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前辈学者中，我有幸交往较多，一再面聆教诲的，是程千帆先生。
1980年代初，我参加南京市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所长就是程千帆先生。讲习所给我们提供的必读书中，有沈祖棻、程千帆夫妇选注的《古诗今选》。那时古典文学的选注本出版尚少，像沈、程两先生这样的学者兼诗人动手，在选、注、解题诸方面都有真知灼见的就更少了。
程先生也曾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谈抒情诗，程先生深入浅出，所论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特别是对当年风靡一时的“形象思维”说，程先生冷静地指出，中国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区别，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有情、有事、有理，诗人下笔之际，恐怕不会做得到停止大脑的某一种思维功能，只用“形象思维”功能；在创作时，也不要以为是在写抒情诗，就排斥应有的叙事和说理，抒情、叙事、说理应该允许同时存在。在当时能说这些话，不但需要学养，更需要胆魄。
1987年9月，江苏省作协组织一批老作家、老学者沿南运河参观采风，程先生也参加了。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游览周庄、陈墓、盛泽、黎里、同里、桃源，直到乌镇的茅盾故居，一行五日，前辈风采，领略尤多。每到一地，接待人都希望老先生们能留下墨宝，于是大家便公推出程先生来。程先生也不推辞，当场挥毫，或旧诗或新作，那一笔流丽的行楷，由米字中化出，柔中有刚，清雅脱俗。更深刻的感触，是从前辈学者的随意谈笑中，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文化修养的浅薄；遗憾的是我当时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错失了向他们讨教的好机会。
1994年末，我偶然买到了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系1943年8月成都刊本，列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第二种”。适逢南京大学徐雁先生来访，我遂托他将这两册书带请程先生题签。当天晚上，徐雁先生即打电话告诉我，说程先生看到这书很开心，并兴致勃勃地谈起南运河采风的旧事。时隔七年，程先生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个做服务工作的后生小辈。
程先生用毛笔，在《文学发凡》上下两册的封面上，满满地写下了题记，说明此书的版本源流：“这是我早年写的一份讲稿，曾先后用《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论十笺》三个书名，在金陵大学、开明书店、太平书店、广文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印过六次。其中香港太平、台北广文是盗版。它写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最近将其收入选集在辽宁重印，已八十二岁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见的金大初版，因为题记之。九五年春，千帆”，后钤“闲堂老人”篆文朱印。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遭港台出版社盗印，还曾被作为程先生“里通外国”的罪证，严加追查，真真让人哭笑不得。
1996年秋，我参与筹办《东方文化周刊》，后主持编辑工作，至今仍为朋友们所忆念的一个举措，就是辟“东方文曲星”专栏，以当世学者文人为“封面人物”，在现时“美女如云”的期刊封面中别具一格。次年第二十四期“封面人物”，就是鹤发童颜的程千帆先生，并配发了以《继古开今滋兰树蕙》为题的专文。在组稿时，我曾与徐雁一起去拜访程先生，程先生谈道，他早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等文献资料捐给了南京大学档案馆。程先生说，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刊物定于6月20日出版，正值香港回归前夕。谈到这普天同庆的盛大庆典即将到来，程先生欣然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五个大字，并为徐雁书写了自己的诗作《题静海寺》：“静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虽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新篁古，勋名日月鲜。凭栏望台岛，慊汝尚孤悬。”
2000年春节，我与徐雁等去程先生家拜年，把上中学的女儿也带去了。我觉得应该让她们这一代人，也能有亲近前辈学者的机会。程先生很喜欢孩子，听说女儿的小名叫早早，更加高兴，说到他的外孙女小名也叫早早，而沈先生曾做有长歌《早早诗》，风趣中颇见辛酸。程先生的外孙女得此名是因为8月而生；内子为女儿取这个小名，则是因为孩子生得晚，我们夫妻俩都已过了而立之年。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生得晚，是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
程先生拉了孩子的手，问她的学习情况，并且一定要送她一件礼物作纪念，后来就将茶几上的一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铜质包金工艺品送给了孩子，托架上的圆章，正面的浮雕是总理的半身像，背面是总理的手迹，“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谈话时，女儿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听，对这位银发老爷爷的风华神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很珍惜程先生的这件礼物，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右上角。
那一天，程先生的身体还是那样康健，情绪又是那样开朗，谈笑风生，反应敏捷，嗓音洪亮，让人完全没有先生暮年之感。一个多小时中，程先生说得多，我们听得多。程先生谈到他六十余年的治学经历，谈到他在校雠学上的贡献。他谦虚地说，他的老师中，有研究东方校雠学的，也有研究西方校雠学的，他的工作，只是将东西方的校雠学融会贯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段话，程先生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因为读得书少，是很敢写文章的；可是到五十岁以后，就不大敢写了，因为书读多了，明白要把文章写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虽也已年过五十，也许是因为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吧，有时还不得不写得很急，读书的时间则太少，结果每一本新书问世，几乎都会有遗憾的地方。这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没想到四个月后，程先生竟与世长辞。参加悼唁活动时，看着照片上笑意慈蔼的程先生，我忽然想到了从未见过的沈先生。他们都将骸骨留在了异乡。出生于江苏的沈先生，将骸骨留在了不能厚待她的武汉，似乎是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出生于湖南的程先生，将骸骨留在了厚待他的江苏，则似乎是要让人们记住，中国文化史上终于回归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