便算了算，少说也有一千种。这每一种里一个最小的分支，如果以哈佛大学文学院的专业标准来衡量，都够做一本博士论文。将来学问做尽，无可研究，避讳可是一个未开采过的富矿，能解决人文学科教授未来几百年的就业问题。
古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够古怪的吧。一旦说明来历，他一点也不古怪。这是老子《道德经》著名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五代时候有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冯道。虽在乱世，小日子仍然过得幸福无比，因此自号“长乐老”。长乐老既然官阶特别大，名字自然不能乱叫，家里人也不例外。比如出门，不能说走道，只能说走路；划出道来比试比试，只能说划出线来比试比试。这都还行，比较麻烦的是“道德”，儒家讲修身，这个词万万离不了。怎么办？老人家说了，叫“操德”。
冯道大人的儿子开始读书了，读完圣经，读不那么圣的经，就读到了《道德经》。教书的门客不敢提“道”字，儿子更不敢，于是《道德经》的开篇就成了“非常不敢说”。据说冯道自己经过儿子的书房，听到这段话，发了半天愣，不明白儿子在学什么。直到后面念出“名可名，非常名”，才恍然大悟。
《红楼梦》里贾雨村教林黛玉读书，发现她每写“敏”字，总是缺一笔，少了最后那条斜腿，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不念min，念mi。怎么回事呢？原来黛妈妈名字叫贾敏，黛玉也是在避讳。
唐朝是空前开放的时代，社会宽容，思想自由，外地进京的小村长，就敢站在船头高唱当今皇帝的小名儿“三郎”。唐人意气风发，无限潇洒。可是有一点，往死里讲究门第。门第越高的人，越讲究避讳。李贺因为父亲名字里有个“晋”字而不能中进士，这是人们熟知的，连韩愈出面写文章为他辩护都不行。其实这还只是同音，并不同字。假如一个人名叫富贵，他既不能经商发财，也不能考状元做官，还不如叫“困穷”呢。
晚唐名相李德裕出身最高门第五大姓之一的赵郡李氏，他的父亲李吉甫也是宰相。德裕规矩多，父亲名字里的那两个字，就像永远不愈合的创口，谁都碰不得的。有一次，一个姓周的下属求见，德裕不见。不仅不见，还很生气。因为此人姓周。周和吉甫有关系吗？幕僚们不解。当然有。周字里头不是有个吉吗？不仅有，还用个大罩子把“吉”字扣得紧紧的，硬是不让出头。如果有人名叫周倜，那还不是讨死？我想啊，幸亏杜甫和这位德裕大人不同时。杜甫自述，他在长安时，为了生计，“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整天瞅机会到高干富二代和终南山的炭老板家里打秋风。要是不小心叩门叩到李家，就凭这个“甫”字，还不被乱棒打出？
历代都有统治者不高兴听的事，一个办法，就是不让人说。据说秦始皇坚信，不说，那事就不存在了。可能是方士们这么跟他讲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字有神奇的力量。秦始皇是始皇，也是始信，焚书就是要灭掉从前的一切历史，让时间从自己这里开始。书烧了，效果似乎还不错，后来的皇帝都觉得可以效仿，虽然嘴上说那是暴政。历朝之中，清的忌讳特别多，因为异族入主中原，做人也难，凡“虏”“胡”一类的字都忌讳。对犯忌的书籍，客气点的，换字。我忘了是汉朝还是什么朝，“庄”字犯圣上大名的忌，姓庄的改姓严。“可”字犯忌，一个叫“尚可”的人，被人称作“河无水”，后来讹传，变成“何五水”，姓何了。不客气的处理方法，则是烧灭。禁书的时候，书多人少，检察官没时间细看，就专在书里找这些字，找着一个，格杀勿论。据说杜牧的诗集因此差点失传，幸亏一个乡下的杜牧粉丝硬把《樊川文集》藏在鸡窝里保存下来了。杜牧诗中有一句：“金河秋半虏弦开”，本是说大雁的。检察官看到“虏”，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杜集禁了，还准备通缉杜牧。这事要是早点报告到乾隆皇帝那里，就不会闹出这么个乱子。乾隆小时候在宫里受教育，最爱抄杜牧的诗，因为不像李商隐那么绕弯子难懂。你知道，好多事的实际情形都是，上头有旨意，只说搞一搞，没说搞那么深，那么凶，可是底下的人层层发挥，层层加码，到最后，匪夷所思，乱了。如果不是皇上出面干预，《论语》也要禁，那里面也有违禁之言：“夷狄之有君。”乖乖，夷狄！
换字带来的文化产业，是索隐学。当下的大白话照理是无须加注的，但不，因为大家都绕了圈子。时代一变，忌讳跟着变，后人无注便看不懂。我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系正在编禁忌和转换语大辞典，如果他们肯不耻上问，我倒愿意屈尊俯就，给他们补充几个词条。比如刚从郭德刚相声里听来的“花猫一体”（某种二合一的菜肴或同时并举的事物和影像），还有从“一明治”到“十明治”的套餐。
前些年给小孩起名字，流行去《康熙字典》里找大家都不认识的字，认为这样很牛。下一辈子，我要抱着甲骨文全书，找两个最古怪的字给自己当名字。万一后人又发起神经讲避讳，希望不会因名字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此外，我也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因为禁忌被人卸掉一只胳膊或砍掉一条腿。或像有过的先例，明明姓李，搞成十八子；姓董，搞成千里草；更不堪的，姓王，不说王，非说三横一竖。
2012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