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祖丽先生曾赠我一部她为母亲林海音写的传记，书名就叫《从城南走来》。隔年春天，又承她赠我台北天下文化版的《何凡传》，这是夏先生刚完成的父亲的传记，参与写作的还有其外子张至璋及成功大学应凤凰博士。夏先生的序文《也是城南旧事》，讲的则是她们全家居住台北市城南时的故事了。
但是《何凡传》的第一章《从颜料坊到宣武门外》，又从南京的城南说到了北京的城南。这一家人真可谓与城南有缘。
对于南京的书香世家，南京人现在已只知道南捕厅甘家了。长干里端木家、秦淮水榭朱家、红土桥陈家、颜料坊夏家等都已淡出了记忆。夏家祖宅所在的颜料坊，在拓宽集庆路时被铲除了一半，余下的半截也在“老城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说起夏仁虎，竟须得加一个注脚，说他是林海音的老公公，听者才不至于茫然。
这对于夏仁虎，未免过于委屈。
林海音的外子何凡，本名夏承楹，是夏仁虎的第六个儿子。夏家在明末自绍兴迁居金陵，素有清望。道光年间，夏仁虎的祖父夏垲和叔祖父夏塽相继中举，皆有文名，被时人比作晋代陆机、陆云兄弟，誉为“一时机云”。夏垲的长子家镐得中进士，曾任刑部右侍郎；次子家铣是邑增生，死于太平天国之难，后入祀金陵昭忠祠；四子家镛也是邑增生，曾在九江任税吏。家镛的五个儿子，少年时皆蜚声文坛，而四子仁虎尤著。夏仁虎1874年生于南京，三岁识字，七岁做对，十一岁作文，但偏爱诗词，少年时就因“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的佳句，被恩师陈作霖赏识，以为有词意，遂得“两声词人”的雅号。他在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第二年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年，赴京朝考，得授京官，历任职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等；入民国后曾任财政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五十五岁退休；后专事讲学与著述三十余年，有著作四十余种。据王景山先生统计，其中诗、词、文集十七种，风俗、掌故类六种，地方志类九种，学术著作七种，戏曲、小说各二种。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3年辞世，享年九十。
民国年间，夏仁虎曾与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等组织诗社、词社，唱和不缀。据林海音说，夏仁虎晚年，仍和傅增湘、吴廷燮、赵椿年、郭则沄、张伯驹等国学前辈最为友好，“酬唱往来，享尽文人的乐趣。多年来的夏日黄昏，他几乎每天和这些好友在中山公园柏树林下的春明馆茶座聚晤”。他还仿《儒林外史》写下了一部《公园外史》，“叙述当时朋辈状况，灵感当然就是得自多年在公园‘黄昏之游’的谈闻”。邓云乡先生也曾经说道，夏仁虎“虽无国学大师的头衔，但的确属于国学范畴的学人”，希望今天能多几个知道夏仁虎、多几个读夏仁虎著作的人。
南京人不知夏仁虎，是文化视野的严重隔膜。
夏仁虎虽然二十四岁就离开南京，定居北京，但终生不忘故土。据其孙女祖丽说，他以枝巢为号，典出《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所以他将北京的居所称为“北枝巢”；退休后曾经有举家南徙之意，毕竟因为在北京日久，已繁衍三代，难以成行。他最后的著作《枝巢九十回忆篇》中，也说到他“二十年前有意南返，于家乡购屋一区”，其地在饮虹桥西九儿巷中，据说是明代魏国公更衣别墅的旧址；终因担心卷入政治旋涡，“归计蹉跎”，而日寇侵华战事已起，只能“做《南枝巢赋》寄意”：“枝巢既营，归栖未遂；风鹤忽惊，骨肉流离。”抗战期间，他困居沦陷的北京城中，尽管“纷纷伪组织，时来相诱劝”，都被他“严词坚拒绝”；还曾作《哀金陵赋》，以精卫填海“曾无救于洪流”喻指南京汪伪政府没有前途。
夏仁虎生平爱藏书，在《枝巢九十回忆篇》中，他自述生平有两件事恋恋难舍，“其一为藏书，是我平生愿。有力即购求，简册盈数万”。后为生计所迫，多被书贾捆载而去。但苦心搜集到的南京地方文献五百余种始终不能割舍，1960年，他因目力衰退，遂将其全部捐献南京市文管会，作为对故乡的回馈，其中有《景定建康志》这样的珍本。同时捐赠的还有他关于南京的著作，包括部分未刊文稿。
夏仁虎的著述中，与南京有关的专著至少有六种。最早的大约是1915年完成的《岁华忆语》，“于金陵旧时之风俗习尚，略可见焉”；1947年中秋他寄交卢前，于次年1月载入《南京文献》第十三号。其次是《玄武湖志》，1932年雕版刊印于北京，近年有广陵书社的影印本。1943年夏完成的《秦淮志》，1948年12月载《南京文献》第二十四号，近年重刊入秦淮区文化馆所编《秦淮夜谈》中。林海音以为《玄武湖志》“应属《秦淮志》的一部分”，则是误会。其实这些都是他为纂修《金陵通典》所做的准备，此外还有未能出版的《金陵明遗民录》十卷、《金陵艺文志》十四卷及《金陵艺文题跋》十四卷等。《金陵通典》似未能完稿，亦未见刊行。在他参与重修《江苏通志》所补的《耆献传》三百篇和诗词文集中，亦有许多关于南京的内容。夏仁虎对修纂地方志的浓厚兴趣，源于自幼师从南京著名方志学家陈作霖所受的影响。在北京，他还参与了《绥远通志》和《北京志》的修纂。后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志稿》，就是由夏仁虎保存下来捐赠市府的。
方志著述中，最为夏氏所重视的，当是《秦淮志》。他在自序中说，“金陵诸山水多有志”，偏偏最著名的“秦淮独无”。考其原因，大约一是秦淮河流域广，历史久，贯穿都市，体例难以把握；二是志秦淮必涉娼妓、游船，二者“已成不可离之局”，但“详之伤志体，略之伤志实”，取舍亦有困难。然时逢战乱，“老成日益凋落，文献将尽丧失”，所以他打破通常山水小志体例，以水系地，将旧籍所载材料，析为流域、汇通、津梁、名迹、题咏五卷；将“闻诸父老者”和“身所及见者”，撰为宅第、园林、坊市、游船、女闾、余闻六卷；另人物一卷，记述他所亲见者。这部六万余字的《秦淮志》，保存了丰富翔实的史料，至今还是研究秦淮文化最系统也最重要的“征考之资”。
夏仁虎的大哥和二哥两支，一直留居南京老家。
夏仁虎有八子一女，没有一个学中文、研国学的，也没有一人从政。只有学外文的何凡，后来进入文坛，也只有何凡一家离内地去了台湾。何凡在台湾办报纸，开专栏，搞翻译，影响到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他的周围聚集着许多台湾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梁实秋、白先勇、痖弦、隐地、琦君、齐邦媛、侯榕生、彭歌等都是其座上客。“夏府永不熄灯的客厅，被认为是台湾半个文坛。”
何凡说，男女两性要像对联的上下联，要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分量平均，才是佳作。他与林海音，要算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中难得的佳对了。更难得的是两人都长寿，共同生活六十三年。然而，林海音在内地家喻户晓，何凡却籍籍无名，由此亦可见两岸文化交流的缺乏和浮泛。
在同一个民族中，文化视野出现这样的隔膜，不能不说是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