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文化程度最高的当数水电工，他把水管接过来，把电线铺设过去，似乎一切皆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水龙头那边就出来了，然后灯泡突然亮了，灯泡亮的时候，他总能听到欢呼的声音，亮了！亮了！好像灯光发亮是一件多么意外而惊喜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尊重科学的基本态度。和泥水匠不一样，我的水电师傅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个矮个子，常挂着一种含而未放的笑容，他的敬业态度让我无法怀疑他的技术——前几天，我的一个电插头好像出现了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是不是又该打个电话给他呢？我这么说，没有任何贬低他的技术的意思，而是我对他有一种依赖。我动不动就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总是弄不清楚，那些像神经末梢一般密布在各个房间的电线。说实在的，我是有点为他鸣不平的，水电工挣钱不多，麻烦不少，其他工匠拍屁股走人了，而他还在继续跟亲爱的房主们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至少在装修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成了我家的一个常客。
我的木匠是一个前额宽大脸色红润的家伙，他的表情甜蜜而可疑。他以前给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干过活，后来又被介绍到一位我所尊敬的民俗研究者的家里。我是这样想的，经过两位艺术大师在美学方面的熏陶和调教，他应该是一个在审美上比较好沟通的木匠了吧？后来我才知道，我遇到的简直就是一个专门与我的美学主张唱对台戏的家伙！我没说我的审美一定哪儿能哪儿能，但问题的关键是，房子是我的房子，我再怎么倒腾都是我的私事不是？事情恰好相反，这个木匠以及他的两个下手，严重缺乏倾听的耐心，以至于，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我得不停地向木匠们强调自己的审美趣味，这里要一堵石头墙，这里应该有一根老木头柱子，然后我又告诉他们，我不需要电视墙和吧台，就在我跟他们谈装饰理念的时候，他们的神情总是一脸的不屑，他们的目光里满是狐疑。
他们是一群经验主义者，经验总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哪年哪月，他们在上海的某五星级宾馆装修过；哪年哪月，他们给某某局长大人干过活。在他们谈到宾馆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对他们来说，最高的人生境界恐怕就是总统套房吧，据我的观察，把家室装修成宾馆绝对不是最坏的打算，更有甚者，把房子装修成了歌舞厅和美容院，一开灯，冷飕飕的光，蓝莹莹的，从四面八方射过来，似乎身处鬼火与狼群之中。所以，他们在提到宾馆酒店的时候，我很可以理解，但当他们报出一大串局长、经理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尊严被刺痛了。我对他们说，让你们津津乐道的局长的房子，在我眼里算个屁。
我这一说，他们吃惊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我的房子，他们总是一副极有把握的样子，但只要你半天没有来过装修现场，一件由他们创造的并且已经成型的家具，马上就让你目瞪口呆。这似乎是一场阴谋。他们总想把他们想象中的美满居室的理念强加给你，这样说吧，他装修的是你的房子，但事实上却是完全按照他们向往中的美好生活的蓝图展开的。你得不停地跟他们比画，你要得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他们聪明的脑袋这时候总是愚蠢至极，他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或者说他们早已明白却在怀疑你的智商，因为在他们看来，简直太可笑了！简直闻所未闻。
当一大堆刨花潮汐般从我的房间里退去之后，一股浓烈的油漆味儿开始弥漫。这里变成了漆匠的战场。虽然人们经常把漆匠和蹩脚的画家混作一谈，但我还是没有把她们当作艺术家的意思——那么，她们是否比我们更懂得一点化学原理呢？连这一点我也没有把握。我的漆匠是位风姿绰约的少妇，极具感染力，她的戴着袖套的装束，在我看来，是比时尚还要时尚的。她总是在不停地给谁打电话，然后是一大堆泡沫般的笑声，让我这个闲杂人的心情也大为改观。后来，因为她的存在，我那里经常会出现一个陌生的木匠，那个木匠的嘴有点笨，但有限的言辞与无尽的目光里，点点滴滴，细水长流，都是道不尽的缠绵。我的女漆匠一见到他，笑声大起——我总觉得她过于铺张的笑声有种伪饰的意味——在我们面前，她有点不好意思了！面对她的青春活力，我总是暗暗替她的健康担忧。我说你这么魅力四射的，做什么漆匠啊，她说我能做什么呢，前几天又有一个同行姐妹倒下了，想想以后心里真是有点怕——房子弄好以后，你等上三四个月再住吧，有空过来开开窗户。
工匠们作了鸟兽散，可我的手机里始终留着他们的联系号码，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写着李泥、张木、单漆和陈水电。第一个出现的是那个陈师傅，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他，陈师傅目睹了我这套新居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变化，但他从来不发表看法，他知道自己应该对什么负责，在他面对一堵墙壁的时候，看到的总是一张电线和水管的网络。
那天，他从我这里领了酬金，说了声，我走了，却站在门口欲言又止。他说，你往墙上敲钉子的时候，最好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说好的，心里突然感动得不行。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林老师，住我楼下的一个老太太。她从小学教员的岗位上已退休多年。
她在一楼。一楼的阳台在车库之上，与地面有一个合适的高度。这个高度恰好不影响她与地面的对话。不过，近来她的耳朵有点不好使，这可以从她越来越响亮的说话声里感受到。
经常是这样，我还躺在床上，半梦似醒，小区已经平静下来，大部分业主已经出门上班，只听到她在阳台上，在跟楼下的保洁员大声搭话，两个人一高一低，有一句没一句，此情景有舞台效果，感觉很寂寥。
她是小区最早的入住者，广泛地参与小区的公众事务，对个别业主的沉疴陋习，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所以也常见她被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比如，你算个什么狗东西！她只会来一句：你这个人不讲道理！你这个人怎么可以不讲道理呢？
小区的人都认识她。
她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子女偶有探望，有时间她会在小区的花园小径里徜徉，或到湖边凉亭里小坐。在那里，她会遇上一些同样退休赋闲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边顺便甩着自己的胳膊，打着掩护。几个带孩子的年轻保姆，陆续夹杂其中。她们的出现，使话题更为隐秘而趣味横生。林老师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她对这个小区的情况了如指掌。
有一段时间，林老师有了新的爱好和追求。她每天斜背着一个黑色的琴套，去老年大学上课。从这个自制的琴套上，我看不出这是怎样的一把乐器。她背着这把乐器，腰板挺得很直，引颈阔步，目不斜视。当然，碰上老熟人，她会很欢乐地跟人招呼，汇报自己的近况。
我要弹琴了，林老师说。
从老年大学上完课回来，她就开始在阳台上练琴了。在她的琴声里，你听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单独蹦出来的音符，其中的旋律是要旁听者去联想和填补的。她的一个手指下去了，另一个估计还翘着，悬而未决，不知道何处落脚。或者说，一个音符出来，另外一个音符还在思考和寻找。
琴声难以想象的生涩与突兀。作为林老师的邻居，这段时间于我们是多么的不堪。她每天傍晚都要弹上一阵。我和太太一边吃饭，一边竞猜她弹的是什么。反正我听来听去的效果，不是妻离子散，就是背井离乡。
在她去老年大学上课的途中，我碰巧还能捎她一段。不知为何，她必是坚拒，事后还劝说我，说开车不好，开车多少危险啦，要环保，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散步、爬山，跳跳舞，诸如此类。
尽管她一次也没有搭过我的车，但我的美意，博得了她的信任与好感，我太太对她也热情有加，两个人好像很有聊的样子，但也仅止于礼节性的寒暄几句。毕竟，我太太并不希望外人的过于接近，干预到我们的私人领域。
出于某种可以想见的习惯，我一般不会留意看物业的什么通告。吸引我们关注的信息实在太多，生活总会有纰漏。如果碰到林老师心情不错，她会亲自上门，把物业的通告精神重申一遍，提请我们注意。有时候，她的上门告知，是必要和有效的。比如那次，我们遗漏了一个重要信息：一年到头，小区的车位又要重新抓阄，如不去物业那里申领填表，连抓阄的资格都没有。对林老师的上门提醒，我们如梦初醒，连声道谢。
林老师还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我们的邀请，邀请她进来喝杯茶，拉拉家常。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她只好倚在门边，把我们的房间有限地巡视一遍，然后指着墙上挂着的照片打听，以此拖延时间。这令我们不快，但内心也怀有十二分的理解。
夜幕四合，她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弹着她的不知所云的琴，直至黑夜完全淹没了她。虽然听不清她在弹什么，但我确切地知道，她只会弹一个曲子。
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突然从她稍稍衔接起来的两个音符间，捕捉到了一个旋律信号。是的，我们一直都没有猜对，她弹的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那天早晨，小区传来失窃的消息。以我对她的了解，这样的重磅消息，让林老师不能满足于仅仅站在阳台上听个大概，她会主动出击，进入事件的旋涡中心。在她粗略掌握了情况之后，再告诉每一个向她打听的人。事情在她的描述里生动起来，她夹叙夹议，带有评论与分析，比如早在什么时候，她就从一个出没小区的陌生男人身上轧出了苗头。
我通常还躺在床上，隐约听到一些事情的眉目。听着听着，我又一头睡了过去，补了一个回笼觉，出门时已是上午十点多。正是小区最安静的时候，事件的高潮已经过去，据说刑警也来过，没有一个所以然；那些老头老太太也到了回家准备午餐的时间。只有林老师一个人惶恐不安地站在单元楼前，朝别处张望。她还没有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所以她看到我，她的有点松弛多皱的嘴巴就开始哆嗦起来，她的手颤巍巍地指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个小偷。林老师说，侬晓得？昨天夜里小区进小偷了！
小偷总共偷了三家，二单元203丢失了放在上衣口袋的两千块钱，五单元109被拿走了一台平板电脑，九单元317被顺走了一套西服，以及西服内袋里的玛祖卡面包票。
林老师说，现在小偷胆子怎么这么大？他临走居然还摸了一把人家姑娘的胸脯。她说到这里，浑身颤抖了一下，好像小偷摸的是她的胸脯。林老师说，人家才十六岁，黄花闺女啊，这话传出去，有多难听？
听到这里，我有点想发笑。林老师说，侬不要嬉皮笑脸，掉以轻心。侬晓得？昨天夜里，小偷也去过侬屋里！我心头一凛，林老师把话锋一转，只不过侬把北阳台的后窗门关上了，小偷没有得逞。但是，她又说道，小偷留下了他的脚印！林老师说到这里，她的神情里有种没来由的小得意，好像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林老师这样一说，似乎非得要去勘察一下那双脚印不可了。她兴致盎然地引我前去，侬来嘛，侬过来嘛！我只得跟她来到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道窗户前，从那里可以看到我家的北阳台，在与阳台一步之遥的楼裙上，确实有一些模糊的痕迹。
我不明白她为何非要告诉我这些。我不喜欢这样。我是一个对世界怀有美好的人。无论它是不是脚印，我的生活里总归落下了一点阴影。
那年秋天，我们赴国外旅行，大箱子从楼上提下去有点吃力，我们静悄悄的干活，打枪的不要，生怕惊动人家。我们还在阳台上晾出几件弄湿的旧衣服，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外出计划，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是，就在我往楼下搬那只大箱子的时候，林老师家的门无声地开了，她及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哎呀，你们这是要出远门呀！
我们竟有阴谋败露的感觉。事既如此，我太太只好假意委托她帮忙看护。林老师说，好的好的，你们放心去吧。你们这是要去哪里？这里青山绿水的，我们小区里逛逛也挺好，干吗非得往外跑啊？林老师说，外面现在好乱啊！
对这样的说辞，放在林老师这样的长辈身上，一点都没让我觉得意外。听说我要出国旅行，我母亲也是这样说的，她们的口径惊人的一致。
后来太太告诉我，就在我往小车后备箱打理行李的时候，林老师跟她说，十年前，她和丈夫一块儿去台湾旅行——这是夫妇俩仅有的一次出境旅行，结果遭遇一场惨烈的车祸。她是捧着丈夫的骨灰盒一瘸一拐回到舟山的。
当时，我们正在国际航班上，万里晴空，面对空姐优雅的笑容，她实在不应该告诉我这些，这让我对这趟旅行怀有深刻的疑虑，内心迟迟不能平静。想不到这个小老太太的生命旅程里，还有这么沉重的一击。
在我们这幢住宅楼的背后，有一块狭小的绿地。林老师搬来的时候，把老宅的一棵丹桂移植在那里。她时不时地要去看望一下。林老师告诉我们，那棵树苗还是死老头子从老家嵊州带回来的。她补充道，那里是越剧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