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降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五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列首，分为十类。夫汉帝称制临决，未及著为成书；唐宗御注《孝经》，不闻遍通六艺。今鸿篇钜制，照耀寰区；颁行学官，开示蒙昧；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依开成《石经》，参以善本，多所订正。嘉庆八年，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尤为一代盛典，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
凡事有近因，有远因。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欺为近因。一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又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后以宋孝宗崩，宁宗应承重，而无明据，未能折服异议；及读《仪礼疏》，郑答赵商问父有废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乃大佩服。谓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诚未有断决。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盖因乎此；惜书未成而殁。元、明乃专取其中年未定之说取士，士子乐其简易。而元本不重儒，科举不常行；明亦不尊经，科举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实，非朱子之过也。朱子能遵古义，故从朱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诸儒，皆有根柢。王应麟辑《三家诗》与郑《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之派。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斯为远因。圣人之经，本如日月，光景常新，有此二因，而又恭逢右文之朝，宜其由衰而复盛矣。
由衰复盛，非一朝可至；由近复古，非一蹴能几。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如江氏说，国初诸儒无一真知灼见者矣，岂独黄、顾二公！《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案阎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伪，而其《疏证》信蔡《传》臆造之事实，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说《诗》，以王柏《诗疑》为然，谓《郑》、《卫》为可删；乃误沿宋学，显背汉儒者。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当时如胡渭《易图明辨》，能辟《图》、《书》之谬，而《洪范》并攻汉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能駮宋以申毛，而经说间谈佛教。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此则朱是而毛非者。虽由门户之见未融，实以途径之开未久也。此等处宜分别观之，谅其求实学之苦心，勿遽责以守颛门之绝业。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惠周惕子士奇，孙栋，三世传经。栋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论者拟之汉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戴震著《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兼通历算声韵，其学本出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毛郑诗考正》尝采朱子说。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云：“或谓汉人言小学谓六书，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杀。学求心得，勿争门户；若分门户，必起诟争。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贻书诤之，谓当改《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从，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
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一曰传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师弟，无论矣。惠栋弟子有余萧客、江声。声有孙沅，弟子有顾广圻、江藩。藩又受学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钱大昕有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段玉裁有婿龚丽正，外孙自珍。金榜师江永。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孔广森亦师戴震。具见《汉学师承记》。他如阳湖庄氏《公羊》之学，传于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子乔枞；皆渊源有自者。一曰守颛门。阮元云：“张惠言之《虞氏易》，孔广森之《公羊春秋》，皆孤家专学也。”阮氏所举二家之外，如王鸣盛《尚书后案》，专主郑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专考今文；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专宗《毛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发明齐《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兼考鲁、齐、韩《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皆宗《公羊》，陈立《义疏尤备》；柳兴宗《榖梁大义述》，许桂林《榖梁释例》，皆主《榖梁》，钟文烝《补注》尤备；《周官》有沈彤《禄田考》，王鸣盛《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仪礼》有胡匡衷《释官》，胡培翚《正义》；《论语》有宋翔凤《说义》，刘宝楠《正义》；《孟子》有焦循《正义》；《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皆卓然成家者。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守颛门则无淆杂。名家指不胜屈，今姑举其荦荦大者。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两汉今文家说亡于魏、晋；古文家，郑之易，马、郑之《书》，贾、服之《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王应麟辑《三家诗》、郑氏《易注》，虽蓃采未备，古书之亡而复存者实为首庸。至国朝而此学极盛。惠栋教弟子，亲授体例，分辑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采唐以前遗说略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经说尤多。孙星衍辑马、郑《尚书注》，李贻德述《左传贾》、《服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考《今文尚书》、《三家诗》。其余间见诸家丛书，抱阙守残，得窥崖略，有功后学者，此其一。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学，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至宋，有三刘、宋祁之校史。宋、元说部，间存校订，然未极精审，说经亦非颛门。国朝多以此名家，戴震、卢文召、丁杰、顾广圻尤精此学。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为经学之渊海。余亦间见诸家丛书，刊误订讹，具析疑滞，有功后学者，又其一。一曰通小学。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故其解经，如冥行擿埴，又如郢书燕说，虽可治国，而郢人之意不如是也。小学兼声音故训。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昌明许慎之书。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诸人，益加阐明。是为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为训诂之学。有功于后学者，又其一。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乃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固无可烧之理；而学之简明者有用，繁杂者无用，则不可以不辨。《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艺，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简明有用之学也。又曰：“后世便辞巧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繁杂无用之学也。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三礼》主郑《注》，孔、贾《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后儒臆说，极屏勿观。则专治一经，固属易事；兼通各经，亦非甚难。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涂径，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以孔教为可废哉！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蓃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一知半解，可置不阅。今之治经者，欲求简易，惟有人治一经，经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经，更可从缓。汉注古奥，唐疏繁复，初学先看注疏，人必畏难，当以近人经说先之。如前所列诸书。急宜研究。或犹以为陈义太高，无从入手，则《书》先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诗》先看陈奂《毛氏传疏》亦可。但能略通大义，确守古说，即已不愧颛门之学。此古之治经者所以重家法而贵颛门也。国朝诸儒有承家法而守颛门者，亦有无家法而非颛门者；今主一家，当取其有家法与颛门者主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具列家法颛门甚详，其成书在乾、嘉之间，故后出者未著于录。嘉、道后，治今文说者，《师承记》皆不载，《皇清经解》亦未收其书，书具见于《续经解》中，故《续经解》更切要于前《经解》也。学者诚能于经学源流正变研究一过，即知今之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莫不著有成说，津逮后人。以视前人之茫无途径者，实为事半功倍。盖以了然于心目，则择从甚易，不至费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案二千年经学升降得失，《提要》以数十言包括无遗，又各以一字断之。所谓拘者，两汉之学也；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也；悍者，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也；党者，宋末至元之学也；肆者，明末王学也；琐者，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若稽古”者。若嘉、道以后，讲求今文大义微言，并不失之于琐，学者可以择所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