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外面的一些外币怎么样进到中国来，我觉得现在中央非常担心的。最近两个月，中国的外汇热又突飞猛涨。人民币这两个月很奇怪，涨了很多。发的货币量这两个月又控制不住，最近两三天开始中央银行出台了一些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股市跌得比较厉害。在经济学家里面现在形成两派，一派是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为代表，觉得现在还不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他们对中央政府进行一些劝说，不光在上海自贸区，整体上还是谨慎为主。另外一派以央行副行长易纲为代表，主张现在是开放的时候，再不开放有点晚了。我个人倾向于后一派，我的主要观点，中国经济现在的瓶颈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最大的瓶颈就是资金的来源。尽管有很多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不开放资本项目，民营企业在国内很难融到资。从这个长远角度来看，为了民企能够成为中国的主力军，中国的金融开放还是必需的。风险要控制好，但是方向一定的，中国现在还是控制得太严，还是应该从开放角度去走。
问 刚才许教授在演讲过程中有提到说，亲戚给您打电话．问应不应该在自贸区里注册一个公司。不知道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答 投资的回答仅供参考，不能够作数。大家会碰到很多专家，很多专家会给一些建议。我建议在听他的结论之前，更加重要是听他怎么想出这个结论，道理比结论更重要，最主要是独立思考。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说业务涉及这些领域，我建议我的亲戚去注册，拿个牌照。包括我福特班的同学，现在在美国做中国的生意，两个星期前打电话给我，听说上海搞自贸区，问我是不是在那里搞一个仓库。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我说如果你的业务确实需要这一块，还是去做一下。
听一个专家建议，主要是看他怎么想出来。其实我个人得出这个观点，或者给投资者这样一个建议，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政策的一些理解。这扇门关起来比较快，门开的时候有时候政府可能还没想清楚，因为要朝前探索，所以把这扇门打开。你不利用好这个机会，悔之晚矣。如果在成本相对比较低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去做这个事情。有可能毫无用处，没关系，在经济学里面叫做期权。你省出的钱就叫期权费。一旦行权，跟买保险一模一样，买保险的人哪个愿意出现事故？虽然每年省出这个保险费是划算的，但是一旦事故出现，涉及的利益就大了。所以，我实实在在地讲，要先下手为强。
问 据我所了解，国家这两年一直做像千人计划的项目，从国外引进海外华人专家和外资平台的专家，为中国的发展做服务。自贸区的特点是不是要求区域里的企业人才，也需要国际化知识储备和经验储备？自贸区本身会不会对这些入驻区域的企业，提供一些人才渠道或者资源上的支持？
答 最新的发展，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对所有在美国的具有外国工科硕士以上学历和所有学科的博士以上学历的人给予绿卡。所以美国的国家战略厉害，重视争夺人才，一旦这样的一个人才措施在美国通过了，可以想象，就可以把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才留在美国。所以才叫开放倒逼，要倒逼中国也要有一个相当的人才政策，尤其是怎么样抓住中国流失在外的人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做了重要的演讲，呼吁吸引祖国外部的人才。我做这个讲座之前，给上海的干部做了一个讲座，也讲了这个事情，有一位学员，告诉我已经有精神下来，就是说总体上要放松。当然他还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该松的松，该紧的紧。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不符合中国的法律，或者说具有一些负面影响的海外人士，比较紧一点。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人才要松。因为我一直在呼吁，中国的竞争有一块就是，要把在海外待了一段时间，回来对国家非常有意义的这部分人争取回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如果你去观察，最近的十年，它的通货膨胀率波幅远远小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通货膨胀率曾经达到30%。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宏观管理能力加强了？这跟很多像易纲这样的海外人员回国服务有关。易纲现在是中国央行副行长，也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终身教授。这样的人才对中国多么有意义！
我一直呼吁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则时候，比如说怎样能使这些国外的人回来更加容易，拿中国签证更加容易。你不要从小的地方着眼，去控制，要知道人才流失到美国那边，对中国的利益影响多么巨大！自贸区一定是优待人才的，上海要真正地发展，一定是成为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我告诉大家，上海非常有优势。我有很多的MBA学生，第一选择是在上海留下来。告诉你一个小例子，去年的时候，我们想招一个营运方面的教授，我们全世界招聘，我们找了猎头公司。猎头公司给我们发现了，在欧洲一个商学院有一个希腊教授非常好，我们就让他过来应聘，我们非常喜欢他，希望他能过来工作。他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认为这是对职业生涯一个新突破。回去以后，他太太非常反对，说在欧洲好好的，跑到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干什么。他跟我发邮件说，我可能来不了，我太太反对。我就跟他说，可以带你太太到上海玩两个星期，生活两个星期看看。于是他就把他的太太和小孩子带来生活了两个星期，马上就喜欢上了上海。所以我们上海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处在一个发展的中段，既有全世界很高端的商品和服务，又有相对廉价的服务，比如保姆和司机，这些都是外国人在国外不能享受到的。所以在国外人才的吸引方面，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上海是非常有优势的，浦东是非常有优势的。
（2013年10月31日）
医改为何如此步履艰难
◎蔡江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蔡江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主任曾担任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海勒社会政策和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塔夫斯大学医学院卫生经济学讲师等兼职，并在卫生经济和政策、公共经济和劳动就业等领域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蔡江南主任曾参与美国第一个（麻省）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实施和评价，以及中国新医改方案的研究工作。也是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和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87～I990年），还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2006～2009年），并获得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2年美国卫生研究学会最杰出文摘奖，以及2009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年会优秀论文奖等诸多奖项。
今天我会讲两部分内容，首先讲美国的奥巴马医改当中，他的艰难曲折的过程，然后讲中国医改的背景，以及中国医改的短期目标和长期方向，最后做一个中美两国总结性的比较。
一、衡量医改成功与否的标准
怎么算是一个好的医改，怎么是一个不好的医改呢？衡量标准是什么呢？看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看它的筹资，就是病人看病最后谁来买单？如果这个病人看病最后百分之百这个人掏腰包，这是一种极端；而如果在这个国家当中，病人看病最后自己一分钱也不用掏，全都是由公共政府的社会医保来买单，这就是另一个极端。在现实的各个国家，多数是处于这两个极端当中的某一个点上，所以这是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体制的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看医疗供给体制，即如何来提供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如果这个方式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是公立的医院，公立的设施机构，那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如果这个同家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是高度竞争营利性的私人机构，那又是一个极端，我们知道在现实当中，他可能是这个当中的某一个中间的点。
我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例子。我们来看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从买单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通过全民的医疗保健体制来买单，病人支付的比重非常小，在这个国家当然也有私人医疗存在，你可以自己私人医保去支付，这是一个情况，从他的医疗机构来看，他的公立医院占了主导地位，所以英国是这么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印度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极端，就是在印度看病买单，大部分都是病人掏腰包，而这个社会的医保出的钱比重是很小，但是印度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机构是私立的，公立的医疗机构是占少数，所以我们说印度和英国正好是这么两个极端的情况。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德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正好是一个结合。从筹资的角度来看，德国大部分的医疗经费是通过社会医保来支付的，病人只是付了少部分，但是德国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是私营，民营的，德国的这个体制是印度和英国的一个折中。
那么这两个角度，我觉得这个分析框架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从这个角度我们经常，我们老师在说，我们中国医疗存在的代表性的问题，就是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那么看病贵的问题大家看和这个坐标上，哪个坐标是有关的？看病贵是和这个筹资有关的，就是谁来最后看病谁来买单，那么越是往坐标这边走，看病就越贵，如果百分之百就是病人最后他要掏腰包当然就很贵了。如果这个国家他是往这边走，就是看病最后买单都是通过医保来支付，个人支付的很少，所以看病贵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而看病难的问题主要是和如何提供医疗的这个方式是有关的，你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来提供这个医疗．所以我们说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通过这两个角度就可以来做这个概括。
那么中国的医疗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是比较偏重于像英国类似的情况在30多年改革以来，我们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从改革之前个人所占比重较小的情况下不断提升个人在医改中所占的比重，到2000年年初，个人占了整个医疗费用比重曾经一度达到最高的60%多，然后在最近几年，特别新医改以来，这个趋势开始有所逆转。
那么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供给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状况，我们称之为一个二元化的体制，什么叫二元化的体制，就是我们的医疗机构从管理上来看，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所以我从管理上把它放在偏向于高度集中这个点上，这个高度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最核心的是体现在医疗机构的人事管理上，包括对医疗机构领导人的任命，包括对职工编制的控制，对职工分配的收入比重的控制，所以在人事上面，我们仍然保留了非常强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医疗机构从其机构本身的资金来源来看，又非常接近于一个市场化的医疗机构，就是从我们全国医院的平均情况来看，90%的收入是来自于市场，来自于病人，来自于医疗保险，只有10%的收入是来自于政府的投入。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医疗机构，它的资金来源和国外的民营医疗机构以及美国的非营利医院是非常相似的，美国的非营利医院也是这么一个收入结构，所以中国的医疗机构必须要从二元的角度来看，它的身上既带有计划经济下的某些行为，同时又带有很多的市场体制下的趋利行为，所以必须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咱们的中国医疗体制。
中国如果处在这个二元的情况，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医改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德国的为什么好？因为它既有效率，同时又兼顾了公平。就是说从筹资的角度强调了公平，社会的风险分担，个人掏的比重比较小，但是这个角度又强调了效率，这种体制正好是公平和效率的结合，因此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体制。我接下来会分析，那么中美医改的区别就是美国医改主要是在这个战线上，因为全美还有15%、16%的人没有医保，他就存在若看病贵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医改整整搞了一个世纪，就是要解决全民医保。l907年时，老罗斯福总统最早提出希望在美国要实现全民医保，一直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到了奥巴马这一届政府，开始迈出了关键一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中国医改还是两条战线的作战，既要解决看病贵同时又要解决看病难，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中国的医改比美国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是中国的政府也很自豪，我们从2009年的新医改到现在——我们说美国花了100年的时问来解决全民医保，我们才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几乎解决了全民医保，当然有统计说有95%的中国人口都已经被这个社会医保覆盖了，咱们中国目前的社会医保主要是三种：城市职工医保、城市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2013年6月中欧在深圳召开的健康产业论坛上，我们原来人保部的前副部长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三大医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计算，然后报上来加起来这么多，可能大概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数是重复计算，如果把这个扣除，当然也是挺高了，百分之八十儿的人口被覆盖了，当然我们可以争辩，这种覆盖农村的现在医保的水平相当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