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二楼书房的窗口看下去，正对着那块绿地。那里植有银杏、香樟、玉兰等南方植物，偶见林老师一个人在小树林里转悠。如果不是她手里拿着塑料小桶和一柄手铲，我会以为，她在等待一个如期赴约的人。她总有事情要做，如果哪天有兴爬了山，采了兰花，她也会把它们种在那棵丹桂树下。因为是小区的一个死角，少有人迹，所以也常有一些散落的糖纸、烟蒂，或者香蕉皮什么的。那天林老师在那里见到了一只避孕套，不禁尖叫起来。不过，事后她愤怒地抖着手指向我描述的内容是“男人的那个东西”，我还以为发生了一桩情杀案。
据说那天林老师在那里弄花，有人从楼上泼下来一盆水，刚好把她浇了个通透。林老师并没有急着回房间去换衣服，而是湿不拉嗒地跑上楼去追究，结果一个趔趄没有把持住，摔下几级台阶来。倒是除了膝盖和胳膊上的几处乌青，也别无大碍。但是林老师因此心情大挫，躲在屋里不肯见人了。物业前去慰问，门也没有开。
几天之后，在我们准备晚饭的时候，耳畔又回响起她的琴声，太太回眸一笑，真是心有戚戚焉。
一个朋友
那天在扯面店，听店老板无意中提起。虽然我们并无深交，但猛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还是莫名地难受了一记。店老板说，李星走了。
李星是陕西宝鸡人，也算得上是平儿的老乡。我与李星的结缘，好像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里面。说李星，先得从那家扯面店说起。在扯面店吃面的，多是陕西老乡，对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来说，有这样一个店，很宽慰人的。一来便宜，二来也对他们的胃口，几块钱，就能图个饱肚。当然也会有那么几个对异地美食没有障碍的舟山人。我不是，许多北方小吃对我来说都疑虑重重，但油泼扯面居然是个例外。平儿说好吃吧，我说还不错。在她听来，似乎是对包括她在内的整个北方体系的全面肯定。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吃一碗臊子面喜气洋洋，没放辣子嘟嘟囔囔。在扯面店，就是这样一些嘟嘟囔囔的陕西人。李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从来都是闷头吃面，而且面的格式，永远是鸡蛋西红柿汤面。汤汤水水的面，让他吃起来一点响动没有，而且吃完面立刻背起皮包走人。要说的是这个包，这个看起来有点儿坚挺的皮包，把他与那些靠卖体力过活的陕西老乡明确地区别开来。
扯面店在城北书院弄口，格局狭小，有限的几张桌子，有一半还摆在外面。虽然我一个月也去不了一两趟，但因为李星每天都在那里吃面，所以偶尔还能碰上面。先是与他面熟，彼此一笑。扯面店的事情是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如果是陕西老乡，店老板就要出来穿针引线了。店老板对李星说，他老婆是西安人。李星的笑容里就有了一点绵甜。那天，我与李星拼了一张桌子，互相热气腾腾地吸溜着，一块儿沉默地吃面。是我先搭的腔，问他在哪里谋职，旁边的店老板马上插话说，翻译。哪里的翻译呢，老板没说。大概老板觉得“翻译”这两个字，已经足以表达他的自豪与体面。
李星很忙，他的工作似乎与船舶有关。我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任何印证，但是每次看到他，总有强烈的有关港口与船舶的气息扑面而来。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对的。我与他之间非常有限的几次碰面，基本上都在这家扯面店。当然也有失之交臂的时候，从老板那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李星刚走。所以，每次去扯面店，都会有一个难以自禁的预想，李星是不是在呢。其实他在，也不过说一些天气不坏之类的客套话，如此而已。他经常跑别的岛屿，如果在定海，他一定会出现在这家扯面店，吃上一碗热汽腾腾的鸡蛋西红柿汤扯面。一个人对单一食物迷恋如此，让我心里一直很疑惑。
现在想起来，我与李星的关系，缘于一趟从宁波出发的慢行火车。这趟火车到达西安，然后他再转乘长途汽车到宝鸡。李星每年坐这趟火车回家。李星说，火车票不是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对他足够信任的话，年底的时候，平儿可以跟他一块儿回去探亲。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平儿对火车不像我那么有感觉。在我看来，火车是一种最富文学意味的交通工具，可能轮船也是，但同样的落寞里，轮船多了一点破落显贵的意味。我更喜欢火车，她不是，飞机的速达和简单，是她要的。但是这件事，让我很感激李星，那天我记下了李星的手机号码，而且这以后，在我下馆子然后又有好心情叫朋友过来一块儿吃的时候，总能在手机上翻到他的名字。李星的电话很奇怪。每次打过去，他总是先掐掉，然后用另外一个手机给我打，直接拨他的另外那个手机，结果也是这样。我的想象里，他站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拿着两个手机，比对着，用拇指小心地掐我的号码。叫他吃饭，是一样不容易的事情，他经常在六横，或者其他地方。约他的时候，我通常已经坐在馆子里了，黄昏一点点暗下来，然而李星还在赶回本岛的最后一班轮船上。
去年年底，我请朋友们吃饭，也叫了李星。李星很看重这份因为一顿年底饭局突然凸显出来的友谊。李星说，我能不能带一个人。我说好啊，他带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她是舟山人，和李星共事。饭后我偷偷问李星，李星说不是。李星说，这怎么可能？我说这怎么不可能？李星沉吟了会儿，说现在的姑娘都很现实。这是2006年12月31日的晚上。这以后，他又回请了我们一顿，席间，他说他住的地方有一家陕西羊肉泡馍店，做得很地道，我和平儿听了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他住在哪里，他说的泡馍店在哪里。李星却似乎遇到了一个问题，很让他为难。他说这样吧，哪天你们想起吃泡馍，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们送来。这件事同样让我费解。我说好的，只是太麻烦你，我说你还没有去过我家，顺便去喝喝茶也好。但我知道，哪怕是以喝茶的名义，我也不可能让他专程给我送两碗泡馍过来。因为这件事，我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好像说什么，都绕不开两碗泡馍了。然后时间一长，感觉隔阂的存在了，起码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后来的一次见面，还是在扯面店，李星刚刚吃好，他看到我们居然有点难堪，似乎在回避什么，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反正彼此没怎么说话。看得出来，他心情不是很好，匆忙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想起来跟他打电话，还是与火车有关。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居然说没有问题，而且到手的还是软卧票。虽然当中出了点变故，最后还是把火车票退掉了，但心里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要请李星吃一顿。我以为什么时候都可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李星离开的那天，我在做什么。我真的很难过。
那天，店老板跟我说了很多，有关李星的一些事情。店老板说，他其实比民工也好不了多少，你知道，现在混个事很难。我马上跟李星打了一个电话，他还在杭州，在杭州的一个老乡那里暂留几日。接下去的事情，他也不知道。祝他好运吧。
大姐
那天是星期天，大姐说她要过来。她听说我动了手术，并且知道我是缺铁性贫血，所以给我带来了一大盆烧好的牛肉。大姐说牛肉里有铁，也有钙质，况且你也爱吃。大姐诚惶诚恐地说着，好像生怕不合适，惹我这个做弟弟的生气。
大姐是骑着人力小三轮车来的，是街上常见的蓝色的那种。那是她的交通工具。她总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随身携带，摆小摊的时候是这样，不做小生意了也是这样。她一生担负太多。有时候是母亲，反坐在大姐给她安排的小椅子上去看门诊。这样的情景我在街上看到过一次，矮胖的大姐奋力骑车，母亲则笑眯眯地看着在她眼前迅速退去的城市景象。碰到大姐有空，而母亲又有兴致的话，大姐会骑着这辆小三轮，带母亲去看城市的新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但跟她们的生活并无大的关联。大姐一直住在那个破旧不堪的楼子里。我到大姐家去，看到楼道口被锁得严严实实的小三轮，我就知道大姐在，心里暖暖的涌上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大姐家了。心里还是惦记着，想什么时候单位里发什么东西了，给大姐拿点过去，顺便聊会儿。这人呢，平常呼朋唤友的，就是空余不出这样的时间。
大姐是一个谨慎胆小的人。她没有骑过自行车，总觉得两个轮子不及三个轮子来得牢靠。但苍天无眼，让她一辈子都在担惊受怕之中。我还能记起来，那个文旦飘香的下午，院子外面的河静静地淌着，姐姐斜靠在墙边低泣。她辍学了，因为父亲的倒下。父亲卧床六年，她在病榻边照顾了六年。父亲死后，他的几乎占据房间一半面积的七弯梁床也被移去卖掉了。那个庞大的阴影去掉之后，我们家一下子陷落了无处躲藏的光亮之中。我们无所依附，放声大哭。后来，大姐去了农场。白晃晃的日头下，一望无际的棉花地。她在那里赚得的每一分钟都交到母亲的手上。母亲至今都觉得这辈子最欠的就是大姐。
大姐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应该是她的恋爱。我目击了大姐所有的爱情。因为她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喜欢带上我这个傻弟弟。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有的爱情来得短暂而隐秘，大姐本人并不领会，但我心里是有数的。有个整天在北大街上逛来逛去的青年，给我做了一把木头枪。其实，这把木头枪并不合适我当时的年龄了，那时候我迷上了矿石收音机。他把着我手里的木头枪，嘴里啾啾啾地响着，无数丘比特的子弹射向大姐。大姐好像穿着防弹衣一样，丝毫没有感觉。她正在晾床单，她告诉那个人说，我弟弟不需要手枪。
后来成为我大姐夫的是同一个院子的邻居家的长子。他喜欢没事哼哼浏阳河几呀么几道弯，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在我看来，他和大姐的爱情像是一次长时间的密谈。他们总是待在我家另外一个独立的小房间里，令我十分地无趣。大概真正觉得无趣的是我的准姐夫，他给了我五分钱，让我去街上买点自己想吃的。等我回来，小房间已经门窗紧闭，大白天的还拉上了窗帘。我敲了半天门，无人回应，我居然气愤得扔起石头在玻璃窗上砸了一个窟窿。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呢？
在四个姐弟中，我和大姐长得最为相像，感情上也更贴近。在干练无比的二姐的衬托下，大姐更显文静，见人常露羞色，也从不争辩什么，只会自己偷偷地在那里委屈。在母亲和大姐长时间外出打工的日子里，二姐统治了这个家庭。在漫长的“屈辱”的日子里，我和妹妹在等待大姐的到来。她总是向着我们。有大姐护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一丁点委屈总是被成倍放大，整个院子光听见我和妹妹的尖啸声。其实，二姐对家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家里的灯泡坏了，家里的屋顶漏了，都是二姐的事情。抵御外侮，也是二姐冲在最前面。说起来，二姐也极委屈，无论她为家庭做了什么，在我和妹妹的心里，都不及大姐的一个微笑。
现在，大姐的境况最为不济。那个爱唱浏阳河几呀么几道弯的大姐夫早早就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尚未成家立业的孩子。这一年，大姐下了岗。大姐的心里空落落的，好在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经常在帮助她。她们是在农场棉花地里结下的友谊。大姐常跟我谈起那位同样命运多舛的女友。在她的眼里，她这个傻弟弟算是出息了，有了天大的本事。这个本事大到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小外甥的工作，而且还是上海。我告诉她，我这个傻弟弟屁也不是，她不相信，这令我的内心羞愧难当。
她每月只有微薄的生活费，没有丝毫的医疗保障。当年，为了沉疴中的父亲，大姐初步接触了中医药典。在大姐家，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她的药没有挽回父亲，也无济于丈夫脆弱的生命，虽然一段时间来，母亲在她的调理下稍有起色，但最终也无法避免命运的重击。她嘱咐我，别把健康不当回事。要注意身体，毕竟我们都老了，你也不再年轻。父母亲的老毛病，像潜伏的病菌一样，都会慢慢地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要不，大姐说，我给你配点中药吧？我笑着说不用不用。我对那玩意儿不太相信。大姐看看我，便无语，起身告辞。在她出门的刹那，在风的作用下，门咣当一声重重关上了。菲依责怪我，你手这样重，让大姐怎么想啊。我说不是我，是风。说是这样说，我还是迅速跑到阳台上，跟大姐招了招手。
这时候，大姐却想起什么，咚咚咚地奔上楼来，从口袋里掏出看来是早就准备好的两百元钱，塞我手上。她说，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好，你自己买点营养品补补。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说我这个做弟弟没能济助你，你掏什么钱哪。两个人在门口推让了很久。钱被摔在地上，又捡起来，塞进对方的口袋，然后又从口袋里挖出来。最后大姐捏着这两百元钱，怔怔地看我。我干脆把门关上了。大姐默默地在门外站了会儿，很久才听到她下楼的声音。
阿姨
两年前，我们给在福利院的母亲雇了一个阿姨。
阿姨，对女性长辈的统称，如果指向家庭保姆，似乎还略带一点温感。但也未必，比如说“做阿姨”，无论是自称，还是他指，都远比“做保姆”来得隐晦和卑微。
阿姨来自乡下，皮肤粗糙，骨骼突出，身材高大，走路噔噔响。完全看不出，她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她中年丧夫，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