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认为，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唐高宗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一事。
他指出：“此诏（唐高宗废后改立的诏书）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武则天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
武则天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既不属于关陇贵族，也不属于山东士族，而是属于山东寒族。需要注意的是，“寒族”并不意味着穷困潦倒，其中不乏家境富足饱读诗书之人。只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士族”门阀，很难越过关陇贵族与山东士族两大门阀集团来获取晋升机遇。
当初唐高宗试图立武则天为后时，遭到长孙无忌等关陇权贵的强烈反对。这不仅仅是出于礼法考虑（武则天是太宗时的才人，相当于高宗的一个小妈），更是因为她不是关陇集团出身。
武则天是通过击败权臣长孙无忌才上台的，自然把关陇集团视为敌对阵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取法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抬升了“寒族”的地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庶族地主集团崛起，士族门阀地位下降。这使得东汉末年至初唐的门阀家族逐渐趋于解体，终结了延续数百年的贵族社会。
因为此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总结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随着关中本位政策被武则天破坏，在政治上饱受打击的关陇贵族集团已奄奄一息。纵然李唐宗室通过“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夺回了皇权，也令人诧异地延续了武则天时代的大政方针。唐玄宗将大唐带入“开元盛世”的同时，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均以被破坏殆尽，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打压关陇集团的新政，堪称开启未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局势的大手笔。
叁
为什么府兵制的衰败会导致关陇集团消亡
所谓府兵制，指的是从北魏到隋唐时的一种军事制度。府兵制既不同于战国秦汉的普遍征兵制，也不同于东汉三国的世兵制，而是一种融合了鲜卑兵制和汉人兵制特点的新军事制度。
陈寅恪先生认为：“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这段话简要地概括了府兵制的流变过程。
早期的府兵制来自鲜卑的兵农分离制度。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大势由五胡乱华逐渐走向汉胡融合。五胡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六镇之乱让北魏的统治摇摇欲坠，最终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后来演变为北齐）与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后来演变为北周）。为了克服土地与兵力上的劣势，宇文泰于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将流入关中的原六镇官兵与当地的鲜卑各部族整编为六军。此举为府兵制的正式形成打好了基础。
第二年，西魏与东魏展开激战，西魏军在洛阳邙山惨败，伤亡甚多。为了补充兵力，宇文泰在数年中不断将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收编入官军，并提拔各州郡的望族豪强为乡帅。这与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宇文泰在西魏建立了正式的府兵组织系统。先是模仿拓跋鲜卑的八部制度，设立了八柱国为执政轴心。其中，西魏宗室出身的柱国元欣徒有虚名而没有兵权，而八柱国之首宇文泰是全军统帅，其余六柱国则分别下辖两个大将军，共计十二个大将军，分统二十四支府兵。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时的府兵制还保留着浓厚的鲜卑部落兵制色彩。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朝廷特赐分管府兵的各将领鲜卑姓氏，以示恩宠。这些姓氏源于北魏前期大小部落，可见西魏统治者把府兵诸将默认为这些早已解体的部落的继承人。各将所辖的府兵军人，也纷纷改从自家主将的鲜卑姓氏。
与同时期其他军制相比，这种具有鲜卑特色的府兵制，具有高度组织性，让西魏爆发出了很强的战斗力。
陈寅恪先生曾经对府兵制点评道：“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中略）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弟子，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
西汉名将陈汤曾经说“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即五个胡人士兵的战斗力才相当于一个汉军士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军武器装备精良。但陈汤还说胡兵使用同样的武器装备时，也是三个才顶一个汉兵的战斗力。然而，自从五胡乱华以来，胡人兵马拥有超过汉人士兵的战斗力。
游牧民族先天擅长骑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胡人的部落兵制也具备某些优越性。在鲜卑部落兵制中，部落酋长既是统兵大将，也是大家长。部众多有血缘之亲，感情深厚，能与将领同生共死。而普遍征兵制的士兵多为临时征发，与将军关系要疏远得多。打顺风仗时也许战斗力不差，而一旦战况不利，就会树倒猢狲散。这就是宇文泰借鉴鲜卑部落兵制组建府兵的主要原因。
关陇集团正是靠着掌握府兵来巩固权势的。毫不夸张地说，府兵就是关陇集团的力量之源。北周、隋朝都继承了西魏的府兵制，并凭借组织严密、能征善战的府兵东灭北齐、南平陈朝，而府兵制也因此发展到了巅峰阶段。
然而，隋朝开皇之治的到来，让府兵制不得不做出调整。早期府兵制是兵农分离，农民专心生产，战士专心打仗。以战斗为生的大批府兵将士失去了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妥善安置，不仅会给朝廷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还可能成为新的乱源。于是隋文帝革新府兵制，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农，战时才接受国家征召，自备武器、马匹、衣物等随军出征。由于成为府兵能获得均田制等配套优惠待遇，不少人加入府兵。但在和平年代，府兵以生产为主，承平日久，军事素养大大下降，导致战斗力不断衰退。
尽管隋末大动乱让李唐的府兵获得了表现机会，但府兵制在贞观年间依然走向废弛。
唐太宗时期的外战不少，但在贞观四年（公元629年）前，太宗的主要兵力来自山东豪杰集团。在此之后，他为了挽回府兵制衰弱的势头，一面重用异族将领充实府兵，一面扩大府兵规模。但府兵制的衰弱依然不可避免。天下已定，兵农合一，承平日久，兵不堪用。腐化的府兵越来越难以满足军事需求，而凭借军事力量掌权的关陇集团，也随着府兵制的衰弱渐渐丧失了主导权。
在贞观之治的大环境下，社会安定，百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关陇集团之前多以军功资望晋升，但唐朝用人标准随着战事减少而渐渐不再以军功优先，而是以文化为主，从而使得科举制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太宗打天下时不仅有关陇集团撑腰，还得到了李勣、房玄龄等山东豪杰的支持。山东豪杰是当时唯一可与关陇集团抗衡的军事集团。在唐高宗时期，长孙无忌等人排挤山东豪杰，试图维护关陇集团的优势地位，但是府兵制的衰败，使得以此为根基的关陇集团也开始松动，军队实权发生了转移，山东豪杰在朝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陈寅恪先生指出，武则天之所以能从关陇集团的封锁中突围，就是因为她得到了李勣为首的山东集团的支持。他说：“武氏之得立，主要原因是在李世勣赞助。世勣在当时为军事力量之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元舅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之反对，悍然行之。然武则天之得立为皇后乃决定于世勣之一言，而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后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
无论是唐高宗还是武则天，都是凭借山东集团的力量来抗衡关陇集团的。力倡科举取士，使得武后获得了广大寒族民众的支持，而开设武举又扩宽了军事人才来源，致使养尊处优的府兵逐渐被募兵所取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正式被废除，关陇集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从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肆
山东豪杰为何能在唐朝强势崛起
关陇集团纵横世间数百年，终究免不了走下神坛。陇西李氏建立的大唐王朝，渐渐摆脱了关陇军事集团的控制。特别是武则天称帝后，关陇军事集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股政治力量——山东豪杰集团。
当初大唐一统天下，主要靠两股势力。一股是以李唐宗室为轴心的关陇集团，另一股是山东集团。看过《隋唐演义》的朋友，都会对瓦岗寨各路好汉印象深刻。他们都属于山东豪杰这个集团。秦王李世民在唐朝统一过程中居功至伟，凭借多年东征西讨建立了一套忠于自己的领导班子。秦王府的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其中不少文臣武将来自瓦岗起义军。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后，在秦王府班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路人才，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但唐太宗去世后，忠于他的各方人马很快矛盾激化。先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擅权，后由山东豪杰主持军政。由此可见，两股政治势力依然存在很深的地域之见。
为何山东集团能把关陇集团比下去？为何两派长期以来都关系紧张？这还得从古中国由来已久的东西地域矛盾说起。
周武王从西岐起兵，推翻了雄踞中原的殷商王朝。但没过几年，殷商残部与东夷势力就联合管叔鲜、蔡叔度等王室重臣发动叛乱。周公旦东征三年，才平定叛乱。这是比较早的东西部大战。
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立。崤山以东的魏、韩、赵、燕、齐、楚六国被称为山东六国，而崤山以西只有秦国一雄。尽管山东六国文化各有特色，但相对于秦国又有很大的共性。数百年东周诸侯纷争，导致各地域的文化差异不断加大，秦与六国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秦始皇扫灭六国，兼并天下，开创了中国文明的大一统时代。但六国残余势力并不心服，在始皇帝死后没几年就发动了反秦起义。
短命的秦朝二世灭亡，但西汉统治者依然延续着秦朝的思维。汉高祖刘邦及其军功列侯集团虽是出身山东地区的楚人，但他们全面继承了秦制，还制定了严格限制关中人口流入东部各分封国的法律。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可以视为中央王朝（西部势力）与东部诸侯势力之间的较量。秦汉大一统并没有真正消除东西的地域分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东西矛盾又加入了汉胡民族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
北魏分裂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国格局。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分据关陇与山东，梁朝与陈朝先后控制江南。必须提及的是，三个地域的文化差异很大。
《新唐书》对当时各地文化差异的认识颇有代表性。“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山东地区的人重视家族门第，故而可以姻亲结好；江左（即江南）地区的人重视文化，推崇名士，所以用才智可以折服；关中地区的人雄健，崇尚官爵与权威，所以用权力可以折服；代北地区的人重视武力，推崇豪强贵戚，会服从这类人。
西魏权臣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从而将关陇地区的汉胡豪强权贵凝聚成了著名的关陇集团。而山东地区的士族门阀早在东汉末期就势力旺盛，历经魏晋南北朝也依然保持繁荣。北周灭北齐后，山东与陇西化为一体。但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决定了其与山东士族必然会发生冲突。山东士族自恃有文化与地望的优势，对关陇集团并不心服。从北周到隋唐，只要一有机会，山东集团就会想办法颠覆关陇集团。
在北周灭齐与隋并天下两次较量中，关陇集团都是赢家。
吞并北齐后，坚持关中本位的北周王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抑制山东士族门阀势力，以免山东地区对关中腹地造成威胁。这使得盘根错节的山东士族十分不满。他们转而支持非八柱国家族出身的杨坚夺取皇位。但杨坚与关陇集团的独孤家关系密切，自然不会真的站在山东士族这一方。他称帝之后，延续了前朝的政策，积极削弱山东士族的社会经济根基。此举使得山东地区在隋朝末年成为叛乱多发地带，重演了当年山东地区各郡县纷纷叛秦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