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玖和平，今年四十五岁。我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当年生了我的二哥以后，父母亲决定不再要孩子，可是不小心又怀上了。父母亲两人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之后，拍板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我向组织保证，我的年龄是真的，就像我已经有点斑白的头发一样。我的学历是研究生，是那种“功课亲自做、论文自己写”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党员。我出身于干部家庭，但不属于“官二代”。我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乡镇干部，他们干到退休还只是科员。参加工作以来，我历任中学教师、县府秘书、乡镇党委书记。现任河边县“等待办”第九副主任。何谓“等待办”，这是一个“新锐热词”，是民间组织部门为我们九位从乡镇书记岗位调整上来的同志虚设的一个机构。我们从现在起，需要等到县里换届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或者等到政府“组阁”时才能正式安排职务。其中，有些同志可能提拔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有些同志则被安排到县直各部委办局的岗位上去。这一段“空挡”时期，是我们的等待时期。我们现在就像守候了一个季节的农民，在等待着田野的收成。我这第九副主任是“等待办”的同志和兄弟朋友们封给我的，没有红头文件。九位同志中我排名最后，但年龄最大。我今年四十五岁了，还只是正科级，到这个年龄段了还想在科级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可能性不大。但我总不能认为梅德韦杰夫四十多岁就当总理了，我当科级干部就没有意义了。还不是梅德韦杰夫他当他的总理，我当我的科级干部。这样想就豁然开朗了，就光明一片了。兄弟朋友们现在都亲切地称我“玖副”或“九副”，也有继续叫我“老九”的。我都喜欢，低调。低调好。我现在正处在等待时期，这个时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需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低调嘛。
我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离开宿舍，然后到县府大院去上班。其实，我们这个“等待办”是没有什么班可上的。我们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工作任务。关于我们临时的工作安排，领导说得比较含糊：调研。具体怎么调研？没讲。调研是要深入下去，是要离开办公室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是不用上班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待着。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看电视、上网吧，这样也太不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了吧，我总得要干点什么吧。我是一个没活干就浑身不自在的人，早年练武的时候，一天不练几下，就想转屁股让马踢两下子。我是奴才的命。可是，如果要开展调研，就得下村下屯去，下到农村第一线去。下去就得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在哪里，谁来给我安排？没有。最后我决定，我还是每天进到县府大院去，到各个楼层去转转，到各个单位部门去走走。我认为这也是调研的一种方式。
进入县府大院之前，我先在大门外面的某个摊点吃早餐，用我们桂西北本地话说叫作“过早”。我少年进过体校，练过散打和乒乓球。技艺没多少长进，却长了饭量，我早餐要吃两碗米粉。我通常在吃完第一碗米粉之后，先用纸巾擦擦嘴巴，然后拿出手机来像模像样地打一个电话：你过来了没有？没来啊！那我就把你这碗米粉吃了，免得浪费。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另一个办法，我先在一家米粉店吃了第一碗米粉，然后再到另外一家粉店去吃第二碗。我最盼望有人请我吃自助早餐，那样我就可以像穷人过年一样吃个饱。吃完了米粉，我就进到县府大院去。这时候县府大门只有人出来，还没有人进去，也就是说还没人上班。我本来是一个没有班上的人，现在变成了第一个上班的人。针对我的这种行为，扶贫办主任姚德曙同志私下对我提出善意的批评。姚德曙是我的好朋友，扶贫办是我这段时间经常去“调研”的部门。姚德曙对我说，老九，你这是给县府大院的同志施加压力，扰乱我们正常的上班秩序。姚德曙强调说，你现在是过渡。他不说等待，而是说过渡，别人说我们是“等待办”，他说我们是“过渡办”。姚德曙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就是过渡。过渡就是不用上班，就是你爱干吗干吗去，没必要整天总到县府大院来，这样到处乱转。姚德曙的官方年龄比我小五岁，比他弟弟小三岁，但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四岁，他的资历也比我深，比我多当了一届乡镇党委书记，现在已是县直部门的一把手。姚德曙当年在“过渡”时期给自己定了目标，他的目标不是县处级，而是交通局长、财政局长、民政局长或者教育局长，他说这几个“长”中的任何一个“长”，都比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实惠得多。结果这几个“长”他都没当上，他当了扶贫办主任。姚德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虽然是县处级后备干部，但我希望你也不要去谋求那些位子，好好找一个实惠的局长位子去坐吧，只要能在发票上写“同意报销”就可以了，我们这些干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就是同意报销。姚德曙最后对我说，老九，听我的话，回家去吧，好好在家等待，别到处乱跑。这叫什么话呢，我在姚德曙的眼里竟是一个到处乱跑的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