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动乱中，许多前隋朝勋臣、将领都起兵反叛，以瓦岗寨为代表的山东豪杰更是如雷贯耳。为了推翻隋朝，各种山东势力与关陇集团中的不同派系进行对抗或合作。最终，出身关陇的李唐势力，在山东豪杰军事集团的协助下扫平了各路反王。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
由这段话可知，隋唐两朝统治者都奉行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对山东士族门阀有一种天然的歧视与戒备。
唐太宗李世民以开明执政著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就是这种五湖四海政策的典范。例如，联手消灭东突厥汗国的名将李靖与李勣，一个是关陇贵族出身，另一个是山东豪杰出身。贞观朝的文武百官来源很广，包括关陇贵族、山东士族、山东寒族、各种少数民族。但就实而论，唐太宗对山东士族门阀的态度，并不像对山东人才群那样包容。他同样是“关中本位政策”的执行者。
早在唐高祖李渊时期，秦王李世民就以山东问题为借口，攻讦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来山东豪杰窦建德的旧部发动叛乱，在很大程度上与唐高祖李渊的高压政策有关。李渊是典型的关中本位主义者，对山东势力十分不信任。李世民利用了这一点。唐太宗即位后，命令高士廉等大臣编修《氏族志》。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工程，更是关陇集团打压山东士族的手段。
当时的山东士族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极高。他们自认为有足够的资本进入李唐的权力中心，故而表现得更加高傲，几乎要与李唐皇族分庭抗礼。这显然让唐太宗无法容忍。
此外，魏征等在朝的山东豪杰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也十分推崇山东士族。满朝官员也羡慕士族门第，纷纷以与山东士族结为姻亲为荣耀。长此以往，山东士族又将逐渐成为门阀势力主体，再度成为王朝的影子操控者。从东汉末年到唐朝，中国一直处于门阀社会形态。无论王朝如何兴替，士族都会很快融入新的统治阶层。无论某个大姓家族如何衰落，山东士族阶层总能东山再起，保持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与控制力。这对代表关陇集团的唐朝统治者而言，更是不可不戒备的隐患。
为了打压山东士族，唐太宗严令其皇子不得选山东士族之女为妃，公主不得以山东士族之子为婿。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朝廷下令禁止崔、卢、郑、王、李等山东士族大姓之间相互通婚。高宗还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辅、卢浑、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才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然而，在防备山东士族的同时，随太宗皇帝打天下的山东豪杰军事集团越来越受到重用。
陈寅恪先生认为，山东集团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为山东士族，一为山东豪杰。前者主要是有经学背景的高第世家，后者则来自庶族地主甚至穷苦庶民。李唐统治者打压的对象是士族阶层，而不是山东豪杰。
例如，太宗极其倚重的直臣魏征，既非关陇贵族，又非山东士族或武人。太宗重用魏征，不仅是为了多一面提醒自己不犯错的“镜子”，也是为了以山东豪杰势力来监视山东士族势力，甚至关陇集团中的腐化分子。
随着李靖等关陇籍名将的隐退，山东豪杰军事集团在贞观后期的地位不断上升，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表面上只是帝王家事，实际上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一决胜负的交锋。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而被废的王皇后属于关陇集团势力。在参与决策的四位重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是反对派，因为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山东集团的代表，老将李勣，却是赞成派。其根本原因在于，武则天与李勣同属山东阵营。
武则天当权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山东豪杰主政阶段。寒族出身的女皇，一方面破坏关陇集团，另一方面又打压山东士族，同时积极抬升山东寒族的地位。此后她又把东都洛阳变成了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彻底颠覆了北周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因此零星瓦解，山东豪杰也渐渐不再作为集团出现，而长期以来的东西地域矛盾也趋于缓和，逐渐变为南北地域矛盾。
伍
“安史之乱”是汉胡矛盾的产物吗
对大唐盛世很多人都不陌生，哪怕不知道这个盛世实际上包含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以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对唐朝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很快关注到两件事：一是唐太宗开启的“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二是导致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早在唐朝时就有人认为“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唐朝统治者过多倚重胡人将领（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在近代历史学家中，陈寅恪先生也认同此论。
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唐朝的各民族平等政策，而忽略了大唐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差异。
从表面上看，唐朝平定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后，已经不再是那个威震四方的大一统王朝，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异族寇边。陈寅恪先生则认为，这种巨变与唐朝内部的汉胡矛盾大为相关。
他在《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一文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之所在也。”
由这段话可知，“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疆域内，实际上分化为两个经济文化差异极大的区域。一个是拥护李唐皇室的关中及东南地区，另一个是以藩镇形式存在的河朔地区。
关中是唐朝腹心，也是当时的汉文化中心之一。不同于西魏北周隋朝时期，这里的汉胡彻底融合，以华夏汉文明为正统。东南地区从东晋到南朝时一直保留着相对纯粹的汉文化，不像长安那样杂糅了浓厚的胡风。两大区域都是多民族杂居，但汉化彻底，华夏正朔观念远强于隋朝以前。所以，这些地区虽有藩镇，但大多臣服于唐朝。
河朔地区则不然，其政治、军事、经济已经自成一体，不再受中央王朝节制。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这些地区与关中、东南最大的差异不是多民族杂居，而是民间社会风俗胡化严重。在唐朝的长安、洛阳两都，来自不同国家的周边民族学习的都是汉文化。无论是日本的遣唐使，还是西域的留学生，读的都是儒学经史；无论地域背景有多大差异，思想内核仍然以汉文化为根本。河朔地区的汉人民众，反而不如长安、洛阳的胡人那般热衷研读汉学经典，思想价值观与杂居的胡人趋同。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陈寅恪先生考察唐朝史书中的相关人物记载时发现，河朔胡人家族一直保持本民族文化，而久居当地的汉人家族不但没能促进胡人汉化，自己反而渐渐“胡化”。也就是说，河朔地区的汉胡百姓已经成为一个“胡化”的文化共同体。
如此一来，经济文化相差甚远的两大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起于河朔藩镇，而叛乱被平定后，中央王朝依然无法有效控制这块区域，双方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与汉胡矛盾的确有关系。然而，要是结合唐朝历史的背景来看，也不能简单地说“安史之乱”和“永嘉之乱”（导致西晋灭亡，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的性质相同。因为唐朝的情况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中原王朝。
早在先秦时期，夏夷之防就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大课题。齐桓公尊王攘夷，秦穆公伐西戎，赵武灵王驱三胡，秦皇汉武北征匈奴，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三国时，各种少数民族分别依附于魏、蜀、吴政权。西晋一统乾坤后，也继承了这笔遗产。然而八王之乱消耗了中原王朝的元气，导致内附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直到数百年后才由汉胡融合而成的隋唐王朝重新统一天下。
但无论是先秦时的“诸夏”，还是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不光有夏夷之防的一面，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
西周灭于犬戎，击败犬戎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的秦人，曾经被中原诸夏视为戎狄。而齐桓公尊王攘夷时，楚国也被看作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南蛮。中原最强诸侯晋国宗室与北狄通婚，中山国则是属于北狄的鲜虞部落直接建立的。汉武帝以反击匈奴著称于世，但他的三个托孤大臣中就有匈奴王子金日磾，而就连从“永嘉之乱”开始攻入中原的五胡，也早已在东汉时内附中原王朝，并为东汉、曹魏、西晋三朝效力。
五胡进入中原后，纷纷效法中原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其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推动胡汉融合，才能稳固统治秩序。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前秦统治者苻坚曾经尝试过不分你我的民族政策，但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各族纷纷背叛了前秦，留下惨痛的教训。直到北魏孝文帝元宏推行全面汉化的太和改制时，才真正让汉胡融合走上正轨。
唐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和他的前身隋朝都脱胎于北周，而北周上承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的胡汉融合，是那段历史演变的现实逻辑。这使得唐朝一方面吸收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胡风，另一方面又必需坚持华夏本位的立场。唐太宗的“华夷如一”是指导思想，但在具体操作中，唐朝对不同族群的胡人往往采取不同的态度。
自唐朝开国之初，就不得不面对极其严重的边患——突厥。自从鲜卑人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后，融入了农耕文明。所以，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统治者，无论胡风多么浓厚，都像汉人王朝那样与纯游牧民族彼此对立。先是以柔然为眼中钉，突厥人打败柔然后，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在隋末动乱时，包括李唐集团在内的各支反隋势力，无不以突厥为后援。唐太宗刚登基没多久，东突厥大军突然南下，好在太宗冷静应对，才避免了亡国危机。渭水之盟让他深以为耻，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唐朝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突厥，一面不断拉拢与东突厥颉利可汗有矛盾的胡人势力。最终，李靖、李勣两位名将一举东灭东突厥，俘虏了颉利可汗。
对于如何安置俘虏的突厥部众，贞观群臣争论得很激烈。
其中，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效法汉武帝将归降匈奴迁往内地的旧例，把突厥部众安置在河南地（非今河南省而是指黄河以南的朔方一带），保留其部落编制，尊重其风俗习惯，让他们做大唐北方的屏障。
尽管不少大臣表示反对，但唐太宗打算以怀柔政策解决汉胡矛盾，于是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从幽州到灵州一带，唐朝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安置东突厥部众，还有将近万家东突厥贵族迁居到帝都长安。后来唐朝的民族政策大体上延续了这个路数，史称“羁縻”政策。
以灭东突厥为起点，唐朝又对周边各族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外交行动。于是西域与塞北各族都以大唐为宗主，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陛下。从初唐开始，许多少数民族将领及其部众都为唐朝皇帝效命。例如，唐太宗时就有契苾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阿史那社尔（突厥人）、执思失力（突厥人）等忠勇战将。此后，历代唐皇也被周边民族称为“天可汗”。唐朝也常征发羁縻州府的各族兵马东征西讨。由此可知，唐朝盛世在很大程度上与“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有关。
实事求是地说，忠于大唐的胡人英豪不绝于史。例如，前述的铁勒契苾部首领契苾何力以唐朝将军的身份，西征高昌、西突厥、吐谷浑，东征高句丽，安抚铁勒九姓叛乱；百济降将黑齿常之多次击退吐蕃大军的入侵；高丽人高仙芝做安西都护时立下赫赫战功；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人。假如将这些胡人功臣剔除出唐朝历史，显然有失公允。
严格来说，“安史之乱”并不像“永嘉之乱”那样是汉胡民族冲突。叛军头子安禄山是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其手下既有胡人也有汉人。而忠于大唐的文臣武将，不仅有颜杲卿（书法家颜真卿的堂兄）、封常清、郭子仪、张巡等汉人，也有高仙芝、李光弼等胡人。
所以，简单讲“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归结于汉胡矛盾并不是很妥当。虽然安史叛军所在的河朔地区因“胡化”而容易引发割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胡人都对唐朝有二心。况且，在关中、洛阳及东南地区，不同族系的胡人汉化程度很高，与河朔胡人存在较大差异，一刀切的结论未免有看问题太片面的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