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这两位美国朋友，这两位国际友人。他们是如此的通情达理，如此的坦诚和厚道。当然，我们单位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我们无非是让我们的“羚羊”长满了漫山遍野的苦楝树。
事情并没有如此就了结，公安局两位同志到医院找到小黄，他们推来一辆轮椅，扶起小黄坐上去，他们要带他到事故现场重新取证。因为有人怀疑小黄故意把车开下深沟去，以便造成我们单位“羚羊”彻底报废，我们单位就可以买新车了。当时我正在医院看望小黄，小黄见到我就哭出声来，说我的两截小腿报废了！我开口就问，第三条腿报废没有？小黄愣了一下破涕为笑，还好！人在医院里最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份好心情。我说这就幸运嘛！人最关键的器官是第三条腿，第三条腿不仅支撑你一个人，还要支撑至少另外一个人以上。小黄说可惜我从此开不了车了，我说开不了车，你就骑马嘛！小黄一听公安局的同志道出原委，就放声哭号。那个哭呀！是丧考妣般的撕心裂肺，我敢这样做吗？我的父母还要靠我养老送终，我老婆才三十多岁，我女儿才上小学四年级。打死我都不敢这样做啊！哪个野仔竟然这样丧心病狂地诬陷我？诬陷我们单位？我拿着纸巾替小黄擦拭他脸上的泪水，我说去就去嘛，怕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结论出来后，我再替你把那个强迫你开车的导游员告上法庭，让他赔了你的两截小腿。
出了病房，我对两位警察同志说，我还要带两个人去现场，因为事故那天车上坐了两位游客，他们可以做证。警察同志同意了。我当即与旅游局的朋友联系，很快就找到那两位美国朋友的住宿宾馆。我把事情原委跟朋友道明后，我说请你们派一个翻译跟我们去。朋友说你不是懂英语吗？我说我是肇事车单位的人，我的话语是不能采信的。接上两位美国朋友和旅游局的翻译后，两辆警车就朝事故现场驶去。在车上我一再向两位美国朋友致谢，美国朋友反而为我诚挚的谢意感到不耐烦，“瑞恩”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做证的义务。
还没到事故现场，远远地我就发现公路边一处视野宽阔的地方，竖起一根高高的铁柱。铁柱上面是一块用铁架搭起的平台，平台上面是一辆面目全非的五颜六色的小车。啊！那不是我们的“羚羊”吗？“羚羊”啊“羚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的“羚羊”，我的“羚羊”啊！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们的“羚羊”。我眼前突然一阵昏暗下来，我的目光变成手电筒的亮光往下移动，照在“羚羊”下面一块醒目的白地黑字警示牌上，警示牌上面写着：这就是报废车的下场！
报废车！我们的“羚羊”不是还有两年才到报废期吗？这个报废是怎么鉴定的？鉴定的标准是以年限为依据，还是以交警部门现场勘测为标准？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但不管怎么说，眼前的“羚羊”是真正的报废了，彻底的报废了！哦！我们的“羚羊”，你现在终于报废了，你现在终于光荣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了。我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原来是“下场”这两个字，像鱼刺鲠在了我喉头。报废就报废了还有什么下场？我们是吃文字饭的，这“下场”两个字的字义我们还不明白吗？这表明了什么呢？这表明“羚羊”哪里是报废了，分明是被判了刑，还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什么叫作前车之鉴？这是真正的前车之鉴啊！可是，我们的“羚羊”有什么过错吗？
警车在“羚羊”出事的地方停住，我把小黄从车上背下来，让他伏在我的背上讲述事情的经过。小黄叙述完后，两个美国朋友接着补充了很多小黄讲不到的细节，诸如导游员在车上跟他们索要七千元人民币租车费，诸如“羚羊”撞上岩石反弹回来时导游员一把抢过美国朋友的摄像机开门跳下车去。等等。我背着浑身颤抖的小黄，我说如果你尿急的话，就撒在我的身上，没有关系。我说，单凭两位美国朋友的证词，不仅足以让有关部门报废他的饭碗，还可以把他送上法庭。就是这个家伙报废了我们的“羚羊”，报废了你的两截小腿。
返程路上，我对两位美国朋友再次表示感谢，我说可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忙，就是在不久以后的法庭上我们还需要你们做证。两位美国朋友商量了一下，“瑞恩”对我说，他们的签证已经到期，不过他们同意回到市里就给我们录下口供。开车的胖警察问我，你在跟他们说什么？我说我告诉美国朋友，中国的警察是世界一流的警察。胖警察道，别太损人好不好？我也是懂得一两句的。
平常李主席跟我说话是比较随和的，但是这天他在办公室里的腔调，却是那种典型的官腔。他开口就问我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我咦了一声，不是你叫我协助调查组处理车祸后事吗？李主席说这不用解释，我问你除了这件事以外，你还干了别的什么事？我说没干什么事，我白天协助调查，晚上研究书法境界，怕是车祸这件事你还要写检讨，我还要辨别出来替你打印，我担心你再写那样的书法作品，组织上可能会把你调到考古部门去。李主席气势汹汹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怂恿小黄告导游员的状。我说对，没错！我是跟他提了这件事，但是他告不告状那是他的事。李主席说，问题是他现在告了，不但告到纪委告到检察院还告到了法院，告导游员还不够，还告了报废公司的“谢总”。不过那个家伙也应该告，一看那模样就知道不是个正经人，你想想看，一只射歪了的车灯在夜间行驶会酿成怎样的后果？早就该“报废”了，那个导游员更应该告，我在现场一见到我们“羚羊”那个模样，真他妈的想找他揍上一顿，可惜他报废了，不仅脊椎骨报废了，第三条腿也彻底报废了，他的老婆也成活寡了。
啪的一声，李主席一掌击到桌上，人家都到了这步生不如死的境地，你还要把人家彻底报废是不是？
我倏地站了起来，告他的人又不是我，你对我拍桌子有什么意义？有能耐你回去叫小黄撤诉呀！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以来，头一次顶撞我的上司。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以前哪怕领导批评错了甚至冤枉了，我都不会吭一声，就当作我这条狗被主人随意踢了一脚。我当即就觉得我过分了，我说李主席，请原谅我的冲动，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不过你知道我是属狗的，打了疫苗的狗。这疫苗可不是一般的疫苗，那是组织多年的培养和你的教诲。另外，狂吠的狗是不会咬人的。
李主席坐了下来，眼睛盯到别处。他说，我承认你是个有骨气的文人。但是，作为文人，我们要有文人的胸怀，要有文人的情怀。以色列犹太作家大卫·格罗斯曼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责任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照我理解，这伤口啊！既是自己的伤口，也是别人的伤口。你专门找小黄谈一次话，告诉他除了保险公司赔偿那一部分外，我们单位还补偿他另外一笔经费，总之，让他满意为止，前提就是他把诉状撤了。你可以明白地告诉小黄，他就是打赢了官司，也未必得到多少赔偿。你跟他说，这笔账李主席替你算好了。李主席最后吩咐我，你马上到闭副科长那里补办一个手续，再到车管所把车过户。李主席说，一个下午可以办完这件事，闭副科长交代过。今天下午，我们的“大众PASSAT领驭”就可以开回来了。我终于听明白了，李主席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后面的这一句。这就是工作的艺术，处事的艺术，领导的艺术。
我问李主席，让谁把车开回来呀？
李主席一愣，这才意识到小黄两截小腿已经“报废”，开不了车了。
我最终还是见到了闭副科长，那时我正好背着小黄从病房出来，远远就看见闭副科长拎着一只饭盒沿着甬道走过来。我背着小黄站在那里，我想跟她打一声招呼，但她没有走到我们跟前就进了一间我几天前曾经要进去的病房。当时我是代表单位要专门去探望导游员的，因为他是坐了我们的“羚羊”才受的伤。可是小黄告诉我事情经过以后，我当即为单位节约了大约五斤苹果一箱牛奶和一只一千块钱的封包。我承认，我是一个小气甚至是记仇的人。但是经过李主席的批评教育后，我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在慢慢地转变成为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人。社会在进步，我也在进步。我已经决定，择机再将五斤苹果一箱牛奶和那只一千块钱的封包送到那个病房里去，只是不是现在。
小黄是被“大众PASSAT领驭”接出医院的，我对他说，小黄，我们兜它五圈吧！小黄谦逊道，包老主席只兜了三圈，我哪敢超过他老人家。我说从某一个角度上讲，你的贡献比包老主席还要大，你是真正做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像蘑菇一样突然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大众PASSAT领驭”是开回来了，但是今后谁来驾驶它？我们单位已经没有编制可以调入司机了。我应该尽快给李主席一个建议，再给这辆“大众PASSAT领驭”买一身车罩，以免它停在大门那里白白地日晒雨淋的，那样它跟路边警示台上的“羚羊”又有什么差别呢？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11年第5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第11期转载，入围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