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具则会不同，这使得公司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件事，并不需要专门配置工程师才能实现导航、酒店搜索或者新的语言分析的需求。为此，出门问问做了一个平台，令很多人都可以操作。李志飞则经常培训大家，教他们标注数据、提交任务。“在这点上我认为我们比谷歌做得极致，我比较着迷这件事，因为我总觉得事情一定要表格化。”
现在，出门问问的每个工具就是一个大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了七八个后，内部工作效率就非常高。自然语言分析有了这套工具，别人要九个月才可能完成的项目，出门问问三个月就完成了。而且里面集成了很多复杂的组件，一旦做好，以前的所有经验可以全部借鉴过去，不需要人为实现，都是系统自动地完成。“这样，在非常短的时间，在很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就能完成任务。”
工具产生的影响是，即使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出门问问也严格控制着公司体量：六七十人规模完成的产品级别和用户体验，如果是谷歌，则差不多需要两三倍人员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如果是国内的大公司，则可能需要三四倍的人力、两倍的时间才能完成。
特斯拉的启示
1943年1月7日，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安静地躺在纽约客酒店的房间里，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70年后一款风靡世界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名字正是源于这个发明了交流电机的塞尔维亚裔美国籍天才。而这位改变世界的科学巨人，晚年却过得非常落魄。去世前10年，他只能努力赚取养老金和喂养鸽子，却无力说服投资者资助他的最新构想。直到去世，他都坚信自己可以发明结束所有战争的武器，发明电能通过无线方式跨越大洋的方式，并计划从太空中收集能量。然而，现实中他却寂寞一人，负债累累。
特斯拉智商过人，会讲8种语言，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能够在脑海中构想出完整的发明。然而在商业上，却极其糟糕。1885年，他告诉自己的老板托马斯·爱迪生，他可以改进汽车和发电机。爱迪生说：“如果你做到了，给你5万美元。”特斯拉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爱迪生却只给他加薪10美元。特斯拉愤而辞职，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特斯拉电灯生产公司。但是不久后，他就与投资者就公司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并被炒了鱿鱼。随后一年，特斯拉被迫以挖沟谋生。1900年，他说服摩根大通给另一家公司投资15万美元，但这些钱在1901年就用完了。特斯拉余生一直在给摩根大通写信，请求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但他再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
特斯拉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4年，《纽约先驱导报》记者约翰·约瑟夫·奥尼尔（John Joseph O’Neill）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发明家的传记，题为“浪子天才：尼古拉·特斯拉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见过他的数千人当中，知道他是谁的很可能不超过10个人。”“即便媒体每隔一年就会头条报道特斯拉和他最新的科学预测，但没有人将这些报道与这个高高瘦瘦、衣着过时、每天喂鸽子的人联系起来。”
这就是科学家特斯拉的故事。这篇文章发表41年后，也就是1985年，一个12岁的密歇根男孩阅读了特斯拉的传记之后哭了。他就是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佩奇的父母都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他们对于科学的专注精神也深深影响了佩奇。从小佩奇的房子里不仅有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还到处堆放着科技杂志。这些氛围都培养了佩奇的创造力和发明精神。从那一刻起，佩奇认识到，仅仅构思出创新的科技未来和重大理念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商业化。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发明家，就必须创立一家成功的公司。后来，佩奇又把这样的信念传达给了所有的谷歌人。“你需要发明一些东西，你需要把这些发明带给广大的用户，你需要完成对这些发明的商业化过程。很明显，完成这些过程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公司来进行。”
李志飞也被这件事深深打动。因此他发誓，要做一家商业成功的公司。“我特别认同拉里·佩奇。技术者的悲哀就在这里，虽然你很天才、技术很强大、很有创造性，但如果就是不能商业化、就是不愿意讲故事、就是不能说服投资者给你钱、就是不能让老板给你资源，那么你就很难成功。对我来说，从办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特别关心商业化这件事。我做的产品，是不是能够获得投资，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怎样才能获得市场认同，这些决定了我在整个公司中做什么样的产品。”正是这样的原因，李志飞并没有选择去做无人驾驶或者谷歌眼镜这样的产品，“这些离消费者太远了，或者说在这个结点上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因为谷歌也不是第一天做无人驾驶，如果它是另外一种方式，贸然就去做一个项目，可能早就失败了”。
谷歌给李志飞的另一个印象则是，即使其懂得如何商业化，也还是有点“不接地气”。在谷歌，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公司文化，很多时候会导致工程师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想象或开发产品，最终技术上技高一筹，消费者却不买单。“可能是因为谷歌公司做大了，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有点异想天开。”但这给李志飞带来的启示是，做产品一定要能够影响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大牛。
拉里·佩奇对李志飞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做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更容易成功。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设定一个目标，在别人看来难以企及，反而比设定一个小目标，在已有的系统上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微创新要容易获得成功。原因是，你的目标非常清晰，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愿景。你想要改变，就没有包袱，不会受到既有系统、人员、思维方式的限制；第二，当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认为要面对一个特别艰难的问题时，就会发挥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它。
在从事语音识别系统时，李志飞也曾面临选择：是独立开发，还是利用别人现有的基础来开发——虽然前者听起来更艰难，但考虑到利用别人现有的系统就要与别人合作，可能观点、理念、迭代速度都不一样，很可能最终会发现，那并不是最初的设想。于是，李志飞硬着头皮独立开发了语音识别系统。至少到现在来看，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控制了整个系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优化，跟过去完全不同。”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创新可以分为很多种，包括社会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市场架构带来的创新、新知识的创新等。而新知识的创新，由于需要经历研发到落地的过程，可能比其他创新的周期都要长。这就使得创新者不得不想办法缩短这个距离。
“我完全认同，因为我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能做，别人早就做了。但是新知识的创新，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如果你一定要献身于此，就不要放弃。一旦有创新，就会形成巨大的优势。”而在这个先发优势下，再去思考如何缩短时间——“那就是接地气，跟用户迭代。”李志飞说。或许人们说到人工智能，会觉得这是个细分的行业，产业链也非常长。而且这样一个高端的技术很难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每一次改变都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在互联网时代，迭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能知道我的用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怎么样的收入，他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那么用户与产品一起迭代，就绝对能够缩短这个周期。”对此，在不断了解用户需求后，出门问问每个星期都会迭代一个版本。
人工智能推手
李志飞认为，两方面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的成熟。一是移动市场的迅速发展。过去，人工智能本身没有实际意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阶段。但在移动互联网框架下，这些都产生了更高级的应用。人们在真实的移动环境下，每天使用手机，产生了各种需求，数据量也极大提高。“无论是用户，还是投资者、大公司，都能看到这个趋势，不会有人否认这个大趋势。”第二是在移动趋势的前提下，大公司起到了教育大众的作用。尤其是谷歌、微软用深度学习提高语音识别，在过去十几年有了重大突破。美国各种主流媒体都在讨论人工智能。在中国，百度和腾讯也做了很多创新和跟进。此外，过去人们提起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更多的是那些B2B公司发布的，但现在则是Google、Facebook、亚马逊这样一些面向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公司进行的。“互联网公司把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推进到产品和投资领域中，确实是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李志飞也成为人工智能在中国的重要推手。为此，他做了很多普及工作：在会议上对媒体宣讲，公司也积极参加各种人工智能沙龙，他还活跃在微博、微信中，热心地与公众进行互动。令他深有感触的是，刚刚回国时，对别人提起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他还要从定义说起；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消费者，都可以说出一些专有概念了。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顶级人才加入人工智能大军。出生在香港的华裔美国科学家吴恩达，曾因在谷歌负责Google大脑项目而广为人知。2014年，他加盟百度出任首席科学家。百度研究院副院长余凯，则是国际知名机器学习专家，在人脸识别、自动驾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出门问问，李志飞的昔日伙伴、语音识别科学家雷鑫也加入公司担任CTO。虽然在出门问问创业之初，李志飞就曾力邀其一起创业，但相对保守的雷鑫还是观望了一阵子。后来，他发现李志飞说的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慢慢地在成为现实，终于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创业团队。
李志飞也依然游走在北京和美国硅谷之间。他发现，硅谷华人的创业热情正在不断高涨。2014年7月，他在硅谷分享自己的项目和创业经验，现场来了150多人——这在硅谷的华人圈子中可不算少数，其中有很多斯坦福的学生，还有Google、Facebook的工程师。他们有的利用业余时间创业，有的则对新技术展现出浓厚的兴趣。李志飞和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验：商业模式、如何面对投资者、中国的用户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没想到，自己讲了十几分钟，最后大家热烈讨论了两个多小时。“过去大家都认为，特别牛的技术人才应该留在硅谷创业，但是现在大家都相信，来到中国市场有更大的机会，也有更大的挑战。”李志飞感触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