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对侍臣感慨道：“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唐太宗曾经意气风发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想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解决汉胡矛盾，故而不采纳魏征、李大亮、褚遂良等大臣“贵中华而贱夷狄”的传统思路。但此时他却感慨道：汉人百姓才是天下的根本，四方夷狄只是枝叶，过去的政策是重枝叶而动摇了根本，难以维持长治久安。由此可知，融合胡人血统的唐朝统治者依然以维护中原汉文化为立国之本，而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把文化认同作为判断汉胡归属依据的主要原因。
陈寅恪先生反复强调，研究古代历史时应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入手。他指出：“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因此，他的中古史研究文章着眼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胡化说”是其代表性观点之一。
按照《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胡化说”可以视为陈寅恪先生独创的学说。众多研究者也认为，陈寅恪先生对“种族与文化”的讨论开启了学术界的一个思路。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很准确。因为早在宋朝时就有史学家对“河朔胡化”问题有所论述。而更早的唐朝人也对社会上的“胡化”现象印象深刻。陈寅恪先生的“胡化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发扬了唐宋学者的观点。
唐朝人对“河朔胡化”有着直观的认识。《新唐书》称“天下视河朔若夷狄然”。刘禹锡曾经发问：“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
黄河以北地区的地势重要而兵强马壮，但当时的人们都把那里当成夷狄之地，而非大唐内地。就连藩镇节度使田弘正也在给朝廷的上表中坦言：“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这句话的意思即是说，“安史之乱”后，这片土地已经高度胡化。
在近代以前，宋朝的史学十分发达。陈寅恪先生认为，“宋贤史学，古今罕匹”。他特别推崇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称赞《资治通鉴》这部史学作品是体大思精。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了不少河朔地区将军的民族成分。例如，安禄山是“营州杂胡”，即多族混血的胡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的母亲是高丽人李怀玉的姑姑，所以李怀玉推荐他做节度使；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是奚族人；李忠臣的裨将李重倩也是奚族人；河朔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出身于回鹘阿布思部；卢龙节度使张公素的大将李茂勋与王庭凑是同一民族。上述河朔将领分布于唐朝不同皇帝时期，族属不同，但都是胡人。
据《资治通鉴·穆宗长庆元年条》记载：“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河朔地区的士兵骄纵成性，强悍难以治理。这是时人眼中典型的胡人作风。
《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四年》载：“（河朔地区）沂、海、兖、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使，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骂将卒辄曰：‘反虏’。”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王遂是外地人，他性格急躁，治军严酷，用比平常更大的杖来责打当地将卒，常常骂他们是“反虏”。这个“虏”不是指俘虏，而是对胡人的贬称。这件事从侧面说明，河朔人士在外地人眼中，就是桀骜多叛的胡人。
史料反映出的“河朔风俗”并不仅仅是文人的评价，更是朝廷的认识。例如，《资治通鉴·武宗会昌三年》载：“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河朔地区的胡人风俗积重难返，所以朝廷很难有效治理那里，只能放任其传袭。杜牧在《战论》《守论》等政论中就对“河朔胡化”问题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这又对司马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的“臣光曰”中写道：“（河朔地区的）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封爵授禄、官吏废置，生杀予夺等中央朝廷才有的权力，在河朔地区无法执行。那里的政令不是出自中央，而是出自实际上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本土势力。河朔的骄兵悍将经常发生“下克上”事件，所以在高位者整天担心下级哗变，一旦出现破绽就可能被屠灭殆尽。
司马光认为，“河朔风俗”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以“礼”（代指汉文化）治军。也就是说，没有对那里进行彻底的汉化。
由此可见，唐宋史家对“河朔胡化”问题已经有了十分深入的认识。陈寅恪先生的“胡化说”主要是来源于司马光、欧阳修等宋贤史家的观点。对于这点，陈寅恪先生自己也曾表示：“吾国近年之学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总之，“胡化说”这个理论并不是陈寅恪凭空独创的，而是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学术养分。
捌
王导为何号称“江左夷吾”
东晋老百姓有句谚语叫“王与马，共天下”。“马”指的是东晋皇族司马氏，“王”指的是从北方南渡的士族门阀琅琊王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琅琊王氏都是司马氏皇族的支柱。这个格局始于西晋灭亡而东晋刚刚建立之时，第一个与司马家共天下的“王”是王导。
王导，字茂弘，小字阿龙，东晋开国元勋之一，是当时极富盛名的政治家与书法家。他出身士族名门琅玡王氏。琅琊王氏可以追溯到秦朝武成侯王翦。王翦被秦始皇尊以师礼，先后攻灭赵、燕、楚三国，并南征百越。秦朝灭亡后，琅琊王氏逐渐在两汉兴起，在东晋时进入了鼎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导和他兄长王敦。
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早年与王导关系友善。“永嘉之乱”摧毁了西晋王朝，剩下的司马氏皇族与朝臣不得不南迁避祸。司马睿在北方士族王导、王敦兄弟的支持下即位。王导兄弟凭借拥立之功，权倾朝野，于是司马睿在登基大典那天突然拉着王导一同接受群臣朝贺，甚至当时表示愿与琅琊王氏共享江山。但王导十分清醒，极力推辞，才打消了司马睿的念头。
但晋元帝终生对王导非常尊敬，他不仅称王导为“仲父”，还常常亲临王导府邸，对其夫人也十分礼遇。甚至在王导上朝时，晋元帝都会把君臣尊卑之礼丢到一边，主动起身相迎。
王导历经晋元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一直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在他的努力下，东晋王朝的秩序变得安定，并且形成了门阀政治格局。东晋人对其功绩十分推崇。例如，同时期的士族大臣桓彝赞叹道：“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另一士族出身的大臣温峤则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于是，王导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江左夷吾”。
江左，又名江东，主要指今天的皖南、皖东、苏南、浙江、赣东北等地。东晋以健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疆域大体在淮河、长江以南，腹心地带在以健康为中心的江左地区。而管夷吾指的是春秋早期齐桓公时的政治家、战略家管仲（字夷吾）。因此，“江左夷吾”的意思是说王导对晋朝的功劳和影响力如同管夷吾之于齐国。
清朝学者王鸣盛对此颇感奇怪——在他们看来，王导除了拥立晋元帝外，并没做什么举世瞩目的政治，却得到时人如此推崇，很是不可思议。清人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管仲是一位开创新时代的伟大人物。
管仲生活的年代，礼崩乐坏，诸侯纷争，齐国因内乱而动荡不安，恰好四夷势力强盛，从四面八方入侵中原，甚至连周王室所在的河洛地区，都有不少戎狄部族扎根。周王室无力组织诸侯联军应战，而各诸侯国也无力击退潮水般涌入的戎狄。
后来，齐桓公重用管仲进行改革。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不仅国富兵强，还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合诸夏之力击退了四方夷狄，成就了春秋首霸的美名。孔子曾感叹道：如果不是管仲的功劳，整个华夏族群都会变成披发左衽的夷狄，华夏文明也不复存在。管仲因此得到世人推崇。不仅战国人将管仲与商鞅并称为两大治国能手，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也自比“管仲”。
至于王导，在他执政期间的东晋并没有太多战国秦汉三国式的轰轰烈烈的功业，将其称之为“江左夷吾”，似乎有过誉之嫌。
故而，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称：“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惧妇为蔡谟所嘲，乃斥之云：‘吾少游洛中，何知有蔡克儿？’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为门阀尔。”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晋书·王导传》有六千多字，很多滥美之词。但王导看似一代名臣，其实没做成什么大事，只不过是让琅琊王氏变成东晋门阀，子孙占据官位罢了。
但陈寅恪先生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以证明王导的贡献配得上“江左夷吾”这一称号。
他直接批评王鸣盛见解乖谬，王导实际上是汉民族的大功臣。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
对于这个评价，还得从当时的局势说起。
东汉末年分裂成魏、蜀、吴三国，原为曹魏臣子的司马氏先灭了蜀汉，后来又篡夺了曹魏江山，最终平定东吴，建立了西晋王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但作为被征服者，吴蜀之人对西晋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不同。蜀人对新王朝比较认同，而吴人的抵触情绪较强。特别是吴国最后灭亡，风土人情与北方差异极大，又有长江险阻，再加上江左士族豪强多，很容易对西晋统治造成隐患。
陈寅恪先生认为：“吴、蜀之人对洛阳统治政权态度不同，谁与被征服时间之长短有关，然非其主因，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
蜀汉与曹魏是死敌关系，但两国统治者的阶级属性比较接近。曹操出身寒族，而非士族门阀。他以法家思想治国，采取抑制豪强，提拔寒族人才的政策。而刘备自称是汉朝中山靖王之后，但传到他这一代，宗室光环早已淡化，与平民寒族没什么两样。诸葛亮是诸葛丰的后人，其家世相传的学问也是倾向于寒族的法家。故而，魏、蜀两国的治国方针大体接近，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东吴则不然，自从建国以来就依靠江淮地区的强宗大族，在政治上采取放纵豪强的政策，故而东吴的政治基本上被江左地方豪族所掌控。西晋灭吴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这股顽固的地方势力，江左豪族与北方士族的地域之见很浓厚。而东吴政权因特殊地理环境形成的政治格局，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五朝。
“永嘉之乱”迫使西晋皇室从中原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司马氏皇族与随行南下的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到了江东士族控制的地盘建立新王朝，这势必会引发南北地域冲突。
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元帝者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在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
江左从孙吴时期就是江东士族的主场。晋元帝及王导等北方士族都是外来户。以顾荣为代表的江东士族若是拒绝其定居于此，只怕世上再无东晋王朝。
王导的功绩恰恰在此，他积极促成南下的北方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的合作。双方本着同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共识达成协议，放弃此前的旧怨与猜忌，合作建立了东晋王朝，共抗南下的五胡。假如晋元帝君臣没能站稳脚跟，就不会有后来东晋及南朝雄踞南方三百年的历史格局，而元朝也许就不是第一个异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甚至，连华夏文明会不会从此中断，都要打个问号。
所谓征服者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征服者直接摧毁被征服者的文明，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东晋保留了正统的汉文明成果，并以华夏正朔的感召力影响着落入胡尘的北方地区，让留在中原的汉人士族没有被彻底胡化。而入寇中原的五胡纷纷效仿晋朝典章制度，建立自己的封建化政权。这些游牧民族的汉化之路由此开启，而假如没有东晋，也许“河朔胡化”的一幕会在全天下上演。如此一来，后来就不会出现海纳百川、汉胡融合的盛唐气象。
管仲的霸业以尊王攘夷为本，齐桓公称其为“仲父”，而王导也被晋元帝称为“仲父”。他与南北士族共同建立东晋王朝后，也计划要收复中原。虽然这个远大的理想没有实现，但从保护华夏文明火种的角度说，王导功不可没。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晋的大功臣王导完全有资格被晋人尊称为“江左夷吾”。
