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石鼓文周《石鼓文》在京师太学仪门内，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广径尺余，形似鼓，而顶微圆，其一如臼。相传为周宣王猎鼓也，初弃陈仓野中（按《续汉。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辛氏。三秦记》云“陈仓有石鼓山，鸣则有兵”，并非上有《石鼓》旧文也。今金石家辄曰陈仓《石鼓》者，恐误）。唐郑余庆徙凤翔县学，而亡其一。宋皇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大观二年，徙汴京国学，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辇至燕，剔其金，置大兴学。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国学。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仅存者二百八十余字而已。谓为周宣王鼓者，韩愈、张怀、窦Н也；谓为文王鼓至宣王刻诗者，韦应物也；谓为秦氏之文者，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者，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者，赵明诚也；谓为成王鼓者，程琳、董也；谓为宇文周物者，马定国也，故王伯厚皆驳正之。至杨用修云得李宾之家唐人拓本全文，恐是升庵伪造。今阳湖孙渊如观察竟取杨本刻诸虎丘孙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纯皇帝以乾隆庚戌亲临辟雍，见石鼓漫泐，为立重栏，以蔽风雨，即以原文集为十诗，再刻十石，并御制《石鼓文序》，仍从韩愈定为宣王时刻。圣训煌煌，垂示万古，真艺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秦泰山石刻，唐时已亡，今所传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据宋人刘模拓，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读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据《集古》、《金石》二录，犹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庙灾，则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庆乙亥岁，前泰安令蒋君伯生赋闲无事，独游岱顶，闻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车水寻觅，果得残石两小块，审之仅十字，即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拓数十纸以贻海内博雅君子，则有翁覃溪阁学、阮云台宫保、粱ぇ林方伯、孙渊如观察俱赋诗作跋，为一时佳话。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琊台刻石琅琊台刻石，十二行，计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百六十里，三面临海，即琅琊台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载《史记》，凡七处，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是也。惟峄山之文独阙，故宋时郑文宝补刻之。元至正间，鲁人申屠又以会稽刻石模于绍兴府学。余又尝得徐弦所模碣石门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实可补《史记》阙文，而学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过也。
新莽天凤刻石山东邹县野田间新出王莽时天凤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后有“后子孙毋坏败”六字，似是墓间石也。今《五经》博士孟公继良移置孟庙。嘉庆庚午春，山东金乡县马进士又于巨野县之昌邑聚田间得残碑一段，仅存铭文，上下亦不相连续，有云“宣仁播威，赏恭纠[1234]”，又云“奋旅扬旌，殄灭丑类，勋烈焕尔，聿用作诗”，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显者。惜无纪年可考，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汉燕然山铭吴江翁海村征君惠余双钩《燕然山铭》，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楼所藏宋拓本，真如景星庆云，世未易见。余细审之，谓必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卤，旦之作氏，寇之作寇，铄之作烁，之作，皆非汉人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于汉隶，必有精鉴，即是重模，亦非近时人所能为之。
案此铭，《集古》、《金石》二录及《隶释》、《隶续》、《汉隶》、《字原》俱不载，惟刘球《隶韵》引模数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孙克宏《金石志》皆谓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绝无传拓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汉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
是碑旧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片石无存。海内所传，惟有两本，一为商丘宋氏漫堂所藏，一为华阴王无异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拓本之先后。近阮云台宫保又得一本，云是宁波天一阁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后矣。宫保尝自刻一石于雷塘祖茔，并将欧阳《集古录》跋语真迹附刻其上，可谓嗜古者矣。
汉元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
是碑旧藏吴门蒋韵涛学博家，前阙四十八字，后有丰道生题跋，知明时与《夏承碑》同藏于吾乡华东沙氏，即真赏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从韵涛侄春皋明经双钩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顾南原作《隶辨》时所未见。
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
《熹平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议郎蔡邕与堂典、马日、张驯、韩说、单等奏求正定诸经，而刻至光和中。寻遭董卓之乱，焚烧洛阳宫府官舍，碑已残阙。后魏武定四年，由洛阳移至邺城。周大象元年，又从邺城移至洛阳。隋开皇六年，又从洛阳徙至长安。转移迁徙，碑益漫灭，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洪氏《隶释》所载，不过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于乾隆五十年七月偶于书肆中购得旧本《管子》一部，中夹双钩五六纸，率皆残阙不全，细心寻绎，得《尚书。洪范篇》七十八字，《君篇》十三字，《鲁诗。魏风》七十三字，《唐风》三十一字，《仪礼。大射仪》三十七字，《聘礼》廿八字，《公羊》隐公四年《传》十八字，《论语。微子篇》百七十字，《尧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余字，不详何人所摹。惟视《管子》第一本上有国初徐树丕印记，则知为墙东老人所钩无疑矣。故翁覃溪阁学有诗云：“《熹平石经》纸摹十，钱子得自徐墙东。”盖纪实也。自余模勒之后，南昌学宫有重模本，绍兴学宫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编》亦载之。五十七年，余北行过济宁，钱塘黄小松时为运河司马，又藏有旧拓《尚书。盘庚》五行，《论语。为政》八行，《尧曰》四行。
小松属余并刻之，均为艺林罕见之宝。
汉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赵氏所藏，世无第二本。洪氏《碑图》云：“碑十六行，石已断剥，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题名四行，行四人。”然则洪不言有阴者，是题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张瘦铜、孔荭谷、孙渊如诸先生俱为考证，实存四百九十九字，较《隶释》少二十五字，此本却多出七字。审其用笔之妙，较《张迁》结体相似，而苍劲过之，汉隶中能品也。
汉幽州刺史朱龟碑（中平二年）
是碑系旧纸旧拓，亦是人间希有之物。据《隶释》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书惠两字，洪氏所无也。
汉郭有道陈仲弓碑（建宁二年）
《郭有道》、《陈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谓无愧辞者。惟两碑久亡，欧、赵亦未之见也。今山西介休驿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国初傅青主重书，后郑谷口又书一碑，与傅书并峙，故顾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讥。《陈仲弓碑》世亦无有，洪氏所载惟有《太丘长陈坛碑》。嘉庆元年，余偶书一本赠山阴陈雪樵骑尉，骑尉遂以刻石，因椎拓数百纸传播坊间，不知何时流入海外，日本人视为原刻，戊辰、己巳之间，寄信中华海舶，一时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书翻刻以应之。海外人以耳为目，不知真伪如此。
汉淳子长夏承碑（建宁三年）
吴门陆谨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阙“化行”以下三十字，后有丰人叔、杨景西二跋，即吴山夫双钩之所自出也。王虚舟所见亦即此本。明嘉靖间，是碑与《娄寿碑》俱吾乡华东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汉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
此碑是黄小松司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为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数与《隶释》相符，惟笔画间稍有讹处。江秋史诗御尝释出数字，可补洪氏之阙。
汉小黄门谯敏碑（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额曰“汉故小黄门谯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审其结体用笔，其为重刻无疑。洪氏亦载此碑，“优游”下似是“氐”字，盖借作“京邸”之“邸”也。“丧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验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证《隶释》之误。
汉圉令赵君碑（初平三年）
往时见海盐张芑堂征君案头有此碑，是全张未装者，既复见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张。洪氏云碑在南阳，即今河南之南阳府。数年之内凡两见，似此碑犹在人间，或隐于荒山穷谷间，难以寻觅耳。
汉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吴门春晖堂陆氏，友人王晋康示余《樊敏碑》，视其拓本，的是原刻，为临一过而还之，以为坊间尚有也。后数年欲购不得，当面错过，至今犹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芦山县，后山阴李松云先生知雅州，屡有书托其寻访，终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节署，晤武威张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芦山，完好如旧，又知《高颐碑》在绵州之德阳县城外大路旁。则诸汉碑之存于人间者自亦不少，特无好古之士为之传拓耳。
汉酸枣令刘熊碑郦道元《水经》载酸枣城有县令《刘孟阳碑》，即是碑也。曩时见歙县巴隽堂氏有双钩本，既又见扬州汪容甫家有宋拓原本，虽经残蚀，其字较多于巴氏，且有出于洪《释》之外者。后江秋史又为双钩，以巴、汪两家合参之，然总缺上半截。后见明州天一阁旧拓本，有“君讳熊字孟阳”（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等字，则知江秋史所钩是下半截也。
汉杨氏四碑《太尉杨震》、《沛相杨统》、《繁阳令杨君》、《高阳令杨著》四碑，欧、赵、洪氏俱有之，惟罕见拓本。嘉庆元年春，青浦王兰泉司寇游西湖，携于行箧。
时余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司寇出以见示，观其刻画显著，神气不侔，且字多别体，与《隶释》不合，当是宋人翻本。
两晋六朝碑两晋六朝之间，最重书法，见于《晋书》、《南》、《北》诸史，而碑刻无多。今所传者惟《刁遵》、《司马绍》、《高植》、《高贞》、《高湛》、《元太仆》以及《孔庙》、《乾明》、《贾使君》、《郑昭道》、《启法寺》、《龙藏寺》诸碑最为ピ赫。其时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论之，大半为俗工刻坏。
故后人皆宗唐法，而轻视六朝，殊不知唐初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则曰：“譬诸友朋，但择贞贤可交而已，追问其乃祖乃父乎？”）
唐观音寺碣陆德明为秦王世民撰《观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谓秦王平王世充、窦建德，班师凯旋，驻跸广武，值夜雨作，东南云际，光焰射天，见观音菩萨全身毕露，王顿首拜瞻，乃建此寺。观此已开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谓德明著《经典释文》，世称儒者，何乃作此语，为后世口舌乎？援儒入墨，当自德明始。
唐化度寺碑欧阳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药撰文，世无全本。案解大绅《春雨集》载河南范谔跋语，云庆历初，其高王父开府公讳雍举使关右，历南山佛寺，见砌下有石，视之，乃此碑也，叹为至宝。既而寺僧误会石中有宝，破而求之，不得，弃之寺后。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问之，僧以实对，石已分三段，乃取数十缣易之以归，置于里第赐书阁下。遭靖康之乱，范氏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罢后，好事者始拓之，已而碎其石，又分为数片。今世所传宋拓本，皆是也。《宋潜溪集》谓当时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殊乏率更精绝之气。则今世所传宋拓者，恐未必尽是原石耳。
唐孔子庙堂碑虞永兴《孔子庙堂碑》有两本，一在西安府学，一在城武县学，皆非原刻。
在西安者，五代王彦超所刻也，至元、明时已剥蚀不全矣。往时见商丘陈伯恭学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尝缩临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宫醴泉铭欧阳书《醴泉铭》，自宋、元、明以来为艺林所重，几至家弦户诵，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拓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残阙，又经俗工洗凿，满纸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时闻吴门蒋氏有佳本，据唐拓刻之，一字无损，然未见原拓，不敢信也。惟吾乡秦氏有旧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坚者遂取翻刻，以售于人，谓之秦板。今坊家锦装檀匣，转相售易，所称宋拓者大半皆秦板也。
唐砖塔铭《砖塔铭》，明末时始出土，石已分为三块，近则愈拓愈坏，又亡去百二十余字，无全本矣。然得片纸只字，犹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劲有法，在欧、褚之间，故学者纷纷，遂为名碑，可见古人用笔，一挑一，皆有法度可寻也。撰者为上官灵芝，其下惟有“敬客书”三字。学者谓敬客当姓王氏，或又以敬客为方外者。余独不谓然，撰文为上官氏，则敬客亦姓上官无疑，与《李辅光碑》巨雅书同一例。今吴门重刻有十余本，皆以西纸拓之，以充原刻，可发一笑。
唐郎官石记序张长史以草书得名，世谓之草圣，惟《郎官石记》是真书，太仓王敬美家有一本，为天下所无，董思翁尝模入《戏鸿堂帖》者是也。嘉庆乙丑岁，余在京师，南海叶云谷农部以此见示，后有王济之、元美、敬美诸跋。余为双钩一本藏之。
近日吴门顾湘舟上舍又取双钩重模一碑，立于苏州府学尊经阁下，以存长史旧迹云。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有二，一为李思训，一为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
《李秀碑》本有六础，明万历初宛平令李荫于署中掘地得之，后为王京兆惟俭取去，今所存惟二础。康熙中，有宛平令吴涵者移置顺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载之详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吴门蒋春皋氏，一藏歙人罗养芝家，相传俱是唐拓，余犹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庆元年六月，余尝双钩蒋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报以诗云：“触暑吴阊蒋迳闲，手模唐拓《李碑》还。心驰六础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对湖山盟北海，肯随董莫跋张寰（此碑莫廷韩得自张寰，各有手跋）？
《石经》重晤中郎后，扁二邕斋待我颜（梅溪尝手模蔡中郎《石经》，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题其斋扁）。燕山名迹几人知，郭逸钩模复许谁？借问群鸿戏海意（董文敏曾模入《戏鸿堂帖》），何如衣带过江时（毕涧飞跋，称恽南田蓄一旧本，尝缝入衣中，以防失坠，云云）？贞珉元气凭君得，落笔精微不我欺。
今日钱君新拓出，重开仙鹤伏灵芝。“越四年，余至京师，毗陵胡蕙麓为宛平令，即以余所双钩者刻石，署壁仍书李荫旧题，曰古墨斋。蕙麓闻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与法梧门祭酒共观新刻，两公又赋诗见赠，为一时佳话云。
唐滑台新驿记李少温《滑台新驿记》不载于诸家著录，似碑亡久矣。吴门贝简香氏得一旧本，有元人吾衍跋语，遂摹之砖板，可以乱真。又《缙云县城隍庙记》有重刻本，在今常熟县城隍庙戏楼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郑公刻，邑人徐┉有记。
唐麻姑仙坛记南城县有《麻姑仙坛记》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为鲁公原刻。其小字者，则赵明诚所云庆历中一僧所书，黄鲁直犹能道其姓名也。自欧阳《集古录》称之，咸以为鲁公亲手书，至陆放翁比之羊叔子岘山故事，亦过矣。试观鲁公书碑，如《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郭敬之家庙》、《臧怀恪》、《中兴颂》、《宋广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颜氏家庙》诸碑，有书大小两本者乎？则永叔所谓愈看愈妙者，不过一时兴会语，不可遂为典据也。今曾宾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旧拓。
唐开成石刻十二经余家有《开成石经》旧本，其用笔绝类欧阳率更，可备书家一格。《旧唐书》讥其字体颇乖师法，言其与经文相淆杂，非议其书法也。故顾宁人尤诋之，而不知原刻残阙，为后人修改补缀，以至鲁鱼莫辨。顾氏未见原刻，但凭修改之本而驳诘之，误矣。乾隆壬辰岁，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见诸碑率弃榛莽，瞻顾叹惜，始议兴修，赖以不坠。第卷帙浩繁，椎拓之难，装池之费，不能家置一部也。
兹记其目录于此：《周易》九卷，计九石；《尚书》十三卷，计十石；《毛诗》廿卷，计十六石；《周礼》十一卷，计十七石；《仪礼》十七卷，计二十石；《礼记》廿卷，计三十三石；《春秋左传》三十卷，计六十七石；《春秋公羊传》十二卷，计十七石；《春秋梁传》十二卷，计十六石；《孝经》一卷，计一石；《论语》十卷，计七石；《尔雅》三卷，计五石；又《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广三四尺不等，都计六十五万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国学《石经》，即仿《开成》旧式也。
四唐碑毕秋帆先生巡抚陕西时，得唐碑四种，其一为《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渤海高福墓志》（开元十二年），其二为《京兆府美原县尉张昕墓志》（开元廿四年），其三为《内侍省内常侍孙志廉墓志》（天宝十三载），其四为《游击将军守左卫马邑郡尚德府折冲都尉左龙武军宿卫上柱国张希古墓志》（天宝十五载）。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冈口登舟，乘黄河南下，曾将四碑带回，安置乐圃之赐闲堂。至嘉庆四年九月，有旨查抄，为钱塘冯鹭亭编修购去，道光六年又为嘉兴张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唐石幢吴门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汉、唐之碑绝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
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会昌二年九月僧契元书；又一幢无年月，与前幢东西对峙；又一幢亦无年月，座上有宋开禧乙丑闰中秋续刻题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呆庵道人法住偈语。按朱长文《墨池编》载有咸通五年于僧翰书在洞庭山者，似即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正书，亦东西对峙。其三在直镇，今元和县所辖，大中八年秋崔涣书，有宋皇五年重立字样。其四在常熟北山兴福寺，即唐时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陆行书，年月剥蚀不可辨，后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树幢僧智峰等名；一京兆全贞书，亦无年月。按钱叔宝《续吴都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间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阅县志，竟以为宋时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镇胭脂墩庵中，上刻乾符五年岁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当弟子许亮李帖代赞各舍三千文云云。计五处，余皆椎拓之。又一幢在虎丘剑池，显德五年高阳许氏建，则五代周时物矣。
后梁镇东军墙隍庙碑记乾隆辛亥岁，余在绍兴与修府志，于卧龙山上城隍庙拓得此碑，前载表奏，次列敕旨，最后作记，时在梁开平二年，先武肃王撰文，有官阶甚长。碑以城隍为墙隍，以戊辰为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后晋吴越文穆王神道碑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阳，墓前三百余步，地名头城门，玉皇山即龙山也。东坡《表忠观碑》“龙山之阳，岿焉新宫”是也。碑甚丰大，约高二丈许。龟趺螭首，上有一穿额，题《大晋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书。本文五十行，行九十字，剥蚀过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余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无误。撰文者为丞相和凝，书丹篆额者则司农卿权令询也。余尝命石工护之，作《护碑图》。碑西南三百余步名玉屏峰，峰下吴氏墓，茶园之内尚有王子《忠献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略小。
据《十国春秋》，太常卿张昭撰文，则剥蚀无一字矣。相传为明时太常吴诚、尚书江澜先后占葬时所毁。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访得之。
吴越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是碑在临安功臣山下净度寺桑园中。碑载普光号令因，为武肃王第十九子，幼通禅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国罗汉寺，时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师，封安国罗汉寺主，加两浙僧统。龙德三年，改授吴越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宝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众讽经，乃为遗章，申辞王父，圆寂于真身宝塔寺，时年二十有四。王命归窆于锦里功臣山南，营建塔院。是碑撰书系衔皆磨灭难辨，惟有“镇东军节度使”六字及文内“业职忝词林”五字。《十国春秋》载皮光业以文字受知武肃，特赐进士第、秘书郎、右补阙，寻迁两浙观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虽残阙，而词句清丽，其为光业无疑。光业即日休子也。
蜀石经福州梁ぇ林先生为江苏方伯，得孟蜀石经《春秋》残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计三页，共三十五行，皆昭二年传，《左氏》之第二十卷也。
后有翁覃溪阁学、家竹汀宫詹跋语，考之甚详，定为孟知祥广政中据蜀时所刻。
曾宏父《石刻铺叙》谓为皇元年枢密直学士田况刻，非也。先生既赋诗于后，复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宝云。
马楚铜柱铭嘉庆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拓得五代时《楚王马殷铜柱铭》至京师者。铭文为李宏皋所撰，吴任臣《十国春秋》、朱竹《五代史记注》皆引之。
南昌相国为装池巨册，以为至宝。余题其后云：“楚王树国建功多，《铜柱》镌书继伏波。欲识五溪平复事，誓文墨拓好摩挲。八百年来瘴雨零，行人指点一痕青。吾家铁券今还守，敢胜溪州柱上铭。”相国见之笑曰：“此的真钱生诗，不可移易他人。”
宋高宗御书石经高宗御书石经，在今杭州府学星门内左右两庑，计《周易》、《尚书》、《毛诗》、《中庸》、《论语》、《孟子》、《左传》七种，仅存八十七石。余于嘉庆初年尝馆于两浙转运使署，府学即在其西南隅。每当春秋佳日，辄同二三知己步入学宫，遍观石经及李伯时所画《七十二贤像赞》。曩余仿《熹平石经》体，书《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即于是时始也。案《元史》载申屠致远为杭州路推官，时有西僧杨琏真伽欲取高宗所书诸经石刻筑浮屠，赖致远力拒之，则今之仅存者，实致远力也。
宋表忠观碑苏文忠《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亻契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模，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其绍兴间所刻者，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兵兴，观废，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将此碑移入郡庠，后复遗失。本朝乾隆四年，诸暨余懋秉为府学教授，其同年友赵石函者来视余，忽于斋旁隙地得之，计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时名士如傅玉笥、桑甫、励樊榭、周穆门、丁龙泓诸公俱赋诗以纪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监修表忠观落成，始请诸两浙转运使秦公震钧、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粮道张公映玑，暨钱塘知县蒋公重耀从郡庠名宦祠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之左庑，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亦各有诗文以纪其事，俱刻于三石柱之侧，真艺林佳话也。杨文襄一清记云：“表忠观诸碑十有四，徙于星门北之两偏，疑此两石之外，尚有十余石，不知沦没何所矣。”案绍兴旧刻所云曾孙婿杨亻契者，即杨和王沂中子，代州崞县人，见《宋史。杨沂中传》，惟称曾孙婿，殊不可解。据《荣国公忱墓志》，亻契娶荣国第三女，其系衔尚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荣国为武肃七世孙，实是第八代孙婿，何云曾孙婿耶？考古亦无此称呼也。
墨妙亭诗刻宋孙莘老尝知湖州，汇集汉、唐诸贤名迹石刻于郡斋，署曰墨妙亭。东坡为作记，并赋诗刻石，中有云：“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龟趺入座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盖纪实也。《吴兴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汉、唐诸刻无有存者，惟存东坡诗一石而已。后此石亦断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阳明守仁谪龙场驿丞时得之，曾琢为砚，存十二字，见裘文达公曰修记。一时朝贵俱有诗，蒋心余七古一首尤为绝妙。其一片天启初黄石斋道周得之，亦琢为砚，存十七字，为吴兴姚玉裁所藏，后归桐乡汪氏，当时如厉樊榭、丁龙泓、蒋心余诸公亦各有诗纪之，载吾友张芑堂征君《金石契》中。余幼时犹见拓本，今《戏鸿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旧刻重摹，非真迹入石也。
宋刻古有碑无帖，隋开皇时尝以王右军《兰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犹在人间。唐太宗既得《兰亭》真迹，命供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各钩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者如欧、褚诸公皆临拓相尚。又《乐毅论》相传为右军亲手书刻者，其余皆纸素。所传太宗裒集二王墨迹，惟《乐毅论》为石本，当为刻帖之始。自贺季真手模右军书十卷为《澄清堂帖》以开其端，至南唐升元二年，李先主又出秘府所藏右军真迹，刻为四卷，为《升元帖》，则刻帖成部者，实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诸镇，四方图籍悉输内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遗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诏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钩模三代、秦、汉、魏、晋、六朝、唐人诸名迹，汇刻为《淳化阁帖》，又有《秘阁前帖》，然大半皆仿书，或唐人双钩，随意集成，未必尽是真迹也。米元章、黄长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后，法帖盛行。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僧慧超与希白临模诸帖，刻石长沙，谓之《长沙帖》。皇中，庐陵萧太傅汝器与其弟汝智相继宰和州之含山，得刘楚公丞相《被赐阁帖》，重模载以归庐陵，谓之《庐陵帖》。哲宗元五年，秘书省邓洵武、孙谔等请旨，乞以《淳化阁》所未备，取前代遗墨刻之，至建中靖国元年毕工，历十二年而成，凡费缗钱一百十五万，是为《秘阁帖》十卷。元七年壬申，刘次庄得吕和卿阁本临模为《戏鱼堂帖》，有释文十卷，因刻于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诏旨以《淳化》、《秘阁》二帖未有之迹入石，为《秘阁续帖》十卷，实居《长沙》、《庐陵》、《清江》三刻之后。大观初，徽宗以《淳化阁帖》漫漶，且王著标题率多舛错，有诏出内府所藏真迹，命龙大渊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题，名《大观帖》，又增入《十七帖》、《书谱》并他帖总二十卷，因刻石于太清楼下，为《大观太清楼帖》。三年己丑，汝州守谷阳王き又采集晋、唐、五代名人书刻石，置于郡斋之坐啸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记，谓之《汝州帖》。会稽有翻本，黄长睿深讥其谬。又驸马都尉潘师旦所刻之《绛州帖》，刘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谓之《绛帖》、《潭帖》是也。又黄山谷所刻之《临江帖》，山谷自有释文刻于后。绍兴初，有《国子帖》，又《米帖》。绍兴十一年辛酉，郡守张斛集《秘阁》、《潭》、《汝》、《临江》诸帖，参校而成为《武陵帖》，又《鼎帖》亦张斛所摹。绍兴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师说为镌薛尚功《钟鼎疑识帖》，后郡守谯令宪又别镌王右军之《十七帖》，置于庾楼，淳熙十二年修，内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阁帖》，谓之前帖。又集王右军《乐毅论》不全本，与《黄庭经》起，及唐明皇、欧阳询、褚庭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李德裕、毕П、李商隐、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书，共为六卷，每一卷后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字样，谓之《秘阁续帖》。绍熙、庆元之间，太师平原郡王韩胄刻《阅古堂帖》；开禧二年以罪死，籍没其家，石入内府，改名《群玉堂帖》，计十卷。他如吴云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宝真斋法书》，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冈军重模之《武冈帖》，前后总二十卷。湖州张氏之《乌镇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沣阳所刻之《沣阳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阴陆放翁之《荔枝楼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汉《熹平石经》残字以及《黄庭》、《乐毅》、《曹娥像赞》并欧、虞、褚、颜小楷，谓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之间，曾宏父所刻之《凤墅帖》及《续帖》，前后共四十册，置吉州凤山书院，七年乃成。云《凤墅》者，刻于庐陵郡之凤山别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画帖》、《时贤题咏帖》、宋宣献之《赐书堂帖》、庐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书彦约之《星凤楼帖》、王曼庆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宝晋斋帖》、贾似道之《世彩堂帖》、太平府学之《姑熟帖》。嘉定间刘元刚集颜鲁公诸书为《忠孝堂帖》，又留忠宣与曾无玷三帖。又宋人集诸家法书刻石为《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观》为祖本而递增递改者。亦有采集诸名家法书在诸帖之外者，亦有专刻一家者。凡此之类，皆谓之宋刻。其中优劣之各殊，椎拓之先后，真伪之混淆无序，纸墨之浓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语也。
明刻有元八十余年中，无刻帖者，虽如赵松雪之工书，亦惟究心二王，于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无当于意，临模亦鲜。即虞伯生、鲜于伯机、邓善之、柯丹邱、张伯雨辈善于赏鉴，亦未闻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阁帖》祖本重刻之为《泉州帖》。周宪王为世子时，又以《阁帖》为主，而参之以《秘阁帖》，又增入宋、元人书，为《东书堂帖》。晋靖王为世子时，又以《阁帖》、《大观》、《宝晋》为主，而益以所藏，刻为《宝贤堂帖》。肃王又翻刻《淳化阁帖》旧本，谓之《肃府本》。成化间，长洲文征仲父子刻《停云馆帖》，章简甫再模之，今谓之章板，校原刻略瘦。嘉靖中，锡山华东沙刻《真赏斋帖》。章简甫又刻《墨池堂帖》，歙县吴用卿刻《余清斋帖》。天、崇间，华亭董思翁刻《戏鸿堂帖》；金坛王太史肯堂刻《郁冈斋帖》；宜兴蒋一先刻《净云枝帖》；云间陈眉公聚集苏文忠书，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书，刻《来仪堂帖》；莆阳宋比玉集临蔡君谟书，为《古香斋帖》；汉阳太守孙克宏刻《东皋草堂帖》。崇祯庚辰，陆起龙又刻《片玉堂词翰》十二册，皆陆深书。
莫方伯如忠及其子云卿刻《崇兰馆帖》。云间顾从义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兰亭松雪十八跋》，后周东山又翻刻之。又曾见有《国朝名人书》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记何人所刻也。海宁陈氏刻《玉烟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书为《小玉烟堂帖》四卷，《莲华经》七卷；他如《铜龙馆帖》、《大来堂帖》、《来仲楼帖》、《鹪鹩馆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宝鼎斋帖》、《清晖阁帖》，皆思翁一手书也。
本朝帖本朝康熙中，有旨将内府所藏旧人墨迹，远自晋、唐以迄本朝，编次模刻，题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书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轩法帖》二十卷，又《八柱兰亭帖》四卷。
嘉庆九年，谕内阁命成亲王刻《诒晋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户部侍郎刘之刻其叔父相国刘墉书，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又成亲王自刻所藏晋、唐、宋、元旧迹为《诒晋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于前代，涿州冯相国之《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祯末年，至本朝顺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仅有五卷，而题头亦未全也。自是以后，真定梁蕉林相国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国有《拟山园帖》，华亭沈氏有《落纸云烟帖》，又《赐金堂帖》，陈香泉太守有《予宁堂帖》，虞山蒋相国子名洲为山东巡抚时，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笪解元重光刻有《东书堂帖》四卷，江西曾观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扬州江氏有《泼墨斋帖》，唐氏有《秀飧轩帖》，曲阜孔氏有《宝鼎斋帖》，孔舍人继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取张文敏照平生所为书曰《玉虹楼帖》十六卷，舍人孙昭薰刻舍人手书为《隐墨斋帖》十卷，长白鄂公西林为陕西巡抚时，刻有《环香堂帖》，嘉兴唐作梅大令刻有《绿蓑山庄帖》，大兴李味庄观察刻有《平远山房帖》，囗南周侍郎於礼刻有《春雨楼帖》，阳湖孙渊如观察刻有《平津馆帖》，吾乡秦蓉庄都转刻有《寄畅园帖》，嘉善谢若农编修刻有《望云楼帖》，吴县谢氏刻有《禊兰堂帖》，钱塘金氏刻有《清啸阁帖》，南海叶氏刻有《贞隐园帖》，扬州鲍氏刻有《安素轩帖》。近昆山孙少迂刻《寿石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霁堂帖》。余与盛松云员外先刻有《诒晋斋帖》四集十六卷，皆诒晋斋主人书也。
伪法帖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旧有《含翠亭》伪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诗》为米南宫诗，后有“元丰壬辰米芾书”字样。考元丰纪元始戊午，终，乙丑，而无壬辰，其为伪迹可知矣。更有奇者，买得翻板《绛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绛帖》，即原刻也，二曰《星凤楼帖》，三曰《戏鱼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嘉庆初年，有旌德姚东樵者，目不识丁，而开清华斋法帖店，辄摘取旧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题跋，半石半木，汇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云居米帖》十卷，皆伪造年月姓名，拆来拆去，充旧法帖，遍行海内，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
论刻帖张怀《书断》云：“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迹，无论可法不可法，辄刻之帖中以为备，则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国，以功显，以忠著，非书家也；王荆公、陆放翁，以文传，以诗名，非书家也；藏其墨迹可也，刻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国朝名人尺牍成大部者，费至数千金，殊觉无谓。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为之，非如二王真迹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书，有名家书，有托名书，有同名书，又有并不善书而随手属笔者，亦有他人代书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书断》之所谓法帖者也。
家刻余生平无所嗜好，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见有佳札，辄为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总角刻碑，似有来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始出门负米，初为毕秋帆尚书刻《经训堂帖》十二卷，又自临汉碑数种，刻《攀云阁帖》二册，便为海内风行。嘉庆四年己未，游京师，钩刻成亲王法书为《诒晋斋帖》四卷；十年乙丑，复至京师，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书一鳞片爪，集成小册，为《诒晋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刘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墉平生所为书，余时在京师，为之钩勒，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进上。十三年戊辰，为长白铁冶亭宫保刻《惟清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两儿曰奇、曰祥将余历年所临汉碑五十余种模刻，名曰《攀云阁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为相国英煦斋先生钩刻《松雪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迹或旧拓本，择其尤者，辄为模刻，命曰《小清秘阁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
十八年癸酉，为云间沈绮云司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谟诸书帖刻为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门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时二公俱镇闽中为督、抚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写经堂帖》，起于钟、王，终于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时太守正摄篆秦邮。是年，萧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临汉、魏隶书大小数十种刻成四卷，曰《问经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黄两峰嵋为昭文令，介余选集山谷大小行书六册，曰《黄文节公帖》，盖蔡、苏、米三家各有专刻，而文节无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令吾邑，偶见前英相国所刻《松雪斋帖》而爱之，视相国所未备者，又续刻《松雪斋帖》六卷。是年冬，钟祥彭毓圃志杰为乌程令，余为刻《吴兴帖》六卷赠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临本《黄庭》、颜鲁公《竹山连句》，及宋四家、赵荣禄、俞紫芝、张伯雨、吴仲圭、郭天锡、倪云林等书，合而为一，计八卷，以续《写经堂帖》之后。是年九月，《攀云阁帖》刻成，计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为长白斌笠耕观察取赵、董两文敏墨迹，刻为《抱冲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两年之内，为歙县鲍让斋观察刻余向所缩临唐代诸碑三十二册，至四年而始成。是时仪征巴朴园宿昆仲索视余所刻诸帖，余因检得六十四石赠之，藏之朴园壁间，命曰《朴园藏帖》八卷。次儿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时成焉。七年丁亥，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遗墨大小楷行草书六册，为《仁本堂墨刻》。
八年戊子，为肤施张河帅芥航先生刻文与可、苏东坡画竹题跋，计两大册，分装四卷，曰《澄鉴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自钟鼎款识并周、秦、两汉、魏、晋、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诸书，各摹数字，略备体格，本为课孙而刻，亦以便初学观览，为书法之源流也。其余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传诔，有诗刻题名，如《秦会稽刻石》与《碣石门刻石》、《泰山》、《琅邪》、《之罘》、《东观》诸刻石，《汉熹平石经》残字，《郭有道》、《陈仲弓》、《杨伯起》、《曹娥》诸碑，及缩本汉碑、《定武兰亭》、褚模《兰亭》旧本、《乐毅论》、《九成宫》、《醴泉铭》、《砖塔铭》、孙过庭《书谱》之类，不可枚举，俱别载《写经楼金石刻目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