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编次订正
《光武纪》开首即称光武，至即位后称帝，此仿《班书 高祖纪》，初称高祖，继称沛公，称汉王，即位称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萧王，此纪乃省却称萧王一节，稍不同耳。列传例皆称名，独光武兄纟寅则书其字伯升。此亦本《班书 王莽传》内已称伯升故也。至其编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等传，既各以类相从矣，其他列传自应以时代之先后分别编次，乃《范书》又有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者。此亦本之《史记》，如老子与韩非同传，屈原与贾谊同传，鲁仲连与邹阳同传，但以类相从，不拘时代。《汉书》黄霸为丞相，朱邑为大司农，而皆入《循吏传》，以其长于治郡也。夏侯胜治《尚书》，京房治《易》，宜入《儒林传》，而另为列传，与眭弘等同卷，以其皆精于占验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国初人，或中叶末造人，而列为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后汉书》亦仿此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像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炅时人，而同为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张宗、法雄国初人，度尚、杨璇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为郡守能讨贼也。王充国初人，王符、仲长统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书恬于荣利也。邓彪、张禹、徐防、胡广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张、韩棱、周荣、郭躬、陈宠等同卷，以其皆明于法律，决狱平允也。班超、梁忄堇同卷，以其立功绝域也。杨终、李法、翟、应奉同卷，以其文学也。杜根、刘陶、李云同卷，以其皆仗节能直谏也。樊宏、樊倏、樊准、阴识、阴兴、阴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绩可纪，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苏竟、杨厚、郎ダ、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规切时政也。周燮、黄宪、徐犀、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编次之用意也。至《崔传》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载其《陈时政》一疏，《冯衍传》载其说廉丹一书、说鲍永一书，《王符传》载其《潜夫论》中五篇，《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中》二篇，《张衡传》载其《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谶》一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条陈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关于时政也。至如《崔る传》载崔篆《慰志赋》一篇、る《达旨》一篇，《班固传》载其《两都赋》、《明堂璧雍诗》及《典引》篇，《杜笃传》载其《论都赋》，《傅毅传》载其《迪志诗》，《崔琦传》载其《外戚篇》，《赵壹传》载其《穷鸟赋》，《刘梁传》载其《和同论》，《边让传》载其《章华赋》，皆以其文学优赡，词采壮丽也。《郎ダ传》载占验七事，《郭太传》载其遗事九条，此又略仿《史纪 扁鹊等传》体。《儒林传》五经各先载《班书》所记之源流，而后以东汉习经者著为传，尤见各有师法。《卓茂传》叙当时与茂俱不仕莽者孔林、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五人，《来历传》叙同谏废太子者礻殳讽、刘、薛皓、闾邱宏、陈光、赵代、施延、朱伥、第五颉、曹成、李尤、张敬、龚调、孔显、徐崇、乐阐、郑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传而其事可传，又不忍没其姓氏，故立一人传，而同事者用类叙法，尽附见于一人传内，亦见其简而该也。又有详简得宜，而无复出叠见之弊者。《吴汉传》叙其破公孙述之功，则《述传》不复详载。《耿传》叙其破降张步之功，则《步传》亦不复详载。宦者孙程以张防诬扌勾虞诩，上殿力争，事见《诩传》，则《程传》不复载。张俭奏劾中常侍侯览，籍没其家，事见《览传》，则《俭传》不复载。俭避难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后事泄，褒兄弟争相死，事见《融传》，则《俭传》不复载。张让矫杀何进，事见《进传》，则《让传》不复载。刘虞以十万众攻公孙瓒，事见《虞传》，则《瓒传》不复载。袁绍尽诛宦官二千余人，无少长皆死，事见《何进传》，则《绍传》不复载。此更可见其悉心核订，以避繁复也。又其论和熹后终身称制之非，而后崩后则朝政日乱，以见后之能理国。论隗嚣谓其晚节失计，不肯臣汉，而能得人死力，则亦必有过人者。论李通虽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谶记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为王莽所诛，亦不可谓智。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后汉书间有疏漏处
《光武本纪》，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讨之则解散，去又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斩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皆不以为罪，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并解散。案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此必有激成其祸者，而本纪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案《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怒，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帝更诘吏，吏对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光武纪》书帝崩，年六十二。然纪又书帝起兵时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寻、王邑，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二年诛王郎，更始拜帝为萧王，明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则应是六十四岁。本纪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案《前汉书》，汉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岁，立为代王，十七年入为帝，则应是二十五岁。而臣瓒注谓，文帝二十三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是文帝年岁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阎后立北乡侯懿即位，是年十月薨。计北乡侯在帝位已阅八月，应有本纪，乃《范书》无之，盖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殇帝在位仅一年，冲帝在位并只半年，皆为立纪，此不应独缺也。
《班书 王莽传》，长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独未央宫烧，其余仍安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烧长安宫室至市里。又《外戚传》，莽女为平帝后，帝崩，莽篡位，号后为黄皇室主，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投火中死。《范书 更始传》，王莽败，惟未央宫被焚，其余宫殿一无所毁。更始至，居长乐宫。《董卓传》亦言，赤眉之乱，宫室营守焚灭无余，惟有高庙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宫当莽死时已被焚，赤眉之乱则长安为墟，并不特未央宫无存而已。乃《献帝纪》，董卓劫帝西迁，车驾至长安，幸未央宫。《董卓传》亦云，帝之长安，移于未央宫。寻帝以病愈，大会诸臣于未央宫。此宫已被焚于王莽之败，何以献帝西迁又有未央以驻跸耶？案《顺帝纪》，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宫。想王莽时被焚之后，东汉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书》不经见，而先则被焚，后则驻跸，殊不明晰。
《皇后纪》，董卓弑弘农王，其妃唐姬归乡里。及李亻、郭破长安，遣兵钞略关东，掠得姬，亻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贾诩知之，以告献帝，帝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常侍赵忠成圹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弘农王，二月即迁都长安，而葬弘农王亦以是月，盖将迁时草草瘗之也。亻、之乱则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献帝迎还册拜，自是在长安时事，而叙于葬弘农王之前，已属倒置，而又曰置园中，所谓园者安在耶？汉时凡诸王葬处曰园陵，其姬妾守园陵者曰某园贵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园贵人。炅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园贵人。）今弘农王妃所居之园，即弘农王葬处耶？则是时妃在长安，而葬处在洛阳，时方扰乱，不能送往也。或即宫内之园以居之耶。
《吴汉传》，汉伐公孙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为营，造浮桥，使副将刘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闻之大怒，诏曰：“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必败矣。”以其与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后汉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以状奏上，帝曰：“公还广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赴之，适当其危，破述必矣。”案先以相距二十里，谓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贼，语似矛盾。盖汉先营江北，尚营江南，恐述断浮桥，则彼此不能相救耳，而传未分别言之。
史传叙事皆书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书》惟光武兄纟寅字伯升，凡纪传皆书其字，盖帝之亲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书 王莽传》内已书伯升，故《范书》仍之也。乃范式、张劭合传，前半篇叙劭事则称元伯，叙式事则称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体。盖本当时人为张、范作合传，蔚宗即钞入史，不复改订耳。
《三国 魏志》有《方技传》，备载华陀、管辂等，而道士于吉尤有异术。据《江表传》谓吉制符水治病，吴人争事之。孙策在城楼会诸将，吉适过，诸将争下楼迎拜。策怒，令收之。诸将咸为之请，策曰：“此子妖妄惑众。昔张津在交州，常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遂斩之。《搜神记》谓策杀吉后，偶出行，为许贡客射伤，归治疮，尝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恶之。后照镜，忽见吉在镜中，因大叫疮裂而死。是吉乃汉末一技术之士，陈寿《吴志》不为立传，盖以《魏志》有《方技》一门，《吴志》不立《方技》，故遗之也。蔚宗作《后汉书》，既以华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顺帝时，已有琅邪人宫崇者，以吉所得神书上之，则其人与华陀同时，而年寿在陀之前，蔚宗既传陀，何以不传吉耶？案《范书 襄楷传》，顺帝时，宫崇上其师于吉所得神书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其书妖妄不经，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见于《楷传》，故不复有传耳。
汉帝多自作诏
两汉诏命皆由尚书出，故比之于北斗，谓天之喉舌也。《后汉书 周荣传》，荣子兴有文学，尚书陈忠疏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俗吏，每作诏文，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则词多鄙固。请以兴为尚书郎。”又宦官曹节欲害窦武，拥炅帝上殿，召尚书官属至，胁以白刃，使作诏版。此可见诏命皆由尚书郎所撰也。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盖皆简才学士充郎署之选。而如陈忠所云，则亦有拙于为文，及辗转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职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词，每赐安书，辄令司马相如等视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词臣讨论润色也。哀帝策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莫不心惧，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诏司徒邓禹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宜以时进讨。”立阴贵人为后，诏曰：“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荐士有私，赐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耶？将杀身成仁耶？”此等文词，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极诏曰：“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本引《公羊传》之词。）实赖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诏亦有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诏云上无天子，人臣代草，敢为此语耶？不特此也。明德马皇后答章帝请封外家诏曰：“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欲以身率下，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饬，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又饬章帝曰：“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可不顺也。”此等语无论非人所能代，且马后并未称制，尚书乃帝之近臣，岂有答帝诏而即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学能文，此诏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