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楫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 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 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 完颜纲传》）《金史 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
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统宋一代论之，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泗，而卒归于和。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当不至起衅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复三京，兵端遂开。然元太宗犹使王楫来议岁币，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讠其，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氵加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吸睹，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老病垂死，吴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炅、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是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初无定员，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其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按《旧唐书》高宗永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开禧元年，韩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德中，王龠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 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